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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社会妖魔化与神话化西藏的背后

主要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沈卫荣先生作了题为“寻找香格里拉——妖魔化与神话化西藏的背后”的演讲,吸引了近200名来自北京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学子和各界人士,受到了现场听众的欢迎。沈卫荣教授以一部题为《失落的地平线》的小说为引线,用大量的实例以及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听众详细介绍了西方世界把西藏文化进行妖魔化与神话化的逐步发展的一个过程。
主题词:香格里拉  妖魔化与神话化
时间:2009-07-19
主办: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西藏文化网

地点:
北京大学百年讲堂

 
 

  主讲人:沈卫荣

  1983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84年至1985年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培训部学习西藏语文。1986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1998年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博士毕业。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社会兼职有西北民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访问教授。近年积极倡导以汉藏佛经对勘为主要内容的汉、藏佛学比较研究。主要学术出版物:《汉藏佛教研究丛书》、《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等。

 
寻找香格里拉——妖魔化与神话化西藏的背后

  1933年,一位名叫James Hilton的人发表了一部题为《失落的地平线》的小说,一路畅销至今,被后人称为遁世主义小说之母。这部小说讲的是二次大战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一个世外桃源的故事。
  1931年5月,外国人正慌乱地从印度某城巴斯库撤离,一架英国使馆派出的飞机从一个不明的地点飞往中亚的白沙瓦,结果被劫持到了一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当时飞机上有四个人,一个是英国的公使,名叫Robert Conway,还有他的一名副手、一名女传教士和一位正遭通缉的美国经融骗子。当这四个人坐的飞机中途迫降在雪山丛中时,他们发现这个名为香格里拉的地方竟是一个难得的世外桃源。
  雪山丛中,有一个“蓝月谷”,一座巨大的宫殿耸立于中央,最上面住着香格里拉的主宰“高喇嘛“(High Lama),香格里拉的居民汇集世界各路精英,管家是一位文雅、世故的汉人,还有一位漂亮的满族小姐。香格里拉有中央供暖、俄亥俄的阿克伦浴缸、大图书馆、三角钢琴、羽管键琴,还有从山下肥沃的谷地运来的食物。
  香格里拉的图书馆里面充满了西方文学的经典,收藏的艺术品里面有宋代的瓷器,演奏的音乐中竟有肖邦未曾来得及于世间公布的杰作,可以说世界文明的精华咸集于此。香格里拉的居民人人享受着现代、富足的生活,只有所有的西藏人却住在宫殿的脚下,他们都是伺候那些喇嘛及其他居民的仆人。除了西藏人以外,这里的人都长生不老。他们的“高喇嘛“已经活了250多岁。那位看上去很年轻的满族小姐实际上亦已经接近百岁了。
  1919年经历了一次大战的欧美年轻人成了“迷惘的一代”,特别是英国的很多精英知识分子和年轻人,经历了这场残酷的战争,他们满怀着对人类社会幸福美好的向往,积极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战争粉碎了他们对世界的希望和梦想,无法再走上传统的生活道路,于是开始寻找心中的香格里拉。
  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是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可能比目前我们所面对的金融危机还要严重,是近代以来规模最大、后果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可想而知,在战争把自己的理想粉碎的时候,又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的人们是怎样一个精神状态。接下来各个国家出现疯狂的民族主义,最典型的就是德国的纳粹开始猖獗。第二次大战山雨欲来,百姓恐惧战争阴霾,饱受摧残的心灵需要在香格里拉这块宁静美好的伊甸园中得到了抚慰。
  可以看出,香格里拉是西方世界想要寻找的一块美好的伊甸园。
  在《失落的地平线》中反映的是时代的思想,反映了很深的帝国主义的烙印。在纯洁美好的乌托邦理想下掩盖了许多隐藏的暴行。香格里拉只是西方白人的伊甸园,而不是东方人的桃花源,更不是世界人民的幸福乐园。 香格里拉的地理分布充分体现了这种平和的神权统治下彻头彻尾的种族等级体系,住的越高,地位就越高,像“高喇嘛”住在最顶层,是一个平和的神权政治的最高统治者。外族的喇嘛们生活在屹立于宏伟巍峨的雪山上的喇嘛寺,而种植粮食的大量土著居民生活在下面的山谷中,这些就是西藏人,他们除了吃饭、会微笑以及伺候他人,就不会在做什么了。在香格里拉,他们是没有地位的,只是仆人。
  西方人公开的声称,“我们认为西藏人由于他们所生活的海拔高度等原因,不如外界的民族那么敏锐,他们是非常迷人的民族,而且我们已经接纳了很多藏族人,但是我怀疑他们其中能否有人能活过百年。汉族人相对而言好一些,但是他们中很多人也只活了一般意义上的高寿而已。我们最好的选择毫无疑问是欧洲的拉丁人和北欧人,美国人也同样受欢迎。” 从这些可以看出种族的划分是非常明显的,有很典型的帝国主义的气息。
  总而言之,香格里拉是一座西方文明的博物馆,香格里拉是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于东方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幻想。香格里拉是一个充满了帝国主义腐臭的地方,它是西方人创造的一个精神家园。而不是我们的,也不是西藏人的精神家园。在这本书中经常提到:东方人难以进行精神交流,西方人的精神苦闷和终极追求是东方人不能理解的。所以,这个保存了世界文化成果的香格里拉是西方文明的博物馆,东方文化只是装点。
  1937年,著名导演Frank Capra将《失落的地平线》拍成电影,这部同名电影使得香格里拉的故事在西方非常深入人心。香格里拉本身的来历可能是作者灵机一动创造出来的,也可能是与藏传佛教里的香巴拉有些关系。但是现在没有证据可以说作者知道藏传佛教里有香巴拉这个传统。总之,在地图里,香格里拉是找不到的一个地方,没有办法确定。从前美国的导弹发射基地就被称为香格里拉。美国总统休假的地方,现在叫戴维营,以前也叫香格里拉。70年代开始,香格里拉大酒店遍布东亚旧殖民地,在西方是没有的。这是帝国主义的流风余续,以重温帝国主义的旧梦。
  香格里拉=云南中甸:Tradition on Sale。非常遗憾的是,几年前中国云南的中甸宣布这个地方就是香格里拉。还有很多人出书证明这个地方就是香格里拉。其实,香格里拉就是一个莫须有的地方。如果把香格里拉这种认同作为发展民族经济的商业行为,无可厚非。但是从政治上讲,是很不正确的。把云南中甸装扮、浓缩成西藏文化的一个缩影,我认为是一个不恰当的做法,这是在贱卖自己的传统文化。这是内部的东方主义: Inner Orientalism,是取悦于西方,按照西方的设想制造一个东方的形象。这种倾向在近代和当代,包括电影、书画、文学作品都有倾向。
 
  将香格里拉等同于西藏是西方出现的一种非常典型的倾向,它变成了后现代西方人的精神家园。这几年,西藏包括藏族文化在西方非常的吃香流行,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西藏被西方人当成了香格里拉,被整个西方世界当成了他们所期待的一个精神家园。这也是西方社会会如此持久的出现西藏热的原因。实际上,大部分西方人对现实的西藏并不了解,也不关心。他们只是关心他们心灵中的西藏,或者是他们虚拟的西藏,而这个西藏,就是香格里拉的一个变种和发展。
  西方人对西藏的热爱是西方“东方主义“的一个经典例证。西方人视野中的西藏与现实、物质的西藏没有什么关系,它是一个精神化了的虚拟空间,拥有西方文明中已经失去了的、令人渴望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它是一个充满智慧、慈悲的地方,没有暴力,没有尔虞我诈;藏族是一个绿色、和平的民族,人不分贵贱、男女,一律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这样的一个西藏过去没有在历史上存在过,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出现。说穿了,西藏是西方人心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他者”,是他们观照自己的镜子,是他们用来确定自己认同的坐标,是经历了工业化之后的西方人的精神超市,寄托了他们所有的梦想和怀旧之情。在这里他们的精神可以纵横驰骋,得到无穷的享受和满足。与其说他们热爱西藏,不如说他们热爱自己。
  接下来,我会和大家回顾一下,西藏是怎样被说成是香格里拉的,西藏又怎么会成为西方的后现代精神超市的。这是一个美丽的神话,但是,它不能给西藏、西藏文化、西藏人民带来利益。
  最近二十年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方人对西藏的热情有些泛滥,这是有很深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而香格里拉的神话恰恰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西方的历史上,对西藏认识一直都是这样的美好的吗?当然不是。如果,现在非常热爱西藏的西方人士,回顾一下他们的先辈接触、认识、理解西藏的过程,他们会很脸红的。实际上,在几十年前,他们对西藏的形象还是非常的不堪的。真正把西藏说成是香格里拉,即精神家园,还是很晚近的事情。
  西方人认识西藏的历史始于神话传说时代。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的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就已经出现了有关西藏的记载。其中提到印度北边有一个民族,其居住的地方有硕大的蚂蚁,擅淘金沙,它们在地下做窝,集聚金沙,可白天总有掏金者过来把它们聚集的金沙偷走。这个故事大概是西方人至今相信西藏有大量金矿的由来,尽管它没有任何的历史依据。令人诧异的是,在流传于今克什米尔拉达克地区的藏族自己的民间传说中,竟然亦有这种蚂蚁掏金的传说。
  希罗多德之后,西方文献中再次出现有关西藏的记载见于公元一世纪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名著《地理》,其中不但提到了西藏,而且还提到了一座铜色的山。铜色山是藏族人民心中的一座圣山,它是藏传佛教大师莲花生隐居的地方。于此,历史与传说杂糅在一起,委实匪夷所思。
  公元一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有关西藏的记载非常少。西方人较多地了解西藏是从《马可波罗游记》开始的。马可波罗也没有到过西藏(目前西藏自治区的范围,古代叫卫藏,西藏东部是安多和康区,他只到过安多那一带地区),却留下不少添油加醋的记载。他说西藏人是最擅魔术的人。西藏和克什米尔的“八哈失” 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术师,他的书里边提到了一个故事,说每年蒙古大汗,当时在位的大汗是忽必烈汗,他每年要去上都避暑,大家都知道,现在去上都,从北京开车过去只要5,6个小时。可是当时要走上好几个月,他每年去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西藏的喇嘛陪着大汗一起出发,因为天气是不可预测的,经常会遇到大的暴风雨,可是只要西藏喇嘛在旁边,只要他用魔法念咒,哪怕其他地方风雨大作,大汗所经过的地方一定是风和日丽的。这个故事,大家如果去翻翻我们汉文的文献记载,翻翻元代有一本佛教的书叫《佛祖历代通载》,其中记载的胆巴国师的故事,就可以知道他的故事和《马可波罗游记》中说的故事一模一样。在元朝有两位在大汗前面服务的来自西藏的很有名的大师,一个是八思巴大师,另外一位就是八思巴的弟子,名叫胆巴的国师,是从旦麻之噶巴地方来的,里边的故事跟他说的一模一样。这是马可波罗书中提到的西藏人的第一个形象。马可波罗说的第二个形象是,他认为西藏人是世界上最不讲道德,最不讲廉耻的人,为什么呢?就是他们的男女关系混乱,他说游客到西藏去,藏族的母亲们就会亲自把他们的女儿送过来,游客对此不用负任何的责任,走前只要送一个小小的礼物就可以,而且受到这样的小礼物越多,她们的身价就越高,这是世界上最恶劣的风俗,他还鼓动他的家乡人到西藏去,吃这份免费的“午餐”。整个来说,这个故事影响很大,如果去读一读当时元朝留下的藏传佛教的西藏喇嘛的形象的话,跟马可波罗的这个说法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当时藏传佛教的喇嘛在元朝的宫廷里边传所谓秘密大喜乐法,就是指男女双修,所以汉族士人认为西藏人,特别是喇嘛,是妖魔,他们传的不是正法,而是妖法。从那个时候开始,可以说性化和巫化西藏和藏传佛教,变成一个不管是中国也好,西方世界也好,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所以东西方的人常常色情化西藏,认为西藏人在两性关系上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民族。如果跟我年纪相仿的可能还记得,1987年,中国有一位作家叫马建,写了一部小说叫《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这部小说的主题就是把西藏描写成一个情色的地方,每个故事都和情和色有关系,并把它看成是落后和愚昧的表现来描述。实际
  上,当时马建在1980年代的中后期去西藏,而那个时候的西藏,也同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在社会、两性关系上,西藏社会跟我们内地的社会没有多少区别,根本看不到他小说里面描写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都来源于他从自己的文化当中所接受的有关西藏的传统说法。而这些传统可以回溯到马可波罗时代,也可回溯到元朝阶段。
    西方人和西藏真正的接触是开始于传教士的时代,第一个到西藏的西方人是葡萄牙的耶稣会的传教士,叫Antonio de Andrade,他从1624年从印度来到西藏西部,就是阿里扎布让这个地方。在西藏停了没多久,他就返回了印度。后来他就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重新发现大契丹或西藏》,这本书1626年在里斯本用葡萄牙语出版,又很快翻译成其他欧洲语言出版,影响非常大。Andrade对西藏形象的描述跟其他人比,相当的正面。他说西藏人是很有学问,很有礼貌的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是,他明明是第一个到西藏的欧洲人。他却说他是重新发现了西藏,这也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为什么叫重新发现了西藏,因为去西藏的目的是要去传教的,传天主教的教法,可是到了西藏以后却发现,西藏早已经是一个“天主教”的王国,他认为西藏的喇嘛就是他们天主教的牧师,西藏人穿的衣服,那个大红的袍子,西藏宗教的那些仪轨跟在天主教里的那些仪轨,如灌顶洗礼等都非常的相似,所以他一方面非常高兴的宣布重新发现了“天主教的王国”。另外一方面也觉得非常的失落。为什么说失落呢,因为他本来到西藏去是要传教的,他发现西藏不需要他传什么教了,都已经在那里了。后来很多天主教徒都非常痛苦,他们说这是魔鬼的一个恶作剧。可后来这也给新教攻击天主教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武器,说你们天主教本来就是坏东西,西藏的喇嘛教和天主教本来都是坏的东西,是一丘之貉。
  从传教士时代,我们讲到十八世纪启蒙时代。大家知道西方的启蒙时代,可以称为一个浪漫化东方的时代。在启蒙时代,东方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形象。当时特别是法国像伏尔泰那样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文化都非常的赞赏,他们甚至于认为欧洲已经走向没落,欧洲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康熙大帝变成他们的皇帝,才有希望。中国是那么好的地方,统治中国的这些领袖人物全是哲学家。而德国的那些启蒙思想家对印度的佛教、佛学、印度的这些思想也非常的热衷。就是在这样一个浪漫的东方化的时代,西藏的形象,还是非常的不堪。一直被认为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的一个非常专制、愚昧、落后和非理性的地方。受到很多启蒙思想家的批判。大家习惯于把东西方分成两块。将文明、民主、理智、个人做为西方的象征。东方就是非理性、愚昧和专制的代名词。西藏更是东方专制的典型代表。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读这些著作,就会知道像写《社会契约论》的卢梭、法国文学家巴尔扎克都以非常负面的形象描写过西藏。而德国的哲学家们也同样如此,像康德有一段话非常有代表性,他说世界上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做,他就搞不明白为什么西藏人整天什么事都不做,一个人坐在黑洞洞的房子里面,面对墙壁,两眼发呆,这到底有何意义。像黑格尔还专门写了文章,对活佛转世制度、对达赖喇嘛转世制度表示非常的不理解,并对它作了非常理性的批判,他认为达赖喇嘛即是人,又是神,神人合一,这是非常矛盾的,是不可能出现的东西。所以西藏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西方大部分人还是把活佛转世制度当成是一种骗人的把戏。它欺骗了老百姓,是政治的一种伎俩。也很有意思,到现在,即到了90年代以后,大部分西方人都相信活佛转世制度是真的,可是这时候反而一些在西方生活的一些活佛,主动站出来说活佛转世制度应该搬到博物馆去了。就像现在西藏流亡政府的总理,桑东活佛,我曾听他在一次在波恩大学所作的大会报告时说,至少75%的活佛都是假的。他自己就是一个假活佛,因为他小时候被选上活佛以后,他读书不用功,他师傅就告诉他,我们选错了,你这个活佛不是真的。那个时候他就相信,他自己不是真的活佛。而且他没有跟他的上师们、先辈们有任何的精神联系。他当时这个话一讲,下面的人听的都发呆,一片嘘声。西方人认为怎么可能,活佛转世应该是个很真的东西。所以一直到了80年代,不管是民间的舆论,包括研究藏学的专家门都认为活佛转世制度,是一个政治的工具,并不具有宗教上的可靠性。
  到了殖民时代,西藏形象当然就更不堪了,因为西方要向东方殖民,侵略东方,要是东方很好,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美好的国家,他们就没有理由进行殖民侵略了,所以那个时候,西藏和其他的东方地区一样,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我举一个例子,当时有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女医师,也是位传教士,她在西藏呆了11年,她后来写了一本书,叫《与西藏人在寺庙里和帐篷中》的书,说她在西藏生活了11年,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位喇嘛,与他哪怕可以谈谈任何最基本的人生、哲学的东西。所有的喇嘛都近乎白痴般的无知,更不要说老百姓了。所以西藏受到殖民侵略实在是在劫难逃。这些传教士对佛教肆意诋毁的同时,西方的这些佛学家,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东方学家也都对西藏非常的不屑,认为藏传佛教是偏离原始、正宗佛教最远的、最堕落的一个分支,他根本就不配叫做佛教,而只能被称作“喇嘛教”。
  刚才讲了西方怎么妖魔化西藏的过程,接下来我来讲讲西方人又怎么神话化西藏的过程。在前面说了,如果现在的西方人,一个热爱西藏文化的人,回过头去看看他们以前,一直到殖民时代所有有关西藏史的描述,我想他一定会脸红。但在西方还有另外的一个传统,是神话化西藏的传统,这就是最后他们把西藏和香格里拉画上等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神话化西藏开始也比较早,是一个比较弱的趋势,刚说的希罗多德《历史》所载淘金蚂蚁的故事,让西方人相信,西藏遍地是黄金,很多政治团体就认为,中国把西藏做为领土的一部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藏遍地是黄金。出于经济的原因,不能让西藏脱离中国领土。这当然是胡扯。第一个到西藏耶稣会的传教士 Andrade,他在书里也提到一个故事,让西方人,特别是康德非常的钦佩,他说西藏有一个习俗,用死人的头盖骨,做成花鬘,拿死人的头盖做成酒杯等等,儿子可以把父亲的头盖做成一个酒杯,这不是一种野蛮,而是一种哲学。西藏人每天可以从容的与死亡对峙,用这种方式来超越死亡,这是一种西方人永远也达不到的境界。这个故事在西方有很大影响,让我想起了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我们汉族文化里,在元朝的时候,当时有一位西夏的喇嘛叫杨琏真加,他把宋朝的皇帝的陵墓都挖掘出来,把宋朝皇帝宋理宗的头给砍下来做成一个酒杯,这是让汉人痛恨杨琏真加三四百年的主要的原因。这让汉人觉得西藏的喇嘛伤天害理。皇帝的头盖都变成喝酒的酒杯了。可在西方,在康德的眼里就是一种哲学,西藏人可以那么从容的面对死亡,非常了不起。
  在很早以前,很多西方人,包括西方的哲学家,像康德这样,他认为西方的一些古老的智慧、古老的哲学概念在西方已经失传了,这些东西只有在西藏尚存,所以他们认为远古文明时代,甚至希腊罗马时代或更早的时代,西藏和西方已经有了联系,而在西方经历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他们那些古老的文明智慧都失去了。只有在西藏,没有经历现在文化污染的地方还保留了原始的智慧。把西藏变为寻找终极智慧的一个地方。这个因素在各个层面上都有。最近流传很多的就是,希特勒、纳粹对西藏都很有兴趣,派了一个以歇斐博士为首的考察团到西藏。实际上,这个使团不是希特勒派的,而是希姆莱派的,到西藏来考察,想要找到日尔曼人人种的来源。实际上这是夸大,他们并不是要找日尔曼人的起源,而是要找在西藏保留的各种各样的物种。只有在东方还有的物种。歇斐博士回去后也写了很多的书,很多著作来讲述这些故事。我也在德国慕尼黑的国家图书馆看到了,当时希特勒和热振活佛之间的通信,热振送给希特勒一条小狗。整个故事被炒作的很厉害,有很多并不是事实。当时在西藏寻根的人很多很多,不光是寻找精神上的根,也有寻找种族的根的。现在被称为世界藏学之父的乔玛,一个匈牙利人,他到西藏为了寻找匈牙利人的根。匈牙利以前叫马扎尔的人,这些人的来源他一直不清楚,很多人认为是匈奴人的后人。所以他想从语言上来寻找根源。他先到了俄国,没找到;再到蒙古,也没找到;最后找到拉达克,在那里碰到一位英国殖民军的军官,他说:你不用去找了,你就留在这里,我给你钱,你来研究西藏。这样研究西藏所产生的价值更重要,他要他写西藏的文法,编藏英字典。把西藏文化搞清楚了对英帝国主义有用。所以现代藏学的产生,是西方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结合的产物。乔玛寻根是为了民族主义,而被英国的军官资助,是出于一个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
  当然真正把西藏在西方炒得比较热的不是乔玛。乔玛写的那些书,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无疑就是说西藏人都是傻子,他花了几十页讲西藏人怎么穿衣服、怎么骑马,都是一些毫无用处的知识。真正使西藏喇嘛在西方有轰动效应的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神智学会。这个神智学会又叫通灵学会,创始人是一个半仙式的俄国妇女Madam Blavasky。她自小热衷于神神鬼鬼的东西,17岁时嫁给了一位总督,但不到两个月就分道扬镳,从此浪迹天涯,寻求神智。她最初的兴趣和职业是灵媒,曾到埃及学灵媒法术,未能如愿通灵。随后到了印度,最后到了西藏,自称在扎什伦布寺附近随喇嘛学了七年密法,终于找到了开启神智的钥匙。随后,她在喇嘛的指引下来到纽约,创立了神智学会,很快风行一时。
  实际上,这个神智学会是在当时反对进化论,反对现代化的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所谓的科学的宗教。现代科学证明基督教的不少说法有漏洞,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所说的,人根本不是上帝创造的,人是猴子变来的。这使西方基督教信仰面临严峻的挑战。布拉法斯基夫人站出来说尽管天主教、基督教不灵了,但不等于说人类就不需要宗教了。就是说,人不一定是神创造的,但神的智慧是永存的。她要找回已经丢失的神的智慧,建立起一种科学的宗教,来对抗科学、对抗达尔文进化论。
  当时她写了很多书,给自己制造了很多光环,其中一个光环就是,说她有与西藏喇嘛心灵感应的功能,她的所有的著作都是喇嘛通过心灵感应向她传达的,并教她如何向他人传法。布拉法斯基夫人的书至今充斥于美国的大小书店之中,她的名著《西藏密法》中夹杂了一些藏文字,一看就不像是一位跟随喇嘛学了七年密法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因为没有一个藏文字是正确的。书中内容其实是东、西精神学、神灵学的大杂烩,与藏传佛法实在不搭界。可这位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女性的崇拜者却遍布世界,通灵学会发展神速,全世界都有其信徒、会员。其中汇聚了很多鼎鼎大名的人物,像日本的铃木大作,法国的大卫妮尔,意大利最著名的西藏学家Tucci, 瑞士的心理学家荣格、英国最著名的佛学家孔兹(Edward Conze)等等,都曾是布拉法斯基夫人的信徒。我以前听王尧先生讲,他看到我写的文章后,他说于道泉先生以前可能就是Blavasky的信徒,他是中国的藏学之父,在国外待了很多年,回到中国以后他非常相信鬼神,从大跃进后来到文化大革命,如果哪里有人上吊后来没有死成,他就会跑去问他“你见到什么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人家批斗他,说“你为什么相信鬼神,你见到过还是没见到?”我想这与他相信Blavasky是很有关系的。孔兹坚信布拉法斯基夫人是宗喀巴的转世。后来西方有人研究说布拉法斯基夫人是十九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女性。
  将西藏的神话化推进到一个新高度的是《西藏死亡书》的出版。可能连我们很多藏胞都不知道什么叫《西藏死亡书》。我记得我们国内很有名的藏学家降边嘉措先生以前到德国见到我就问我,“《西藏死亡书》是什么东西?”因为他在德国访问时很多人问他,后来我就说,《西藏死亡书》就是Bar do, 他恍然大悟,原来是那个东西。可是在西方,可以说是人人皆知,在西方阅读最多的来自东方的圣典,就是这个《西藏死亡书》。其作者亦是布拉法斯基夫人的粉丝,一位生性怪僻的美国人伊文思-温慈。这个人曾在斯坦福大学学人类学,对东方的神秘智慧特别着迷。他曾追随布拉法斯基夫人的足迹作寻求智慧之旅,最后他也到了印度、西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个英国军官的手里拿到一卷书,并和一位喇嘛合作,把藏传佛教宁玛派所传的一本密法仪轨翻译成英文,题名为《西藏死亡书》,从此这部《西藏死亡书》变成了西方人所知的最著名的东方精神经典之一。
  关于《西藏死亡书》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大家都知道,西方在六七十年代,也是一个很疯狂的时代,也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嬉皮时代。美国嬉皮时代流行迷幻药,有三位哈佛的教授,不务正业,制作化学毒品LSD,还鼓励他们的朋友、学生、信徒一起试用这种毒品,令他们集体灵魂出窍,作迷幻之旅。其中的灵魂人物Timothy Leary被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称为“活着的最危险的人”。在西方的性革命时代,Timothy Leary几次被抓,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还派美女去把他骗回来,抓起来,他们最终都被哈佛开除出去了,但他们在美国嬉皮士中的影响历久不衰。其中,他们做的一个疯狂的事情就是,把《西藏死亡书》改写成如何使用毒品的指南,说《西藏死亡书》中所描写的那个死后世界就跟吃了迷幻药所看到的景象一模一样,所以吃谜幻药的人同样可以克服、超越死亡。当时《西藏死亡书》又变得非常有名。Timothy Leary这个人确实魅力非凡,我看过一个关于他的纪录片,讲的是他面对死亡时十分地从容。临终时,他叫人把他的头颅锯下来,妥然保管,待几百年之后将它复活。他自信聪明非凡,值得后人好好地研究。
  刚才说的是嬉皮时代,接下来我们讲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这个New Age Movement可以说到现在还是方兴未艾,在西方还是一个精神运动,从七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也很难说清楚New Age Movement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大致地就说它是一种不同的精神运动、生活方式和消费品的一个大杂烩,是从欧美玄学传统和六十年代的文化反动中滋生出的一种异端宗教、东方哲学和神秘心理现象的混合体。在表面的杂乱无章之下,贯穿“新时代运动”的主题是“对个人的颂扬和对现代性的圣化”,即对个人自我与生俱来的神圣性的根本信仰和对诸如自由、平等、真实、自我负责、自我依赖、自我决定等西方现代性的几个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的肯定。晚近的“新时代运动”还进而对物质的繁荣、理财的成功和资本主义也加以神圣化。与六十年代文化反动运动对物质享乐主义的否定形成强烈对比,新时代人转而肯定物质享乐主义,寻求精神性和物质繁荣、宗教超越和资本主义商业成功之间的和谐结合,视物质财富的富裕为精神觉悟的一种功能。 在西方,“新时代运动”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文化或者思想运动,可是在我们中国,对这个运动研究得很少,知道的不是很多。
  这个运动对西藏神话的诞生有非常大的意义。可以说,“新时代运动”是对东方宗教传统或者思想传统的引进,不光是藏传佛教。比如说豆腐,豆腐在美国的食品超市里到处都有,品种可能比我们国内都多,豆腐也就是在“新时代运动”中引进的东方的一种生活方式。比如像“无为”这个概念,也是新时代人的一种标志性的生活哲学;还有像东方神秘主义,在我们这个年代很多人都知道以前出过《走向未来》丛书,其中有一本叫做《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这是当时美国加州有一个搞现代物理学的人写的一本书。这是让我们现在东方人很高兴的一件事,书中提出现在西方任何先进的科学我们都古已有之,比他们都厉害。另外一个就是藏传佛教,变成了在“新时代运动”当中一个非常耀眼的因素。
  实际上新时代人不受任何一种固定的宗教传统的束缚,他根据个人自己的兴趣,或者个人自己的爱好,在精神超市里找到各种各样他所喜爱的宗教因素,然后组成自己的一种信仰系统。
  与此同时,密教从六十年代开始,就变成了美国文化反动、性解放和性革命的一种精神上、政治上表明合法性的工具。所以,1964年,Omar Garrison出版了十分畅销的《密教:性爱瑜伽》(Tantra: The Yoga of Sex)一书,鼓吹密教性技巧是取得长时间性高潮和最大性快乐的最可靠的手段。这也把藏传佛教和密教联系起来了。大家知道,密教应该是最初从印度传到西藏的,可是密教传统在印度本土已经不存在了,留下来的只是在西藏。有人认为,藏传佛教在世界上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密教,但是密教后来在西方被变成了一个性的宗教。我记得有一次有记者采访达赖喇嘛,问他为什么密教现在在西方那么流行,达赖喇嘛说这可能是因为藏传佛教有密教......这就说明可能与这个因素有关系,而这个与藏传佛教本身没有关系,是西方人把它想象出来的。
  按照西方的传统,特别是新教的传统,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视性爱为罪恶,而密教则将两性的结合看成是打开人生新境界的道路,故成为打击基督教的伪善和假正经的有力工具,是对西方世界的一个十分及时和必要的治疗。直接、激进的密教十分受六十年代人的青睐,它给以暴力、毒品和滥交为标志的六十年代经验赋予精神上的和政治上的意义,为其合法化提供了帮助。
  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其中这里面有藏族喇嘛起的作用,其中一个喇嘛就是西藏的疯僧仲巴活佛。仲巴活佛在东方不是很有名,在西方可以说是鼎鼎大名,这个人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可是在西方的影响还是非常大。有的人称他是上个世纪最富创意、最理想的密教上师,也有人说他这个人就是个疯子,他的疯狂和癫狂都达到了极致。他实际上是噶举派的,从康区去的一个小活佛,后来他59年离开西藏以后很快就到了英国,在伦敦剑桥读书,变成了剑桥社交圈的名流,开始教人修法。但是因为后来发生了他和一个英国不到18岁的少女结婚的丑闻,他又被迫离开了英国到了美国,在美国很快建立了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香巴拉中心,开始传法。当时很多的西方名流都成为他的弟子。这个人的一切行为和我们所想象的喇嘛都是两回事,他是世界各地最顶级饭店总统包房的常客,出入坐奔驰,女弟子排着队跟他双修,自己到后来变成酒鬼,上课的时候基本上都得让弟子抬上去才能讲课,而且他主持的法会经常到最后变成一个群交的Party。可是这个人绝顶聪明,到现在他的很多著作差不多在西方是很多学藏传佛教的经典。他认为,他的疯狂是游戏、是善巧方便、当头棒喝,领弟子们走出精神的物质享乐主义的误区。 所以他自己写了一本书,到现在是西方的精神经典,叫《解剖精神的物质享乐主义》,他将弟子们对精神性和宗教的过份执着称为“精神的物质享乐主义”。可是他的弟子们没有被真正地领出这个误区,一边疯狂地享受财富的增长和感官的满足所带来的物质性的喜乐,一边寻找空山寂谷,关注心灵解放和精神超越。 虽然他已经圆寂二十多年了,可是现在美国每个大城市都有香巴拉中心。
  跟这个有关的,也是必须得提到的,也是把藏传佛教和性拉上关系的一部书,叫《欲经》。这部书本身不是一部色情著作,至多可以被称为情色著作。大家知道,在印度留下来的文本不多,所以它是研究印度古典人文历史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据说是公元前七世纪流传下来的,真正成书是公元后四世纪。它讲的是人怎么相处,特别是男人和女人怎么相处。它说,人生有法、利、欲和解脱等四大目标。法指善行、美德,利指财利、饶益,即物质财富,欲指人生爱欲、欲乐的满足,而解脱则指脱离轮回,实现永远的解脱。四者中间,法、利、欲乃世间之物,而解脱则是出世的东西,属宗教范畴。于法、利、欲这人生三大目标中,德行最高,财利次之,欲乐最低,但三者缺一不可,都应该努力去追求。德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但也是穷人无法消受得起的奢侈;而贫穷绝不是美德,它不但令人难以享受人生的喜乐,而且也令伦理、美德无法实现,所以只要无损于法,人就可以唯利是图。同样,只要无损财利,人就可以恣意享受男欢女爱。青少年当力求获得知识和财利,以保障日后生活无忧;青壮年当专心享受欲乐,方不虚耗此暇满人身;老之将至才追求道德完美,以实现人生终极的解脱。虽然这跟共产主义相差很远,但也绝对不是后人把它想象成的色情的,专门教男女行房事的书,里面只有一章讲的是男女六十四种情爱之术,但是这部书整个的是教男人怎么和女人相处,是充满了对女性尊重的一本书。
  这部书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被西藏非常有名的另一个疯僧根敦群培改写成了《欲论》。大家知道,根敦群培非常有名,国内国外都有很多写他的书,有一本书说他是二十世纪西藏人文主义的先驱,地位非常高。这个人可以说是个天才,但是他的疯狂也让人非常吃惊。他是哲学家、史学家、诗人、画家、游记作家和社会改革家,西藏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也为西方很多藏学家提供过服务,酒至半酣还能演示通梵文、巴利文、英文、日文等十三种语言的能力。同时这个人也是个疯狂的酒鬼,鸦片鬼,一个色情狂。我在国外看过一个他生平的纪录片,他在印度时的朋友说他几乎每天都要去逛妓院。可是他也写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著作,其中的一本就是《欲论》,可以说这本书是现代西藏的性启蒙书。它跟《欲经》不一样,《欲经》只有一部分是讲男女关系的,可是它几乎都是讲男女房事的,但这部书同样不是一部色情的书,更不是我们所说的是一部完全很下作的色情的书,而确实有很多人文主义的精神。特别是作为一个喇嘛,他能够把世俗人生的喜乐告诉藏人,这是很前卫的事情。大家可能受到对西藏情色化形象的影响,以为西藏人在男女关系上很开放,这完全是一种妖魔化的的形象,西藏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男权社会,是一种神权政治的社会,男女根本就没有平等可言。特别是在男女关系上面,女性根本就没有享受到平等。根敦群培写作《欲论》,我想这是他为了表示了对女性的尊重,真正把人性、人本调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写成的这么一部书。可是这样一部书,根敦群培在书里面讲的明明白白,他说这部书和藏传佛教没有关系。根敦群培本人可以说是一个反潮流的佛学大师,他认为他根本就不喜欢他所信仰的,或者说是他生来应该信仰的藏传佛教,这些都是胡扯。他要用非佛教的东西,来启蒙西藏人。可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他的这部《欲论》最近在九十年代的西方,被可以说是美国最有名的藏学家之一,叫Jeffrey Hopkins的人,翻译成了英文,改写成了《西藏性爱的艺术》。Hopkins先后出了两本书,第一部讲的是西藏爱的艺术,性爱,性高潮精神治疗。讲的是异性恋之间,怎么来利用根敦群培的这部书,来提高自己性爱的艺术,达到精神解脱、精神治疗的功效。因为他自己又是同性恋,他后来过了几年又写了一部《同性恋者的性爱六十四术》,又把根敦群培那部书作了改写,改写成同性恋者的性爱指南。当然这是他的自由,他可以这样做。可是,这是个非常不道德的行为。他本人是一个藏传佛教的专家,他有这么一种权威的身份,然而他完全无视根敦群培
  说我写这部书是和藏传佛教毫无关系的。他花了好大的笔墨,说这部书是藏传佛教的一个经典,是让人既享受人间的喜乐,又能达到精神解脱的一个宝典。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行为。在西方这部书又变成非常畅销,影响很大。这样一部著作传达给世人的意思是,藏传佛教就是让人既享受到现世的快乐,又可以得到精神解脱的一种宗教。这把神话化西藏提到了新的高度。
  当然,关于神话化西藏的例子很多。大家知道好莱坞和西藏现在已经变成了非常有关系的地方。去年“3.14”以后、大地震以后,Sharon Stone说了一些让我们听着很不爽的话,但实际上在好莱坞真正代表支持“藏独”、支持达赖喇嘛的人不是Sharon Stone,而是两位男星。一位是Richard Gere,大家可能知道这个人,最早演电影有个叫《Pretty Woman》(漂亮姑娘),后来还演了一个跟中国有关系的,叫《红角落》还是什么。可以说,他这个人是一个在西方有很多女性粉丝的这么一个大明星。一边风花雪月,阅尽人间春色,一边是自称达赖喇嘛的密友,每天要打坐,坐禅,念佛。出了很多书,也是在纽约“Tibet House”的创始人之一。有一年好像奥斯卡发奖的时候,他就在台上讲,希望邓小平先生也在看这个奥斯卡颁奖会,应当怎么改变西藏政策诸如此类的话。另外一位就是功夫明星叫Steve Seagul,可能看电影喜欢功夫的人知道这个人,穿一身唐装。完全以功夫片,而且是很低俗的功夫片出名的这个人。这个人当时在达赖喇嘛在西方还没有很红的时候,他就开始支持达赖喇嘛,现在据说变成一个达赖喇嘛很头痛的事情,因为到哪里他都会出现,自称达赖喇嘛的朋友,他的形象又那么差,经常会起到很多相反的效果。所以,西藏可以说变成好莱坞的一个时髦,表示说自己是一种很另类的,超越美国自身文化传统的一个标志。其实另外还有一个人,叫Uma Thurman,也是一个大明星。她自己故事不多,可是她爸爸是一个传奇性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宗喀巴讲座教授,叫Robert Thurman。这个人娶的太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位Timothy Leary,把“西藏的死亡书”改编成吃毒品的指南书的那个人的前妻。Thurman这个人也是为西藏神话在西方流行起了很大作用的一个人,这个人在1997年好像还被评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25位人物之一。这个人早年是哈佛的学生,因为二战的时候家里有人死亡,很年轻的时候有只眼睛被搞瞎了,大学里面谈恋爱又发生波折,所以他后来就开始厌世,追求新的另类的精神解脱。他在自己的文化里找不到,后来有一次他去New Jersey看到一位蒙古喇嘛,一见到就两腿发软,腿就筋软,开始拜倒在喇嘛脚下皈依了佛门。后来蒙古喇嘛又把他带到了达兰萨拉,跟着达赖喇嘛正式出家,就这样做了一年半的喇嘛,后来就还俗了,又回到哈佛大学,念完书,开始是在Amhest做教授,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被称为哥伦比亚。
  大学宗喀巴讲座教授,在全世界传播藏传佛教。可以说作为一位学者,他写了很多书,其中漏洞百出,经常基本年代都很成问题。可是作为一位宗教宣传家,非常的有影响,非常的有力量。他把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吹到世界上最高的一个精神境界。他作了一个比喻,藏传佛教是一个心灵的科学,心灵的宇宙学,喇嘛是心灵的宇航员,他们探索心灵所达到的高度,远远超越了西方现代科学所能达到的高度。所以西藏的喇嘛,是现在最杰出的科学家。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书,那里用所有赞美的词汇,赞美西藏的喇嘛。他也曾经把“西藏生死书”重新翻译成英文,实际上“西藏生死书”和格鲁派没什么关系,是个宁玛派的著作。可是他把“西藏生死书”也改造成为一部心灵科学,解脱生死最好的一部指南书。就是这位先生,我以前在美国上课的时候就和我的学生讲,作为一个学者他并不合格,而且他所描写的西藏是有问题的,后来他到我生活的那个城市来讲座,我让我的学生去听他的课,回来以后问他们怎么样,他们都说他wonderful,都被他吸引住了。他是一个非常有演讲口才,有个人魅力的人。
  所以,在我前面举的所有例子的互相作用下,整个西藏和藏传佛教被神话化了。 西藏变成了一个理想当中的香格里拉,藏传佛教变成里西方人既能够满足于个人世俗的喜乐,又能达到最终精神解脱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种精神指南。我的结论就是,西方妖魔化和神话化西藏的历史反映的是西方人的一部心灵史,是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变迁史。妖魔化也好,神话化也好,他们所说的西藏与现实的西藏没有多少关系,当今西方人对西藏的热爱,不是对一个真实西藏的热爱,而是他们对所虚构的、想象的西藏的热爱。他们对西藏的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严重的妨碍了他们与一个现实的西藏的交往。说西藏人没有现代人的七情六欲,说西藏人从来就是一个精神的民族,说西藏是一个绿色和平的标本,听起来挺好听,但无助于显示西藏的进步。他们所创造的这些形象,实际上都是人为地创造出来的。昨天我们还在讨论西藏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环境特别严酷,没有树木的,结论是至少在十七世纪以后西藏就很少看见树木了。根本不是像西方所宣传的那样,共产党中国的大卡车,每天都在将在西藏砍下来的大树搬运出来,所以把西藏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他们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塑造出了一个绿色的西藏的形象,事实上绿色的西藏根本是不存在的,西方学者有人研究西藏是怎么变绿的,环保这个概念其实在过去的西藏是很少有的。
  显而易见,只有除去西方人强加给西藏的这些虚幻的东西,西藏才能回到现实中来。今天我们中国人也对西藏显示了超乎寻常的热情。希望大家不仅仅把西藏当作寄托自己梦想的地方,而是真正的关心这片高原洁地。我们关心的是一个现实的西藏,不要把西藏当作香格里拉,不要把西藏当成一个精神家园,把自己的梦想都寄托在那里,而是要真正的关心、帮助西藏。
  谢谢大家。
嘉宾介绍:
沈卫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主任。近年积极倡导以汉藏佛经对勘为主要内容的汉、藏佛学比较研究。主要学术出版物:《汉藏佛教研究丛书》、《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等。
 
  为了悼念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西藏文化讲堂”在演讲开始前,为季羡林先生的逝世默哀一分钟。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沈卫荣先生作了题为“寻找香格里拉——妖魔化与神话化西藏的背后”的演讲,吸引了近200名来自北京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学子和各界人士,受到了现场听众的欢迎。在主题演讲结束后,听众向沈卫荣教授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互动现场的气氛十分热烈。[全文]

“我们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更应该懂得珍惜生命,敬畏生命,敬畏历史,敬畏自然。”
——马丽华:西藏的自然和文化地理

“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形成,又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被吐故纳新、繁衍发展。”
——杨恩洪:英雄史诗 《格萨尔王传》概览

“然后班禅说为什么不提第四个方案,大家愣了。他就说‘跟共产党走,和共产党合作,为什么不提这个方案。’”
——李佐民:我所了解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大师(上)

 

  《西方视角中的西藏形象与话语 》
  西方大众传媒和学术界、政界在西藏问题上形成了配合默契、行之有效的政治传播链。对此中国需要有现实主义的态度和全球视野,面对西方的主导话语权,必须努力打造中国的普世价值观,坚持历史的主题、发展的主题,积极参与普世价值的全球重建。[全文]

  《杜永彬:西方社会对西藏存在五大误读》
  杜永彬先生长期从事西藏研究,先后5次应邀来哈佛大学等学术机构参加有关西藏的学术研讨会,曾受聘为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杜文从历史和现实、东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系统、客观地剖析了西方世界对西藏误读的根源,值得一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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