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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十二时辰》催热富饶辉煌的盛唐文化“霸屏”

童薇菁 发布时间:2019-07-09 15:36:00来源: 文汇报

  胡饼、细犬、不良人、《韩熙载夜宴图》同款叉手礼、如出土舞俑“活了”的歌姬等等……近期,围绕着网剧《长安十二时辰》的种种热议,均是剧中这类俯拾即是的细节,对唐文化的细腻还原和无限贴近。镜头中,走街串巷的地图式场景和织锦般绵密的市井百态,塑造了一个极其具体生动、富有烟火气息的大唐都市。

  唐朝,以其灿烂先进的文化,一直以来都是史书中最迷人的一章。《长安十二时辰》故事所发生的历史节点——天宝三载,正是唐朝的顶峰时期。影像的创作,是否把握住了唐文化的精髓,成全了观众对这部分历史的怀想?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教授表示:“《长安十二时辰》对唐人的衣食住行、生活质量和文化品味有不少丰富而有趣的描绘,展现了贵族与平民生活的诸多细节。用考据的态度,来完成历史影像的构筑,实属国内影视创作的不小进步,更是一次颇有探索意义的文化表达。”他一连用“开明、大胆、热烈、先进”四个词语来阐述盛唐的气韵风貌,盛唐本身的富饶辉煌,以及它被赋予的历史文化意义,值得一一品咂。

  昆仑奴、胡旋舞都曾为流行文化符号

  海纳百川,是唐文化最迷人的特质之一。剧中出现的傩舞、胡旋舞,美食如胡饼、水盆羊肉等,都是热烈拥抱外来文化后沉淀在长安日常生活中的跨文化结晶,这样广开国门,显示出极大的文化自信。

  唐代是一个胡风盛行的时代,其间中亚文化一度十分流行。裴铏《传奇》中《昆仑奴》,讲述了一个黑人奴仆成人之美的侠义行为。昆仑奴磨勒在众人围捕中“持匕首飞出高垣,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顷刻之间,不知所向”,颇具浪漫主义色彩。如今学界普遍认为,昆仑奴是从今天的东南亚或南亚,如斯里兰卡(唐时称狮子国)等国来到中原的,他们皮肤黝黑,在现今出土的唐人墓中也发现了黑人陶俑。

  无独有偶,《长安十二时辰》中也出现了一名昆仑奴——身份是长安地下城带头人的葛老。剧中的长安城内,不仅有来自西域行商的粟特人、倾慕唐文化的东瀛遣唐使,还有来自东罗马拜占庭的使节。当时,作为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长安被誉为“世界的中心”,有大量的外国人在此经商、生活。

  “胡商身亡后遗产怎么继承、分配,都受大唐律法的专门保护。”陈尚君介绍说,唐朝的政治制度、典章律法、城市规划、文化艺术等等都深受国际社会认可,甚至膜拜。

  宝剑、骏马是男人的“标配”

  唐人尚武,宝剑、骏马,是象征他们精神高度的“标配”。李白有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甚至“爱妾换马”也是侠义精神的一种表达,在唐代蔚然成风。

  诗人张祜也有以妾换马的经历。因与宦海无缘,张祜抱恨离开长安后身无分文,不得已以随行小妾换了一匹坐骑,便作了这首《爱妾换马》诗,“休怜柳叶双眉翠,却爱桃花两耳红”,英雄落寞的情怀荡然纸间。

  唐代男儿有很多欲望和梦想,富贵的、财富的、情爱的、功名的,都很入世,最大理想是为皇帝治理国家的欲望,成为英雄的欲望。李贺《梦天》:“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其中就包括了长生永恒,男女情欲等各方面的梦想。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那种肆无忌惮的耀眼和张扬,也是唐文化的深刻标识。

  无怪乎人们的“盛唐情结”,这样的一个热情开放、文化鼎盛的朝代,能够获得很多人的认同感。《贞观长歌》《贞观之治》《大明宫词》《武则天》《妖猫传》《刺客聂隐娘》……唐代题材的影视剧创作不在少数,积累至今到了《长安十二时辰》,确实是一次值得点赞的尝试,从美工、道具和服装均展现出对唐代历史的高度致敬。毕竟,学术书本上的研究和影视图像的还原是两码事,要将优秀的唐文化复刻出来,还需从业者更加用心。

  唐代女子并不真正“开放”

  《长安十二时辰》展现了一段长安市民街头的“追星”现场。剧中,大唐著名歌手许鹤子(原型“许合子”)的表演引起轰动,百姓们跟着许鹤子唱起了李白的《清平调》。陈尚君认为,估计李白写这三首诗,就在天宝初年,但内容涉及皇帝的私密生活,当时还不会流传,民间传唱应该在此后许多年。“当时,李白已有了一些名气,较为活跃,而杜甫才刚刚开始出名。”诗词的流行是一个从贵族阶层到平民阶层流动的过程,歌女们热衷传唱当红“爆款”之作时,老百姓还未必太在意作者是谁。

  唐代社会是一个士族社会,讲究门第阶级,贵族与平民的生活大相径庭。贵族们有充分的条件铺张享受,如大诗人白居易就坐拥豪宅数千平方,养马、养鹤,有私人专享的歌舞班子,喝茶、饮酒都有极致考究。平民百姓也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享乐,比如上元灯节看表演,又比如“观公孙大娘舞剑器”,种种都是唐代丰富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那么在开放的盛唐,女性地位比起其他封建朝代都要高吗?这种观点在专家看来并不全面。至少,贵族女性和民间女子在婚姻上的主动权,完全不同。例如,《唐传奇》中就描绘了很多非士族阶层的民间女子及她们人生的悲欢离合。尤其是当她们与士族男子相爱后,就要开始经历种种磨难——下层女子与贵族男子因情而爱,并不在婚姻之内,婚姻仍旧必须讲究门当户对。

  直到中唐以后,社会风气才开始发生变化。唐代诗人杜牧的祖父杜佑位居“宰相”,是当时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不顾家人与社会舆论的反对,坚持将一位妾室扶为正妻,并且在其死后亲手为她作墓志铭。“安史之乱后,唐代的士人阶层开始有了松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不少将军通过获得军功进入政治中心。原本绝不可能成为正妻的这些草根女子,开始有了新的人生。”陈尚君说。(记者 童薇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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