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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泉州何以汇聚“市井十洲人”

发布时间:2021-08-03 17:41:00来源: 解放日报

  公元1271年(南宋咸淳七年),意大利商人兼学者雅各·德安科纳抵达被称为“刺桐”的泉州,感叹在遥远的东方竟然真的有一座超过埃及亚历山大的港口,“这里至少停泊着15000艘货船,装满香料、丝绸、瓷器以及其他奇珍异宝的货船从这里出发,运往世界各地”。

  750年后,“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连接宋元泉州城市、港口与腹地的22处遗产点,在经历了历史的沉淀、考古的挖掘、文化的研究与叙事的重构后再度获得全世界瞩目,成为中国海洋文明和世界海洋商贸发展的重要见证。

  “涨海声中万国商”

  泉州位于福建东南沿海,宋元时代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漫步这座千年古城,红砖古厝之间,“半城烟火半城仙”是岁月沉淀后的暖意;人来人往之中,“爱拼才会赢”是海洋商贸激荡的独特气质。

  美国加州学派领军人物彭慕兰在其与人合著的《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一书中,曾以“沧海遗珠:重新发现泉州的黄金时代”为题,专门介绍了泉州作为贸易港口的历史兴衰,称“没什么港口能比福建沿海城市泉州的历史更为丰富多彩”。

  实际上,早至唐中期安史之乱后,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崛起,泉州就已经与扬州、广州、交州并列为当时中国四大贸易港口。

  公元1087年(北宋元祐二年),在泉州海外贸易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是年,应泉州知州陈偁的奏疏申请,朝廷在泉州设立福建路提举市舶司。这一类似海关的机构,主要负责“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

  此时,通过泉州港口与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国家已达40多个,包括大食(今阿拉伯)以及东南亚诸国。纵观整个宋元时期,泉州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通商贸易,呈现“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

  宋廷南迁,为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南宋大批官绅士庶来到泉州,泉州人口急剧增长,手工、农业、商贸随之不断发展,对海外商品的消费需求也空前提高。由此,泉州的海外航线网络进一步得到拓展。

  相关研究显示,这一时期的泉州对外交通航线主要有四条:从泉州到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从泉州经广州,再经南印度前往大食;从泉州经大食中转亚丁湾进入东非沿海;从泉州经大食往西抵达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地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艘古沉船的发现,更为生动地折射出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图景:

  一艘是1974年8月在泉州后渚港发现的自印度洋或东南亚返航沉没的南宋海船,船上载有来自东南亚的香料、药物、木货牌/签、陶器和瓷器等14类物品。其中,香料作为皇室贵族的专享物数量最大,包括降真香、沉香、檀香、乳香及龙涎香等。

  另一艘是1987年8月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的目的地可能是南亚或东南亚的“南海一号”失事沉船,清理出的船载文物包括大量的瓷器、钱币、丝绸等。一般认为,泉州是此船的始发地,其中的一大证据是船上发掘出大量泉州生产的青白瓷。

  “市舶之利,颇助国用。”以泉州为起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与海洋贸易的繁荣,为政府财政提供了挹注。公元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至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泉州一地所交的税金就相当于当时全国收入的1/10。

  随着海运交通的兴盛,万寿塔、六胜塔等航标塔相继兴建,成为镇守海口、护佑商旅的地标。同时,每年的四月、十月,市舶司官员、泉州当地官员及南宋宗室成员,会在九日山下向海神祈风。在九日山所留存70多方题刻中,有10方是宋代航海祈风题刻。其中,最早的是公元1174年(南宋淳熙元年)祈风时所刻。

  宋末元初,拥有三湾十二港的泉州港逐步取代广州港,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商贸港口。公元1292年,马可·波罗从泉州离开中国,盛赞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公元1346年,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中国。在游记中,他是这样记载的:我们渡海到达的第一座城市是刺桐城,“这个港口是一个伸入陆地的巨大港湾,以至与大江会合”。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

  造船航海技术精进

  早在唐代,中国造船业就比较发达,其中以福州、泉州为盛。

  据泉州当地望族清源留氏族谱记载,唐末五代,泉州当地建造的远洋船舶,可运载大量当地生产的陶瓷及铜铁制品等“泛于番国”。

  到了宋代,泉州的造船技术更上层楼。当时发明并得到广泛应用的水密隔舱安全技术,堪称世界一流水平。对此,马可·波罗进行过介绍:“中国比较大的一些船,在船身里面也有13个池子或舱房,是用很坚固的木板,很紧密地钉在一起,有很好很坚固的隔板把它们隔开。”这一看似简单的技术,被誉为人类航运史上的伟大发明。

  1974年发现的南海沉船,就采用了这一工艺技术——整个底部分成13个水密隔舱,船底板为厚达12厘米的两重木板,船舷板为厚达18厘米的三重木板。

  宋元时期,泉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造船基地。除了官营造船场之外,民间造船业也蓬勃发展,朝廷常遣使到泉州雇募客舟。在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的泉州特色产品中,“泉舶”就是其中一项。

  这也与泉州的地理自然条件有关。北宋谢履在《泉南歌》中提及:“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史料记载,仅公元1280年(元代至元十七年)一年,泉州造船就达3000艘之多。

  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将中国船舶分为三类:大船称之“艟克”,中船称之“艚”,小船称之“舸舸姆”。其中,“艟克”有十帆,至少是三帆,只在泉州、广州两个城市制造。

  他还详细记载了“艟克”的制造工序:“先建造两堵木墙,两墙之间用极大木料衔接。木料用巨钉钉牢,钉长为三腕尺。木墙建造完毕,于墙上制造船的底部,再将两墙推入海内,继续施工。”

  与造船技术改进相伴的是,泉州人的航海技术也不断精进。宋时,泉州舟师已经能够制作和熟练使用刻有星宿宫度的“量天尺”。同时,在海上航行时,还会利用季风开辟航线、规划航期等。南宋泉州官员王十朋诗云:“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

  在泉州商人的航海中,指南针技术也得到了广泛采用。主管泉州市舶司的赵汝适所撰《诸蕃志》称:“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而与阿拉伯世界频繁的海上贸易,又促进了指南针技术向全世界的传播。

  “大舶高樯多海宝”

  泉州海上贸易的发达,吸引了来自波斯、印度、锡兰乃至非洲一些国家的人在此汇聚,形成了“市井十洲人”的开放包容格局。

  在泉州,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摩尼教等,都可以找寻到历史痕迹。外来宗教与本土信仰,在泉州得到了很好共容,并与海洋贸易相得益彰。明代僧人释宗泐在《清源洞图为洁上人作》中感叹:“泉南佛国天下少,满城香气栴檀绕。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

  唐宋时期正值阿拉伯帝国的黄金时期,后者在与中国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贸易时,登陆点之一就是泉州。坐落于泉州城区的清净寺,初建于公元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并在元代武宗时期得以重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伊斯兰建筑,见证了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跨越千年的友好往来。

  位于华表山南麓的草庵寺,是我国仅存的最完整的摩尼教寺庙,同样见证了中华文明与波斯文明的交流。在宋朝,摩尼教还有一个称呼,那就是金庸先生在小说中所写的明教。弘一法师曾数度入住草庵寺意空楼,并为摩尼光佛撰书楹联:“石壁光明,相传为文佛现影;史乘记载,于此有名贤读书。”

  费孝通先生在考察泉州时曾指出,泉州的海外交通史研究很重要,特别是宋元时期更有中外文化接触的问题值得关注。确实,在西方发生十字军东征的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东方中国的泉州却实现了多元宗教文化的和谐共生,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在此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也为推动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依托和启示。陈旭东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编: 常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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