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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黑水,雪冷血热——"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报道

发布时间:2018-07-18 13:48:00来源: 北京日报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侵华日军的铁蹄在中国东北肆意践踏。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仅仅四个月,东北全部沦陷。

  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正处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之下,面临生死存亡的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派出大批党员干部,组织和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最早对日作战、历时最长且条件最艰苦的一支抗日武装。抗联将士抵御着难以想象的严寒和饥饿,挑战着人类生存的极限,与数十倍于己的强大日军顽强鏖战。

  领导着东北抗联的共产党人,万难不屈,万死不辞,战斗在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抗日最前线,无怨无悔地付出一切乃至生命。

  “大老杨”及其前后任

  “大老杨”及其前后任

  九一八,大炮响,

  鬼子兵,占沈阳。

  ……

  逼得人们没活路,

  上山去找大老杨。

  这首歌谣里唱的“大老杨”,便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杨靖宇,在日伪占领下的东北,他就是共产党的代名词。

  “大老杨”,其实本并不姓杨。

  杨靖宇是回族,本姓马,名尚德,又名顺清,字骥生。1905年出生在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秋,马尚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参与确山暴动之后,1927年5月5日,马尚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刚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共产党员面临着随时可能降临的屠刀。马尚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己的信仰。

  1929年,24岁的马尚德奉命赴东北从事地下工作。此时,他的儿子马从云年仅1岁,女儿马锦云刚出生5天。

  到东北后,马尚德改名为杨靖宇:“靖”意为清扫;“宇”意为宇宙。“靖宇”就是扫清天下敌人。

  1932年4月,杨靖宇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随后赴南满整顿党的组织、游击队,先后组建了磐石、海龙游击队。

  此后,马尚德的名字逐渐被人们遗忘,东北抗日战场上,有了一位威名赫赫的杨靖宇。

  继杨靖宇后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是周保中。九一八事变后,正在苏联留学的周保中受党组织委派回国。1932年7月,周保中到达哈尔滨。

  周保中是云南人,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同样是1927年白色恐怖最泛滥时,已是国民革命军少将副师长的周保中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周保中曾在上海的党中央工作,后赴苏联留学。他的原名为奚李元,回国后,为了表达誓死救国的决心,改名周保中。

  刚刚获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马上前往吉东、牡丹江地区发动抗日武装斗争。

  杨靖宇的前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则是后来与他并称“南杨北赵”的赵尚志。

  由于东北抗日斗争的残酷和艰苦,赵尚志一生中极少拍照。驰骋白山黑水间的一代名将,留给人们的却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

  1939年5月19日,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刊载了一篇《赵尚志速写》,留下了最为传神的赵尚志形象描述:

  矮矮的身材架着一身破旧的士兵衣服;一张堆满了灰尘的面孔上安置着一只失了明的眼睛——为我民族受了光荣的伤;走起路来一颠一跛的;大部分空闲时间,总是围绕着他的马,忙着饲料或梳毛;又最喜欢插在小孩子堆中指手画脚的放纵的说笑玩闹……

  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他那双长久不洗的手(有人说他七个月不会洗脸),被汗水和灰尘交织着刺绣出了鳞状的花纹,每一个骨节都是膨大得像小榔头,除去手掌心之外,既黑又瘦,恰像老乌鸦爪子。

  如果你问他:“为什么不洗脸?”“连小日本鬼子都打不出去,哪里还有脸啊!”是他的答复。

  满洲省委的这三任军委书记,赵尚志年纪最小,1932年年初任职时才24岁;党龄却最长——1925年,年仅17岁的他在哈尔滨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然而未及毕业,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赵尚志退学回到了东北,从事地下活动,两次被捕入狱,坚贞不屈。

  九一八事变后出狱的赵尚志,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这个黄埔军校“肄业生”,是当时东北党组织中为数不多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事人才。

  杨靖宇接过这个职务的时候,赵尚志已经是北满巴彦游击队的参谋长。

  满洲省委的三任军委书记,几乎都是就任这个职务的同时,就直奔抗日前线,拉队伍,打鬼子。军委书记,职责就是战斗!

  不光是这三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本就在东北,或是九一八事变后奔赴东北的共产党员,都是以战斗的姿态投身到白山黑水之间。他们之中,有清华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冯仲云,有曾经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的童长荣,有考入武汉黄埔军校、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赵一曼……

  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军警在东北有数十万人,而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党、团员仅两千多人。这两千多人,是第一批投身抗日战场的共产党人,他们像不熄的火种,在东北大地上燃起了14年的抗日烽火。

  “我还是要革命的”

  1933年6月初,满洲省委秘书处长冯仲云几经辗转,终于在磐石找到了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

  冯仲云时年25岁,公开身份是哈尔滨商船学校的年轻教授。他是江苏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张作霖在北京杀害李大钊,白色恐怖下血雨腥风,冯仲云就在这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10月,冯仲云受党组织委派,到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冯仲云此行是向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这份东北抗战史上的重要文件是1933年1月26日发出的,所以又称《一二六指示信》。

  《一二六指示信》的中心内容是要求在东北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同时,要保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党领导的游击队“是一切游击队伍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

  《一二六指示信》对此前“左”倾的抗战方针进行了纠正。1931年,设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曾召开了一次“北方会议”,给东北的抗日斗争发出了很多盲目冒险的指示。比如“建立苏区,不许敌人跨入一步”,对各种义勇军组织采取关门政策等等。

  实际上,“北方会议”的方针政策,在东北抗日战场上根本没有条件实行。早在《一二六指示信》传达之前,杨靖宇就已经注意联合周边的其他抗日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协同对敌作战。

  还是在杨靖宇初到磐石的时候,游击队没找到,他先被当地的“常占队”扣了。“常占队”是一支山林武装,与游击队刚刚发生过摩擦。“常占队”头领正在火头上,马上就下令要处决杨靖宇。杨靖宇弄清原委,对“常占队”头领晓以大义,不但让他捐弃前嫌,而且,“常占队”还成了此后经常配合游击队作战的反日力量。

  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最先打出了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的声势。

  自从杨靖宇来到南满游击队后,便带领游击队在1933年的前4个月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接连打退了日伪军的4次围攻。一时间,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以及杨靖宇本人声名鹊起。对此,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在1933年2月24日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杨靖宇“担任政治委员领导队伍以后”,南满游击队战果累累,“大大的扩大了政治影响,队伍日益发展,‘二七’前后,增加队员50多名”,队员要求参加共产党和共青团,“在工作中非常勇敢……积极”。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伯阳1933年9月8日在其巡视报告《伯阳通信第二号》中记载,当时许多自发抗日军队的下层官兵都纷纷议论说:“红军有好指挥官,能作战,倘若各抗日军都能加入红军,在红军的指挥下,早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了。”

  1933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的日子,由南满游击队改编成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宣告成立,杨靖宇任师长,全师共380人,很快壮大到800人。在独立师周围共同参与对敌作战的抗日义勇军约有5000人。

  冯仲云在南满传达完《一二六指示信》后不久,自己也投身到了抗日最前线,妻子薛雯则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江苏。临别前,冯仲云对妻子说:“咱们这次离别,也可能永久见不到了,但是你即便这样,你决不能辜负党;你回去以后可能你也很快能回来,通过组织找到我去的地方;也可能咱们还能见面,那就是咱们把日本鬼子打出去。”

  可谁曾想到,这一分别就是音讯全无的十二年。冯仲云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无数的战友在他身边倒下,他自己也染过伤寒、负过重伤,草根树皮充饥,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里露宿野外,面对着篝火,思念着远在他乡的妻儿。

  1935年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成立,冯仲云任军政治部主任,军长则是满洲省委最早奔赴抗战前线的军委书记赵尚志。

  第三军由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改编而成,并不是赵尚志最早领导的巴彦游击队,赵尚志本人此时也才刚刚恢复了党籍。

  巴彦游击队初创时颇具声势,这支队伍转战哈尔滨周边地区,曾攻下巴彦县城,奇袭日伪运输线,甚至一度打到哈尔滨。可对阵装备精良的凶残日军,终究势单力薄,坚持战斗两年后,巴彦抗日游击队被打散,队长张甲洲牺牲,参谋长赵尚志一只眼睛被炸瞎。

  失去一只眼睛,赵尚志并不在意,真正让他苦闷的,是巴彦游击队的失败被归罪于他,他被开除了党籍。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曾写下这样一首诗:“风打麦波千层浪,雁送征人一段愁。披靡无术,被屏逐于千里之外。”语句中尽显苦闷心境。

  不过,赵尚志没有放弃抗日斗争的信念。此后不久,他拒绝了地下党组织安排的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席之职,主动要求前往哈东地区(哈尔滨以东宾县、珠河、阿城等地)从事抗日活动,回到最熟悉的战场上去。

  临行前,赵尚志到巴彦游击队战友夏尚志处道别。两个“尚志”一起吃了一顿告别饭。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关部门整理赵尚志事迹寻访到夏尚志时,老人仍对50年前与赵尚志的最后一别保留着清晰的记忆:那时候,赵尚志被开除了党籍,一只眼睛瞎了,还要去哈东打游击。他这一去,是孤身一人,手无寸铁,身无分文,可还是很乐观。吃饭时还笑呵呵地说:“我就一个愿望,将来胜利了,能在‘狗不理’吃顿包子。”临行前,他忽然郑重起来,说:“我走了,我还是要革命的。”

  来到哈东的赵尚志找到了一支名叫“朝阳队”的抗日义勇军。其领导人孙朝阳本是东北军马占山部下属,与日军战斗失利后被迫占山落草。

  看上去毫不起眼的赵尚志起初只能在“朝阳队”当马夫,但很快在战斗中崭露头角,深受孙朝阳器重,还当上了参谋长。

  赵尚志本想把“朝阳队”发展成由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但孙朝阳的投敌倾向却越来越明显。赵尚志只能带着6个人脱离了“朝阳队”。

  就是从这7个人起家,赵尚志很快发展出了一支数千人的抗日队伍,也就是后来的抗联第三军。此后数百场大大小小的战斗,少有败绩,打得日军慨叹“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勇士与汉奸

  1936年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发表,东北抗联之名从此载入史册。

  这份宣言的署名有八个,分别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第六军军长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以及汤原、海伦游击队。六个军,两支游击队,东北抗联看上去甚为壮大。还不止于此,宣言发表后不久,东北抗联进一步改编,扩充到了总计11个军。

  那的确是东北抗联的鼎盛时期,总兵力达3万多人。

  显而易见的是,3万多人远远填不满11个军的编制。由于东北抗联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和腥风血雨的不断战斗中艰难发展起来的,各军情况、配备、人数都不统一。赵尚志领导的第三军,兵力已达6000人,实力相当于当时一个师,而相对较弱的第五军、第七军,只有六七百人,还不够一个团的规模。抗联扯起11个军的番号,主要是以壮声威,迷惑敌人。

  这11个军,性质不尽相同。第一、二、三、六、七等军是在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基础上建立的;第四、五两军原是有党领导的游击队参与的东北抗日同盟军;其余第八、九、十、十一军则是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

  虽然名义上都是抗联的部队,但真到了关键时刻,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天差地别。

  11个军中,九位军长是共产党人,只有周保中和李延禄看到了抗战的胜利,其余全部战死沙场。另外两个,李华堂是东北军旧部,谢文东是地主武装,在1939年抗联进入艰难逆境之时,两人叛变投敌。两个抗联军长当了汉奸,给抗联军史留下了耻辱的一笔。

  即便是党领导的抗联队伍,成分也相当复杂。就拿赵尚志领导的第三军来说。起初,赵尚志本能地鄙视和讨厌土匪,不愿意与他们为伍,曾与这些队伍麻烦纠纷不断。但他很快认识到,党领导的游击队尚弱,要抗日必须联合这些杂牌军。许多次战斗,只要对方是中国人,他就骑马到阵前喊话。有士兵说,“别喊话了,枪子儿可不听你的呀!” 赵尚志说,枪子儿能打着几个敌人?我一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很可能跑过来一大群。

  于是,赵尚志收编了许多“山头”,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他被推选为总司令。然而,除了党领导的基干队伍外,其余的抗日队伍多具有两面性,他们之中出现叛徒几乎是注定的,从师长到普通士兵,什么级别的人都有。

  叛徒,是东北抗联史研究不能回避的。这支英勇的抗日武装,在长达14年的抗战史上,时时处处艰难困苦,生死一线,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涌现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但同时,抗联出现的叛徒之多、造成的后果之严重,也是革命队伍中罕见的。“南杨”杨靖宇和“北赵”赵尚志的牺牲都与叛徒直接相关,且都是殒命于汉奸宵小之手。

  原通化市史志办副主任胡维仁告诉记者,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抗联部队成分复杂,既有党组织领导建立起来的游击队,也吸收了溃散的东北军、占山为王的山林队土匪武装、战场倒戈的伪警察……鱼龙混杂。由于战斗频繁,部队没有条件进行整编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很难确保部队的纯洁性。二是抗联生存条件恶劣。当时的抗联将士,大多数人是为正义、为祖国而战的,但其中也有些当兵为吃饭、以图生存的人。一旦部队物资断绝,食不果腹,这些为谋生存的人就会发生动摇。三是一些人思想信念不坚定,遭逢危难最需坚持之时,就会有人丢弃革命志节。

  坚守理想信念,至死不渝的,一定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赵一曼,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她1925年入党,牺牲时年仅31岁。

  身为女性,赵一曼为革命割舍了亲情。赴东北抗日前线之时,儿子宁儿才一岁多。行前,赵一曼抱着宁儿拍了张合影,然后把孩子托付给亲戚;

  身为女性,赵一曼打仗不让须眉。当时日伪报纸曾刊登《女共党赵一曼红妆白马驰骋哈东攻城略地危害治安》的文章。在哈东游击区,赵一曼甚至有了和赵尚志并列的合称“哈东二赵”;

  身为女性,赵一曼经历了比绝大多数抗联战士更多的伤痛和折磨。1935年11月,赵一曼负伤被俘。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她遭到了敌人疯狂、残忍的刑讯。哈尔滨公安局保留着当年日军审讯赵一曼的两册尘封档案,烙铁烫、灌汽油、施以电刑……而她的回答只有一个:“你们不用多问,我的主义就是抗日,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逮捕我们的目的一样。我有我的目的,进行反满抗日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前往珠河的火车。预感到即将牺牲,赵一曼向押送的警察要来纸笔,从容写下给儿子的遗书: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责编: 郭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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