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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攀龙“胡宽营新丰”式的拟古乐府

发布时间:2021-11-29 10:32:00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万紫燕(湖南理工学院中文学院讲师)

  后七子李攀龙论诗专主模拟,其《沧溟先生集》收录“古乐府”两卷,绝大部分是拟古题之作。中国现当代几部文学史对其“胡宽营新丰”式的模拟之作评价不高。事实上,“胡宽营新丰”只是模拟方法,既求形似,更求神似。

  其《拟古乐府序》:“胡宽营新丰,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鹜于通途,亦兢识其家。此善用其拟者也。至伯乐论天下之马……斯又当其无有拟之用矣……《易》曰:‘拟议以成其变化’,‘日新之谓盛德。’不可与言诗乎哉!”罗宗强先生认为“此《序》颇费解……一是称形似者‘善用其拟’,一是求神似。对二者都加以肯定,这在逻辑上实有扞格”(《读〈沧溟先生集〉手记》)。事实上,这并不存在逻辑矛盾。此谓拟古创作有像“胡宽营新丰”那样“善用其拟”之拟古;也有如伯乐相马那样的“无有拟”之拟古,而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的。“拟”就是模仿,“三曹”已有拟乐府。有的是“有拟”之拟(高者为“善用其拟”),而有的是“无有拟”之拟(即神似)。李攀龙认为“拟”都是有变化的,因为“日新之谓盛德”,作者的学识、思想随时代而变,自然就产生与古作不一样的新作。譬如“新丰”与“旧丰”,尽管表面上一模一样,但本质上仍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变化”“日新”之所在。只是陷于表象的迷惑性,其“变化”“日新”处常常被忽略了。

  这一诗论主张受到钱谦益的激烈批评,其《列朝诗集小传》曰:“易五字而成《翁离》;易数句而为《东门行》。《战城南》盗《思悲翁》之句,而云‘乌子五,乌母六’;《陌上桑》窃《孔雀东南飞》之诗,而云‘西邻焦仲卿,兰芝对道隅’。影响剽贼,文义违反,拟议乎?变化乎?”朱彝尊亦曰:“于鳞乐府,止规字句,而遗其神明。是何异安汉公之《金滕》《大诰》,文中子之续经乎?”(《静志居诗话》)这类批评并非无的放矢,集中确有改易数字或数句等“止规字句”之作,如《李夫人歌》改汉武帝之辞“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乐府诗集》)为“去邪来邪?就而视之,纷何被被其徘徊!”原作的意境在拟作中荡然无存,这样的诗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佳作。故施闰章云:“于鳞拟古,句摭字捃,兴会索然,神明不属。自谓胡宽之营新丰,而不知为寿陵余子之学步于邯郸也。”(《静志居诗话》)钱木庵亦云:“李于鳞以割截字句为拟乐府,几于有辞而无义。”(《清诗话》)评此类诗极为精当。

  然而综观其全部拟古乐府,如此评价便有失公允。除以上所列《翁离》《东门行》《李夫人歌》《陌上桑》等诗存在比较明显的模拟痕迹外,其他诗作还是各有其变化的。即便所谓“乌子五,乌母六”等嫁接古辞的情况,也并非就算得上是“文义违反”。如《东光》:“胡儿平,倭奴何不平?倭奴利水战,海堑船为城。诸军彀骑士,驰射难纵横。”古辞曰:“东光平,苍梧何不平?苍梧多腐粟,无益诸军粮。诸军游荡子,早行多悲伤。”拟作在语言、体式及句法上与古辞基本相似,内容都是反映战争;都分析了战争失利的原因;情感基调也相似,虽国事有古今之别,哀叹则千年一贯。此诗既保持了古题本义,又融入了时事感慨,何可以邯郸学步视之?又如《猛虎行》:“饥且从漂母食,寒且从巢父栖。石不为周客笑,玉不为楚王啼。菅茅但塞路,桃李自成蹊。”古辞曰:“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原作抒发游子洁身自好的志向与操守。拟作另一角度出发,既联结本旨,又新意迭出。继以“石”与“玉”,“菅茅”与“桃李”进行对比。宋人得燕石以为宝玉,周客笑之以为瓦甓,而宋人藏之愈笃;卞和献真玉,而楚王不识——“石”与“玉”虽所遇不同,但其本质却不曾改变。“桃李自成蹊”既是对原作的回应,也是对主题的深化。此诗亦可谓善拟之作。包敬第在点校《沧溟先生集》的前言中,也对其拟古饱受批评的情况进行了驳正,并以《秋胡行》为例感慨道:“这里不是很有他自己的真实生活和思想感情吗?”

  朱彝尊虽着力批评,但也不能不承认:“惟相和短章,稍有足录者。”(《静志居诗话》)事实上,在其228首拟古题乐府中,相和、清商约占半数。其中相和短章如《东光》《猛虎行》之类,又达半数以上。此外,即便是中、长篇相和歌辞亦有可观者。如《塘上行》,古辞曰:“……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贤故,弃捐素所爱。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莫以麻枲贱,弃捐菅与蒯……”李攀龙拟作曰:“塘上双鸳鸯,芙蓉翳其阴。不自行仁义,何能知妾心?青蝇一堕耳,琴瑟难为音。新人入宫时,意已无同衾。君子在万里,颜色安可任?念妾平生时,岂谓有中路?新人断流黄,故人断纨素。新人种兰苕,故人种桂树。新人操《阳春》,故人操《白露》。新人日以欢,故人日以悲。浮云顾我庭,北风动我帷。恩爱傥中还,皓首以为期。”拟作以“鸳鸯”以兴,以反衬中道见弃之悲苦;“芙蓉翳其阴”一语双关,含蓄自然,并引发下文。接着三个反问句,表现出女子悲剧命运的过程。“新人”“故人”句与古辞“莫以”“弃捐”句,两两相对,体式工整;而句内“新人”与“故人”又互成强烈的对比。古辞由于入乐,后半部分皆是乐工缀语,故与前文内容相背离;拟作后半部分则敷衍前文之义,故而首尾相合,意义完整。如此看来,拟作在体制、格调方面与古辞基本保持了一致,亦是可谓“善用其拟”者。类似的还有《怨诗行》《白头吟》《相逢行》等篇。许学夷对这些诗大加赞赏:“拟古惟于鳞最长,如《塘上行》……格仿本辞而语能变化,最为可法。若《相逢行》中添一二段,格虽稍变,然宛尔西京,自非大手不能。譬如临古人画,中间稍添树石,亦是作手。”(《诗源辨体》)

  由此可见,李攀龙“胡宽营新丰”式的拟古乐府,主要表现在模拟古作的体制与格调,不能简单地视为捃摭字句的模拟。古辞的字、词、句、篇等外在的语言形式,不仅呈现出古辞的内容与意义,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制与格调。如魏乐府多拟汉乐府,即便是“以三曹语入两汉调”(《诗薮》),魏乐府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汉乐府中的字、词、句等。因此,李攀龙十分强调古语、古韵,曰:“辟之车,韵者歌诗之轮也。失之一语,遂玷成篇,有所不行,职此其故。”(《沧溟先生集》)认为用韵决定了歌诗的走向,如果用韵不古,则整篇歌诗为其所累;而要用古语、古韵,则难免与古辞重复。正如王世贞所言:“剽窃模拟,诗之大病。亦有神与境触,师心独造,偶合古语者……不妨俱美,定非窃也。其次裒览既富,机锋亦圆,古语口吻间,若不自觉。”(《艺苑卮言》)指出与古辞语言重复,并不一定就是剽窃;只要运用得当、语意连贯,便是佳作;熟参古作,格调得当,则言语若出古人之口。许学夷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思:“夫体制、声调,诗之矩也,曰词与意,贵作者自运焉。窃词与意,斯谓之袭;法其体制,仿其声调,未可谓之袭也。”(《诗源辨体》)捃摭、割缀古辞,生搬硬套,“斯谓之袭”;但格调既备,则不能“谓之袭”。据此,许学夷高度评价了于鳞的拟古成就:“李于鳞乐府五言及五言古多出汉魏,世或厌其模仿。然汉魏乐府五言及五言古,自六朝、唐、宋以来,体制、音调后世邈不可得,而惟于鳞得其神髓,自非专诣者不能。至于模仿饾饤或不能无,而变化自得者亦颇有之。若其语不尽变,则自不容变耳;语变,则非汉魏矣。”(《诗源辨体》)语言的变与不变,取决于古作的体制、音调。故有的拟作“止规字句”,不是作者不变,而是不能变;变则体制、音调俱变。李攀龙之弊在于“篇篇拟之”,以致掩盖了其中的优秀作品。

  总之,李攀龙“胡宽营新丰”式的模拟,虽语言或有雷同,而体制、音调实与汉魏乐府“格调相当”,“不妨俱美”。而只有熟参所拟对象并进行模拟,才能体现拟作的格调,即如“犬羊鸡鹜”皆能“兢识其家”。

(责编: 李雨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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