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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

黄维忠 发布时间:2018-03-13 13:30:00来源: 中国西藏

蒙藏两个民族长期、持续的密切交往及其两者之间的深远关系,一直是蒙古学、藏学,乃至中华民族关系史、中国历史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藏学和蒙古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进展,不仅发掘了大量的藏文和蒙古文学术资料,并且进行了对勘、整理和研究,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资料还译成了汉文。在此基础上,藏学和蒙古学界联合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蒙藏关系的学术成果,如《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①《蒙藏民族关系史略》②《蒙藏关系史研究》③《蒙藏文化交流研究》④等,但由于时间、原始材料等因素,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遗憾,因此很需要一本全面反映目前蒙藏民族关系发展史研究成果的论著,西藏人民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蒙藏关系史大系》丛书的适时推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遗憾。两社于2002年联合出版的《蒙藏关系史大系》是一套丛书,该丛书目前已出版政治卷、宗教卷、文化卷三种。本文仅就陈庆英研究员所著的《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谈一谈一孔之见。

众所周知,蒙藏两民族的最初交往得益于藏传佛教这一不朽的桥梁。佛教自7-8世纪以来从多个方向传播至青藏高原后,为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及其先祖积极吸纳、消化,至11世纪初已与藏族融为一体,并最终形成大乘佛教的重要一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自形成之日起,其各教派的首领即致力于向周边地区传播,并很快由于政治、军事、宗教信仰等因素,为蒙古族所接纳。⑤此后,蒙藏民族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随着藏传佛教对蒙古族的影响的日增,蒙藏两个民族的关系已扩展至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语言、文学、医药、工艺,乃至社会习俗等各个领域。不过,这种密切关系的形成历经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并非所有的藏学、蒙古学研究工作者都能十分清楚地了解蒙藏民族关系形成、发展的脉络,展读《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我们便会有这样的收获。

《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全书共11章,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成吉思汗以来的蒙藏民族政治关系的发展史,脉络清晰,叙述简炼,读来流畅而令人愉悦。不过,这仅是每一本著作的基本要求,以下的特点更能反映出作者的功力与学养。

资料翔实,征引丰富

蒙藏民族几百年间的政治关系,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众多,各方面的关系也是纷繁复杂,如果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没有对史料的驾驭能力,没有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是很难在一本书中如此清晰地展示蒙藏民族政治关系的发展轨迹的,我们从中选取史料这一“点”,来看看作者是如何驾驭其著的。

研究蒙藏民族关系的最基本史料当然是蒙文、藏文历史文献。不过,由于民族文献的特殊性,如蒙、藏文历史文献比较分散,而且常常以宗教著作的面目出现,因而利用起来并不十分容易:要从浩如烟海的蒙、藏文文献中发现可用的史料,要求研究者必须以史学家的眼光和学识去甄别史料。在这一点上,作者深有体会:"对藏文和蒙古文的史料进行仔细的考察和分析,并以同时代的汉文文献进行辩证和补充,是一件十分繁杂和艰难的工作,同时也是对蒙藏民族关系史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必然的途径。”⑥

要“对藏文和蒙古文的史料进行仔细的考察和分析”工作,研究者必须具备扎实的民族语文功底,否则难于胜任!而本书的成功也最能反映作者深厚的藏文功底。作者征引的蒙藏文文献多达三四十种,其中尤以藏文文献为多,如《王统世系明鉴》、《汉藏史集》、《红史》、《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萨迦世系史》、《蒙古佛教史》、《三世达赖喇嘛传、四世达赖喇嘛传》、《五世达赖喇嘛传》、《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等,更主要的是以上提到的藏文著述均是由作者与他人合作或独立翻译成汉文的,这不仅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民族语文素养,而且为作者很好地理解、把握藏文史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为我们知道,翻译文献的过程也是积累材料、比较研究的过程,这一积累是准确理解文献原意的前题。

博采众长,考证细致

众所周知,一部学术著作能够体现出作者的治学态度。一部成功的学术著作最能反映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翻阅本书,我们处处能感受到作者求实、严谨的态度:论述有严密的逻辑性,考据建立在充分的文献史料基础之上,而且博采众家之说,体现出作者不偏不倚的治学风格,这可以从其注释中窥见一斑,如作者在正文中叙述萨迦地方政权的创建过程时,把学术界关于“有无萨迦地方政权”的争论放入注释中,为读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参考观点和基础材料。⑦

我们再以作者对“八思巴创建拉章”的考证为例:

八思巴仿照古代吐蕃的部分职官和先蒙古汗国的怯薛组织为自己创建了一个私人侍从官署——拉章,其中的官员均由帝师自行任命。据藏文史籍记载,拉章含有十三种官员,分别是:索本(管理饮食)、森本(管理起居)、却本(管理宗教仪式)、司宾、仲泽(主管文书)、司库、司厨、司引贝、司营帐、管鞍具、管马匹、管牛、管犬。从表面上看,这些官员均不像是一个地方政府官员。但通过与蒙古的怯薛组织进行对比,不难看出他们的性质。蒙古国早期的职官十分简单,除万户、千户等管理其部民外,只任命了一位大断事官,掌管民户分配、主持清查户口和征收赋税、司法诉讼之权。同时建立了护卫军四怯薛组织,其名称和职务分别为:火儿赤(佩弓矢者)、云都赤(带刀者)、昔宝赤(掌鹰隼者)、札里赤(书写圣旨者)、必者赤(书记,主文史者)、博尔赤(厨师,“亲烹饪以奉上饮食者”)、阔端赤(掌管马政者)、八刺哈赤(守城门者)、答刺赤(掌酒者)、兀刺赤(典车马者)、速古儿赤(管衣服者)、怯里马赤(传译者)、帖麦赤(牧骆驼者)、火你赤(牧羊者)、忽刺罕赤(捕盗者)、虎儿赤(奏乐者)。表面上看掌怯薛职事者不过是在大汗身边充当警卫,服侍起居,放鹰放马,奏乐斟酒。但是在实际上,“成吉思汗为其护卫之士(怯薛歹)规定了优越的地位:位于在外的干户那颜之上,如果他们与千户那颜发生争执,罪在千户那颜。怯薛歹作为大汗的侍从近臣,在蒙古国的政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怯薛‘百执事’之官就担任着中央政府的职能。大汗还常常派怯薛歹为使者,出去传达旨意,或处理重大事务。怯薛歹调任外官,多担任重要职务”。八思巴设立的拉章官署中的十三种官员均隶属于萨迦寺住持,因为元代的第一任萨迦寺住持就是由出任大元帝师的八思巴本人出任。在萨迦寺专门设立有萨迦寺住持法座,尽管在早期这些自员也随八思巴前往朝廷,但大多数时间是常设在萨迦,后来一直沿袭,成为萨迦寺住持身边的官员。八思巴开创的为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设立拉章的作法,后来为各个教派纷纷仿效,对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八思巴在设立拉章的同时,还设置了本钦(或称乌思藏本钦)职位,同时参照吐蕃职官设立了“朗钦”一职。从1265年开始,至1267年,完成了萨迦地方政权的创建。⑧

关于“八思巴创建拉章”在其和王辅仁先生合著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中仅有这样简短的论述:“教主建立私人的公馆(当时叫囊钦,近世称喇章,但是也有沿用旧制称囊钦的,如甘肃拉卜楞寺),大约开始于八思巴。前已述及,元朝为帝师设立过个人办事机构——功德使司。《萨迦世系史》记载,八思巴从大都回西藏后设立了此前宗教上层从未有过的索本、森本,却本、仲译等十三种私人侍从官员,为他管理宗教和个人事务。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近代,各教派活佛的组织系统,大体上都是仿此办理的。”⑨两相比较就可以发现,陈先生的新著不仅详细记述了八思巴设立拉章的来龙去脉,而且使读者了解到拉章是“仿照古代吐蕃的部分职官和先蒙古汗国的怯薛组织”而设立的,是藏族对蒙古族基层组织机构的借鉴,进而揭示出藏蒙两族在政治组织机构方面的密切关系。这样的考证散见于全书各处,可谓细微之处见功力。

当然,每本书总留有遗憾,不仅作者感觉如此,读者也会有同感,如清代的蒙藏政治关系内容十分丰富,本书的叙述似乎仍不过瘾,只好留待来日再补正了。

以上一得,仅供同好参考,要想体会本书的精妙之处,请直接阅读原著。

注释

①扎奇斯钦著,台湾中正书局1979年版。

②王辅仁、陈庆英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樊保良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本人曾于1994年撰写过该书的简短书评,参见《民族研究信息》1994年第2期。

④嘎尔迪著,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⑤《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就提到“正是在灭西夏及西征中亚的战争中,蒙古王室与藏族及藏传佛教发生了接触和交往,并为以后的统一藏族地区和蒙藏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吉思汗的时代,蒙古对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办法,并利用与宗教人士的关系来减少战争中遇到的反抗。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依靠过蒙古萨满教的支持,同时,他为了巩固汗权,又和萨满进行过斗争。成吉思汗在西征时,还专门征召汉人道士长春真人到军中讲道。他并不专信某一种宗教,但是也不特别反对某一种宗教,因此,他和藏传佛教的交往可能只是一种初步的接触,更主要是为了征服西夏而需要了解受西夏朝野信奉的藏传佛教。”可见,蒙古族最初引入藏传佛教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军事的目的。参见陈庆英:《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西藏人民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⑥陈庆英:《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前言,第2页。

⑦陈庆英:《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第94页注2。

⑧陈庆英:《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西藏人民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第93-94页。

⑨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责编: 陈冰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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