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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觉仁增(一)

杜文娟 发布时间:2018-09-11 08:49:00来源: 西藏日报

  杜文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曾在《十月》《北京文学》《青年文学》《山花》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著有长篇小说《走向珠穆朗玛》,小说集《有梦相约》,长篇纪实文学《阿里、阿里》《祥瑞草原》《雪山上的苹果》等。曾获《解放军文艺》双年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

  一 走近仁增

  当我知道将要采访的对象是一位基层农牧民优秀党员,名叫仁增,1979年出生时,心中立即腾起喜悦,太好啦,这个年龄段的藏族同胞,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农牧民,只要读过书、上过学,多多少少都能用汉语交流,更何况还是一位村支部副书记兼组长,说不定还能从他那里了解到不少风土民情呢。

  我用饕餮的眼神望着会议室对面的张连波,他是山南市琼结县委宣传部部长。他继续介绍,仁增同志于2015年12月18日晚7点左右,为了抢救跳江自杀的村民曲吉,跳入冰冷刺骨的雅鲁藏布江,不幸被卷入漩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力将曲吉推出水面,曲吉得救了,他却牺牲了。所有村民为他点起酥油灯,煨上桑烟,一位老人说,仁增牺牲后,人们哭成一片,这样的场景在村里只见过两次,一次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一次就是现在。仁增同志生前获得过琼结县多项荣誉,牺牲后被评为“山南好人”,荣登“中国好人榜”,《人民日报》对他也有报道。

  听到这里,喜悦早已烟消云散,愕然随之袭上心头,然后是强烈的不知所措。

  为什么,为什么如此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为什么牺牲以后才广为人知?为救一位自杀的妇女?她为什么要自杀?他为什么要施救?他们之间有恩怨吗?全村人为他祈福护佑,实属罕见。

  这个人一定有非凡之举,过人之处,只是太可惜了,怎么就牺牲了呢!

  12月18日,这是青藏高原滴水成冰的日子,而且还是仁增,这位藏族汉子,回归西藏人民的母亲河雅鲁藏布江的一刻。那一刻,需要多大的勇气,那一刻,除了寒冷还是寒冷吧。

  想到这里,身子不由抖了一下,裹了裹碎花棉袄,望向窗外,高高的藏白杨哗啦啦响,一只小鸟蹁跹而去,它是要去哪里?飞向拉萨河还是雅鲁藏布江,或者直接飞往强吉村,那是仁增生活工作的地方,他一生一世的家乡。

  仁增就这般进入我的心房,强吉村成为我向往的地方。

  泽当镇,是山南市委、市政府所在地,位于雅砻河与雅鲁藏布江交汇处,泽当到琼结县城半个多小时车程,琼结县三面环山,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北坡,面积约1030平方公里,人口不到两万。在住琼结县城还是强吉村这件事上,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达瓦曲珍和我意见不一致,她和县网信办主任普珍建议我白天在村里采访,晚上接我到县城住宾馆,县城离村子只有12公里,不但能上网,还可以洗热水澡。尽管热水对我极具诱惑力,但我还是对她俩说,就住村里吧,随便哪家都行,或者干脆就住在仁增家里。

  达瓦曲珍说,仁增家正在盖房子,别人家盖房子只有几十个人帮忙,他们家盖房子全村人都来了,自带工具,义务帮忙。

  我应了一声,心里嘀咕,义务帮忙,天下真有这等好事吗?

  出县城的时候,她们进了一趟超市,大包小包装进后备箱。行驶途中,达瓦曲珍说琼结全县三乡一镇,强吉村属于拉玉乡,下辖3个自然村,现有186户764人,其中三组53户208人。三组海拔3800米左右,是强吉村三个小组中最贫困的组,不仅资源匮乏,也是自然灾害高发区,仁增1998年入党,2000年任强吉村会计,2008年至牺牲前担任强吉村党支部副书记、三组组长,算是年轻的老党员。

  我惊讶地问她,你怎么对仁增这样了解。她说自己2013年11月驻村,并担任队长,有幸与阿觉仁增共事一年时间,经历了许多事情,对他非常敬重。

  我说他有两个名字吗?也叫阿觉仁增?她笑着说,阿觉是哥哥的意思,是琼结当地方言,有尊重和信任的意思,村里许多人都这么叫他,仁增在藏语中是智者的意思。

  说话的当儿,车便停在了藏白杨掩映的村庄。这里原来还有树木,不错的地方嘛。

  路边高处挂着一个牌子,上面标有两个箭头,一个是强吉村,一个是强钦庄园。

  二 仁增家事

  仁增的妻子洛桑群宗在青稞地里灌水,青稞十多厘米的样子,在荒凉的高山谷地如同绿色的宝石,我走近时,顺手把达瓦曲珍给我的一个苹果、一个鸭梨递给她。她宽大的高筒雨鞋最先吸引我,说不定这是仁增的雨鞋呢,或许她以前就不下地干活吧。

  我这样想着,就地坐了下来,几米开外的地方有一丛红景天,红白相间的花朵开得正艳,脚边有三块明显被烟熏过的黑石头,我说你们午饭在这里烧茶喝呀。

  群宗取下紫色的遮阳帽,望着我笑一笑。

  达瓦曲珍用藏语嘀咕几句,又用汉语对我说,她现在好多了,一年半过去了,一个人支撑着家,上有婆婆,下有三个女儿,还要张罗着修房子,合作社的事也要她操心,大小事逼得她没有时间悲伤。

  望着群宗消瘦平静的脸庞,不免生出感慨,如此坚强理性的女人,要以多少煎熬苦痛为代价哦。

  在翻译和转述中,我们拉着家常。她指着小河对面不远处的村庄说,那个村子叫德庆村,娘家就在那里,爷爷年轻的时候在强钦庄园干过活,所以家里有几个箱子,生活困难的时候爸爸用箱子换过粮食,她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现在姐姐和父母一起住。仁增大她两岁,很年轻就当了木匠,经常到各村帮助村民修房造屋,第一次见面是仁增爸爸借他们家油布晒青稞,让仁增来拿,仁增来了,他们就认识了,当时她19岁,基本上没有上过学,仁增读过中学。俩人经常一起看录像,一人五毛钱,汉语版的《杨三姐告状》《几度夕阳红》,秦汉和刘雪华演得真好,看到激动处,俩人会手拉手,没过多久,他们就结婚了,当地女孩子结婚不要彩礼,会有陪嫁。嫁过去以后和婆婆、姐姐一起住,公公原来在村里当老师,后来担任拉玉乡乡长,退休前不常在家里住,2013年,公公去世。仁增的弟弟几岁时出家当了喇嘛,后来还俗,结婚不久就离婚了,女儿没人看管,她和仁增就收养了这个女儿,算是他们家的大女儿,目前在泽当上职业技术学校,二女儿在辽宁内地西藏班读初中,小女儿才几岁。仁增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经常说男孩女孩一个样,从来不打孩子,三个孩子跟他更亲,仁增经常很晚回家,无论多晚,小女儿都等着他,他一进门就把小女儿抱起来举得很高,闹够了,就和爸爸一起睡觉。

  说到这里,群宗低了低头,又仰起脖子,一滴水珠落到我笔记本上,刚写的字顿时模糊。抬头发现头顶有一大片乌云,远处的天空则碧蓝如洗,与万水千山之外的南海海面一个颜色。

  雨滴巨大而稀疏,顾盼间,没有发现可以避雨的地方,达瓦曲珍看出了我的不安,亲和地说,乌云飘过去就不下了。我恍然大悟,乌云和雨滴果真亲密无间哦。

  群宗继续说,公公去世以后,仁增开车带上家人一起到拉萨,觉得拉萨是个好地方,希望三个孩子都能考到内地上名牌大学,以后到拉萨工作。仁增去世以后,奶奶说老大可以不上学,帮助她料理家务,她不同意。以前埋怨过仁增当村干部顾不上家里的事,现在完全理解了。仁增平时很少喝酒,抽烟多一点,没啥脾气,很欣赏他,如果有轮回,希望来世还和他一起生活。

  达瓦曲珍说,大女儿对他俩比对亲生父母更有感情,有时候白天去看父亲,晚上一定要回群宗家里住。

  我征求达瓦曲珍的意见,是否可以向她提问今后的打算,她点了点头,然后是一长串的翻译。

  群宗说如果遇上合适的男人也会再嫁,但得带上婆婆一起生活,结婚以后,男人也可以住她们家。人总是要积德行善的,曲吉(被救妇女)有她的难处,不恨她。

  我表达了想见她女儿的意思,她笑一笑说,周末大女儿可能回家。

  聊天过程中,群宗时不时地偏着脑袋张望那些渐行渐远的妇女,她们继续在给青稞地灌水。近在咫尺的缓坡上,有一条水渠,隔一段有一个豁口,水便从豁口处随坡逐流,小瀑布一样直流到坡下的青稞地里,青稞地层层叠叠,有大有小,有方有圆,水又从高一些的青稞地流淌到低处,妇女们手握铁锨在田间地头走来走去,一会儿扒开一块地的进水口,一会儿堵住一块地的出水口,还得保证浅水漫过每块地的角角落落,满足每一株青稞苗吮吸到足够的来自积雪融化的甘霖,还要保证不会被大水冲毁掩埋,所以灌水的时候就得人多眼亮,马虎不得。

  群宗告诉我,自家有7亩地,种有土豆、青稞、油菜,土豆是一年四季的蔬菜,青稞是一年四季的口粮,粮食基本够吃,大米需要购买,家里有两头牦牛、两只山羊、八只绵羊,牛羊集中放养,娘家人有时候会来帮忙。这里的青稞地、小麦地和油菜地每年都要这样灌水,平常年份一年灌两次,干旱天气次数多些,女人白天灌水,男人晚上打着手电灌水,饭都带到地里吃,水渠是几个村公用的,一个组只能灌几天,轮到本组灌水时,得出动好多劳力。

  我认真地听着,牢牢地记住了灌水这个词。哦,灌水,内地人习惯用浇水,如果不是眼见为实,真还理解不了灌水的含义。一灌、一浇似乎有着巨大区别,难道这里还是集中耕地、集体收割?

  交流中得知,三组曾经位于娘那山海拔较高的山沟深处,2006年随着安居工程建设浪潮,全组搬迁到地势较低的娘那山脚下,人均耕地1.5亩,农牧业基础比较薄弱,再加上年年山洪侵袭,房屋农田损毁严重。每年夏季,劳动力被迫拴在抗洪救灾上,群众务工收入骤减,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这几年在仁增书记的努力下,争取资金,修筑河堤,保证了村民安全。实施土地集中耕种和收割,每到收割季节,他和组里的干部一起驾驶收割机为每家每户收割粮食,解放了更多的劳动力外出打工,所以,现在灌溉浇地的人并不多。

  在她们的指点下,我知道了近处的山叫娘那山,依山谷流淌下来的小河叫娘那沟,娘那沟与附近山谷流淌而下的溪水汇入雄曲河,河那边就是德庆村。

  就在我四处张望的时候,无意间看见了远处的群山和群山之巅洁白的积雪,心里忽然冒出一个词:雪域高原。

  群宗再一次伸长脖子看灌水的同伴,雨点再次滴落下来,我们起身与她告别,她依旧笑着,说着什么,一手拎着不锈钢小饭桶,一手兜着苹果和梨,头也不回地向同伴走去。

  达瓦曲珍告诉我,她说要把苹果和梨分给同伴吃,她们干活,自己坐在这里,不好意思。

  随后,我们去拜访仁增的母亲,新房还没有完全竣工,一家人住在合作社简易的平房里,几个老式藏柜算是家具,一台凸起屏幕的老旧电视机算是电器,大大小小、疙疙瘩瘩的包袱大概装着衣服、被褥吧。

  老人穿着长长的藏袍,佝偻着背,皱纹布满脸庞,眼睛有些浑浊,平顶藏帽很合适,但遮掩不住花白干燥凌乱的头发,细瘦的辫子木讷地垂在胸前。

  达瓦曲珍对我说,“老人才63岁,都苍老成这个样子了,我在这里驻村的时候,她显得年轻精神,仁增的去世对她打击太大了。”

  我以为自己看错了,偏着头多看了她几眼,明显是70多岁的老人,怎么才63岁呢?

  与老人交谈似乎更困难,尽管如此,还是了解到一些过往家事。老人娘家也在一河之隔的德庆村,不记事的时候,母亲难产去世,父亲不久也离开人世,外婆抚养她长大,结婚以后,仁增的父亲在外工作,一两个月回一次家,家里大小事由她操持。仁增年少的时候想出去当兵,母亲不放心他离家太远,就没让去,小儿子在附近寺庙当喇嘛。多年以后,看到退伍以后在县城和地区工作的伙伴,仁增念叨过,母亲有些后悔。

  父亲在家时间少,但对他要求严格,由于仁增读过书,在同龄人中有号召力,很早就当了村会计,有一次,仁增把没有喷完的农药带回家,父亲对他说集体的就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东西就不要拿回家。从此以后,他记住了这个教训,每次给公家办事,无论多晚多累都会把剩余物品和账目悉数送到村委会,做到公私分明,不占公家一点便宜。

  三 梦里仁增

  我住在村委会刚刚修好的一间平房里,水池卫生间在院子的另一头,院子边有几个健身器,水泥地面周边长有低矮的杂草,间或有几朵钱币大小的蒲公英黄花,盎然惬意。

  傍晚时分,到村委会前面的强钦林卡看热闹,县里要在这里举办一场演出,还有篝火晚会,不但吸引了一些外地游客,周边村民也来了不少。

  阿妈们早早地坐在暴露于地表的树根上,每条树根都坐着三四个人,我朝她们走去,有人欠起身子让我,我便坐在脱了皮的树根末梢,说话的时候得伸长脖子偏着头,交流起来很费劲,干脆拾来一块石头,坐在她们面前。

  自然是微笑,所有脸庞都快乐友善,她们望着我笑,我也融入其中。然后我说这藏白杨可真粗壮,树龄足有两三百年吧,老人们还是微笑,没有人点头,也没有人摇头。

  我晃了一下脑袋,向几米开外的小伙子求助,小伙子穿一件黑色皮夹克,头发黝黑乌亮,看样子会说汉语,他笑眯眯地走了过来,蹲下身子充当翻译。我问一句,他翻译一句,首先问她们腮帮上为什么贴着伤湿止痛膏,老人们摸着面颊笑着说,牙齿痛了贴,脸冷了贴,头疼了贴,不疼也贴。

  我问为什么不疼也贴,小伙子说,是一种装饰,漂亮,好看,主要是心理安慰。

  我摸着自己的脸说,怪不得我不漂亮呢。

  我问她们知道仁增吗?小伙子刚翻译完毕,老人们立即收起笑容,其中一位老人还抹起了眼泪,我以为蚊虫叮咬了她的眼睛或者我说错了什么,结果另一位老人说,我们好久都不提他了,提起他就难受,他走了,我们不习惯。

  我问怎么不习惯,小伙子翻译给她们,又用汉语对我说,仁增活着的时候,给困难户发大米、面粉和油,开上收割机给每家每户收割青稞小麦,谁家有困难都帮忙。

  流泪的老人终于开口说,自己是二组村民,今年66岁,叫格桑拉姆,有一次村上漏报了她家耕地的犁铧,她找到仁增,仁增从县城买了一个给她家送来,一个犁铧500元哩。平时还帮她家地里灌水施肥,仁增就像自己的亲儿子,好几次都梦见他,叫他,却不答应。

  一位介于中年与老年之间的男人听我们在聊仁增,凑过来说,他是德庆村人,虽然不熟悉仁增,但听说过,知道他善良肯帮人,他去世以后,邻近村子也有人为他点酥油灯,为他诵经祈福。

  立即有人说,她们家灯盏不够,向别人家借着用,那一段时间,村里到处都能闻到酥油味,家家煨桑炉冒着青烟,拉玉乡街上几家商店酥油都卖空了,以前买酥油一斤、两斤就行,仁增出事以后都整包买,还有人买一箱子的,一箱子几十斤呢。

  坐在树根上的老人个个肃穆,有人劝说着格桑拉姆。

  我一看这阵势,不敢再细问,便起身离开,一位更加威武的小伙子迎面走来。小伙子叫边巴,西藏民大毕业,几年前考上公务员在拉玉乡派出所工作。他说仁增对当地情况非常了解,每次上面来人调研,辖区人口普查,都会找他协助工作,谁外出打工,在哪里打工,谁的户口迁出或迁入,谁家来了外乡人,他都一清二楚,这里属于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老百姓不但种地放牧,还肩负着守边固土的重任,基层工作难度大,他能做到这一步,我们都很敬佩。

  篝火晚会开始了,穿着节日盛装的村民跳着欢快的谐钦和果谐,我也把一根根树棍架到火堆上,随着火苗升腾的地方望去,夜色黛蓝,星光璀璨。我在想,如果仁增活着,一定会在这里歌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果他在天上,应该是一颗星星,也许就在头顶,正俯瞰着我们,注视着生他养他、为之献出生命的村庄和人民,如果让村民命名,也许会叫仁增星,如果让他自己取名,可能会叫娘那星。

  又一轮朝霞染红娘那山,一位稍微会一点汉语的未婚女村民骑着自己的电瓶车,带我去了原村支部书记多吉家。明媚的阳光洒满庭院,一进门的地上,铁皮炉子上架着一口钢筋锅,胳膊粗的木柴火苗欢腾,将炉膛渲染得红红火火,揭开盖子看稀奇,咕嘟咕嘟的水花上滚动着饱满的青稞粒,女主人说准备做青稞酒哩,强吉村家家会做青稞酒。二楼的簸箕里晒着尚湿软的奶渣,方方正正,鹅黄淡白,香气飘逸,忍不住捏了一块入口,酸得我咧嘴皱眉。

  露台顺墙根放着一排藏式沙发,墙顶踢脚线彩绘规则而艳丽,窗台上有一盆绣球花,三盆杜鹃花,绣球花红得耀眼,杜鹃花粉得可人,多吉一言不发,一手撑着额头,一手放在腿上。

  女主人说,多吉今年65岁,以前担任强吉村支部书记,她叫卓嘎,今年59岁,两人自由恋爱成家,至今没有领结婚证,村里许多老人都没有结婚证,年轻人就不一样了,孩子出生上户口的时候就得领证。儿子、儿媳都是小学教师,儿子每天给家里打一个电话,每次回家前问他们需要什么东西,小车后备箱总会装得满满当当。仁增去世以后,买了50盏酥油灯,天天点灯祈福,给遗像献上哈达。多吉说仁增家全是女儿,有些担心,村里人都修了新房,仁增家房子最破,有好几处裂缝,坐在家里能看见星星,现在村里人帮助他家修房子,他想去帮忙,但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女儿经常去帮工。现在有旦增接手仁增的工作,担任三组组长,他很放心。

  我问卓嘎和陪同我的村民,为什么老书记不说话。

  卓嘎说,仁增离开我们一年半了,别人一叫仁增的名字,他就不舒服,大家在他面前就不提,今天你来又提他名字,他受不了,难受。

  我吃惊地望着老人,自责不已。见他异常悲伤,赶紧递给他一片纸巾,老人接过去,擦拭着眼睛,间或发出唏嘘声。

  周末晚饭刚过,我在村委会与村支部书记嘎多和宣传委员兼三组组长旦增几位聊天,嘎多是一位高挑干练的女士,长长的藏袍和邦典格外洁净。与他们交流不需要翻译,话就显得稠密。俩人拿出自己的手机,给我看仁增生前的照片,我才第一次认真细致地观察这位村民心中的菩萨、干部心中的英雄,他的确既不高大,也不算多英俊,但每张照片都笑容满面。

  嘎多说,这张是我们一起参加县上组织的知识竞赛时拍的,仁增是主力队员,所以他坐在中间。这张是一起到加查县参观农业生产时拍的,每次外出参加各种会议或考察学习购买种子,都开自家的皮卡车,他家的车子基本上充公了。有时候会梦见他,场景多是一起开会工作,醒来以后心脏跳得更快,难受得厉害。

  嘎多边说边按住自己的胸部,有人告诉我,嘎多书记做过心脏搭桥手术。

  旦增说自己和仁增从小玩到大,想念他了,就看看这些照片。夜里常常梦见他,总是望着自己笑,什么话也不说。

  我指着旦增左手背上模糊的字母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小时候自己用钢笔扎上去的,藏文是六字真言的第一个字母,吉祥的意思,汉字是忍。我凑近辨认,果真是“忍”字。他说自己的父亲也会木匠活,但就是不愿意学,大一点以后跟着仁增学,仁增从来不对他们发脾气,合作社组成人员大部分是贫困户,大家一起干活很开心,本村和邻村许多人家的家具都出自他们之手,房屋彩绘也由他们完成。

  忽然想起来村里狗少猫多,几乎每家都有一只猫,或卧在主人脚边,或在露台上晒太阳。旦增说狗是防人的,猫是防老鼠的,老鼠会吃粮食。我噢一声,然后笑道,说明咱们村社会治安好。

  正说着,仁增的妻子群宗戴着帽子和口罩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位穿黑色棉袄的女孩子,女孩正在取口罩。不用问就知道她是仁增的大女儿,也就是他们的养女,赶紧迎了上去,拉着女孩的手到一边交谈。

  我递给她一块糕点,女孩笑起来甜蜜而羞涩,酒窝喜人,皮肤白皙细腻,她把糕点放回盘子。

  女孩的汉语很流利,介绍自己叫嘎玛曲珍,2000年出生,长到11岁时,听奶奶说自己不是仁增和妈妈的亲生女儿,非常难受,但爸爸妈妈对她还像原来一样。上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逃课,爸爸到处寻找,在德庆村找到她,没有打她、骂她,但告诉她要为自己的理想学习,女孩子要自立自强,不能一辈子种地。现在特别后悔,不该让爸爸那样难受。初中以后住校,以前每周上下学,都是爸爸开着皮卡车接她和村里的同学。

  嘎玛曲珍边说边望一眼群宗,同时说,其实自己可以乘公共汽车,妈妈不放心,每周都骑着摩托车接送她。大妹妹比她小一岁,爸爸出事前几个月考到内地西藏班,爸爸为此特别高兴,专门为妹妹请客庆贺。爸爸走以后,俩人经常电话或微信鼓励对方,妹妹说希望爸爸被水冲到一个孤岛上,几年以后又回到家乡,还是以前的模样。有一次妹妹梦见爷爷和爸爸在天上叫她,醒来后躺在床上好久不愿意起来,枕头全湿了。她告诉妹妹坚强些,自己也经常梦见爸爸,俩人还约定都考上大学,以后在泽当工作,离家近一些,把妈妈和奶奶接到一起生活。现在她最不放心的是小妹妹,每次回家,小妹妹都要她抱起来举高,她再怎么用力,都举不成爸爸的样子,妹妹就会哭闹。

  嘎玛曲珍说,她恨曲吉,在路上碰见她,不理她,妈妈也不理她,但曲吉会望着她们笑,她很心疼曲吉的女儿,有同学对曲吉的女儿说,仁增是她妈妈害死的,她觉得那些同学不应该这样说。平时在路上碰见曲吉的女儿和现在的丈夫,包括她父母,都会冲他们笑一笑。

  晚风呼啸,星辰再次布满夜空,起身与母女俩告别,我把那块糕点再次递给女孩,女孩说谢谢阿姨,我给奶奶和妹妹带回去。

  尽管女孩声音很低,我还是听见了,眼睛忽然热了起来,赶紧把桌上能吃的东西都装进塑料袋,自作主张地塞到女孩手里。

  后来,旦增领我走村串户,还去了曲吉家,认识了她的父母和丈夫,却没有见到她,听说她给青稞地锄草去了。

(责编: 李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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