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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装饰图式及其审美情咸模式

项江涛 发布时间:2007-05-13 14:41:29来源: 西藏大学学报

摘要:文章通过对藏族装饰纹样的分析,以苯教思想的延续,佛教艺术的表现,汉文化的借鉴及印度民间故事的表现等进行简单的分类,并进一步透析其反映出来的审美模式及情感的表达。认为藏族艺术是通过寄托、互渗、象征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情感。

关键词:藏族装饰;情感寄托;象征

中图分类号:J31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738(2007)01-085-03

  装饰艺术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种将生活艺术化的物化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物化的结果,其象征寓意的产生总是包含着创作者的情感理念,象征的契合点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所发现的可以用来“通感”的事物间的相似之处,是人们将自然物象加以规则的变形,赋予其某种象征的意义,并绘制于器物之上绘画艺术。审美模式是指同一区域的族群在长期的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对某一事物所具有的共同的审美标准样式。一个民族悠久的绘画传统,总是能体现出其最初的创作动机,体现出族群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独特解释,是其信仰的物化形式的反应。创作者通过图式的转化,来体现一种对生命的渴望,或是一种被神化的超物质的情感力量。每一种装饰的图式作为一种物象形态,都有其超过本身所包含的那些个别的精神内质。作为高度概括的绘画形式,装饰图式总是能体现出对于精神世界的渲泄、抚慰、膜拜的需要。

  藏族艺术蕴藏着深厚的本土思维意识,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自然环境中,孕育了雪域民族的独特审美模式,生活环境的艰苦性,同自然界之间的斗争与和谐,这种力的结构便形成了藏族艺术的表现基础,同样的质朴、简洁。客观物质的斗争基调与精神的生存的渴望,形成了藏民族本性的既追求强烈而又向往和谐的个性,形成了最初的对于自然神灵崇拜的苯教信仰,除此以外,佛教艺术的融入,对周边民族及中原汉文化的吸收,更形成其瑰丽多彩的独具特色的装饰风格。在藏族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无论是生活器皿,服装佩饰,居室建筑,宗教的供养等等,每一个角落你都可以获得艺术的享受——无论是源于对自然的热爱,还是对于宗教的膜拜。应该说藏族艺术的创作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情感的精神需要,而后才是为了满足生活的物质需要,诸多的装饰题材总是被创作者们赋予了“精神上的神奇的能量”,或是某些特殊的含义也即与自身的精神需求相呼应象征的寓意,再采用概括、简洁、理想化的、平面化的图案装饰手法,以秩序和谐为本,将自身的意志与物体的装饰结合,通过这种手段来达到庇护自身和精神慰籍的双重作用。对于藏民日常生活中的装饰,我们可以根据其深层表述的文化内涵简单的分为如下几类。

  原始苯教信仰中的神灵崇拜思想的延续。对自然的崇拜(动植物崇拜),是西藏先民游牧狩猎生活中对万物有灵思想的崇尚和延续,认为天上、地上、水中都游荡着各种神灵,所以自古老的岩画艺术中便有对神山,神羊,神树一的描绘。正如弗雷泽所认为的“图腾是原始人存放灵魂的储蓄器”,藏族先民的这种崇拜是建立在灵魂之上的,是将灵魂寄托于体外的,日月山川、草木虫鱼,赋予了与自身相同的生命灵性,是自身的比附和联想。在藏族艺术中,如藏西岩画的图案(如图1):塔的上端是对植物的描绘,塔是藏民族用来祭祀的,把植物画于塔的上端,这是一种对树一木崇拜现象的表现。藏族先民,凭借原始的、稚拙的生命感悟方式在与所处得自然环境的相互观照中获取了某种神奇的生命感悟或情感力量,而逐步形成的具有宗教意义和内蕴生命的符号与图式,建构出一种浩瀚、无止境的信仰空间。藏族先民的灵魂崇拜,是以外物来作为一种寄托的,自我木身与寄托事物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飘荡在风中的经蟠,挂满哈达的树一木,刻着龙蛙水神的建筑石板,门板两侧夸张随意的日月符号,驱魔避邪的蝎子纹——被抽象化了的意念在一种冷静的表象下,表征着人们的沸腾的生命力和激昂澎湃的情感力量,实现了对神灵的崇拜和与神灵祈福的交流。现在人们对于“托架”的珍爱更是赋予了其神圣的不可言喻的意义,作为神灵之物佩戴身上以驱邪避雷,人们认为这些被赋予了神奇力量的物体,拥有它也便拥有了同样的神奇力量。

  佛教信仰在生活中的图式展现。佛教思想传入后,同时也便有了对佛教艺术的引进,在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有关佛教信仰的装饰纹样,更是占有最大的比重,可以说是运用最广泛的装饰图纹了,不论是在建筑中,服饰中,还是生活日用品中都会看到由佛教信仰衍生而来的吉祥图案。如青莲花、紫檀花、萨达花、菩提叶、金翅鸟、莲花(代表观音)、宝剑(代表文殊)、刚柞(代表金刚手)、护法、双头鸟、七政宝、八瑞相等等。八瑞相——吉祥结是团结、祥和的象征;妙莲寓意生于尘世,却不为世俗所染;宝伞能够消除众生的贪、嗔、痴、慢、疑之五毒;右旋海螺象征着和平安谧;金轮预示佛法如车轮辗转不停;金幢象征佛法的坚固不衰、战胜邪道、永远的蓬勃发展;宝瓶标志着聚满千万甘露、包罗善业智慧、满足众生愿望;金鱼则象征抛弃无明、智慧无限。双鹿金刚轮图纹渊于佛祖鹿苑说法,表示佛法的弘扬,交股金刚纹表示佛法的坚固不摧,六字真言Om-Mani-Pedme-hum,人们认为这六个音节的发音分别代表一种祈福,六字真言梵文书写在玛尼石刻中也是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了。总之,与佛教信仰有关的吉祥图案广泛应用于生活用品中,建筑中和绘画艺术中。藏族艺术者把这种佛教吉祥图案的寓意性发挥到极致的完美,这种比喻性的象征语言同样完成了视知觉与心智表达的双重需要。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藏族艺术中对于藏传佛教艺术的应用是更广泛的大众性的,上层社会与民间的统一性为艺术的创作提供了更自由更广泛的存在空间,所以有了藏传佛教艺术在民间各个角落的渗透。藏族画家习惯于用金色的金刚锁来装饰唐卡中的树木、房屋等物,包含着对佛教信仰的寄托,同时也反映了传统的本民族的思想渊源。在某些地区的唐卡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匕彩的彩虹色条,它可以喻为凡人通向佛陀世界的桥梁。

  对自然、生活的深厚情感的图示转化。感官满足最终必需由观念和情感传达出来,图式的转换体现了对自然、生活的热爱之情,追求形式的美感,同时却不失绘画的主题性。人们对于身边环境的熟悉,把其概括抽象出来的图纹样式,更准确地传达了某种心境,表现出一种更有效的力量,来满足人们在特定情境下的需要。艺术是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祭坛。我们通过对藏族“狗鼻纹样”的产生渊源的分析,可以更好的了解藏族人们对于自然高度概括赋予转化的能力。狗是藏民族最早驯养的动物,狗能保护主人财产和生命安全,狗又容易驯养,是藏民族生产、生活中亲密的伙伴。人们对狗会产生依赖心理。不管是过去和现在,他们是禁吃狗肉的,更不随意杀狗,对吃狗肉行为,在藏族社会中视为不可理喻和难以思议的事。在苯教盛行时期,常常在会盟,祭祀时杀大批的牲畜,其中以狗最为尊贵。与此同时,在藏族社会中还留传着许多关于狗的动人故事,《阿初王子的故事》,《幸福是狗的恩典》和安多地区的《青稞与狗的故事》等等。这些流传于民间的故事都反映了藏民与狗是有着深厚感情的。传达情感,本来就是“艺术发生的第一推动”,装饰纹样作为情感的意象表现,其中的每一个成份都不能离开这个结构体而独立存在,各元素共同负载着某种情晴感意念。这种对狗的深厚情感表现在绘画中,便转化成对“狗鼻纹样”的创造。“狗鼻图案”被藏族人民视为最为重要的图案之一,并且广泛应用于建筑装饰中。藏民称狗鼻图案为“坚吉杰布”,意为装饰之王。“狗鼻回旋纹”绘制的熟练程度也已经成为艺人的评价标准了。正如黑格尔所阐述:“艺术是用易于感受的方式,不但诉之于理智而且诉之于最普遍的感官与感情……艺术是又高级又通俗的东西,把最高级的内容传给大众。”①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朝夕相处的自然世界总会被作为装饰元素出现在绘画背景中。辽阔的地域,山峦纵横,江河交错,高山峡谷,星罗棋布的高原湖泊和丰茂辽阔的草原树木,在进行了简洁、美丽的概括后广泛应用于壁画和唐卡中,圆形、伞形,花形,亦树一亦花,形态优美,单纯简洁而又变化多样,更不失感性的灵动。总之作为背景的自然装饰实现了以浪漫主义的构思与象征主义的创作手法的完美结合,既是对自然的赞美,也是对佛教超脱世界的隐喻,是其双重作用的表现。

  对汉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对汉文化图纹艺术的引进,如工字纹、回子纹、蝙蝠纹、八卦太极、龙凤吉祥、五珍八宝、缠枝牡丹、福禄喜寿、葫芦等等都也已成为藏族人们很喜爱的题材了,如人们会把六长寿图画在柜子上或墙壁上以求得生命的长寿平安,图中寿星老人、鹿、鹤、山、水、树来象征生命的长寿。龙纹会经常雕刻于藏刀上,称为“著芝”,象中原地区一样,藏民认为龙是吉祥和地位的象征,绘于服饰上象征着富足和高贵,绘于生活器皿上则能去毒,除荼秽,治眼疾,破除愚昧,食物美味。一把青龙刀携带腰间更是真正男子汉的标志。中原民族对葫芦的崇拜,就是把葫芦作为男女相交,阴阳相合的合体始祖神;道家的葫芦为太极,一分为二有合二为一的观念,不仅是人类繁衍之源,也是万物繁衍之源,《礼记-昏义》有“合卺而胤”的记载,藏族男性锦袍中常有葫芦纹样的点缀;蝙蝠取意福,五福供寿,福从天降,总是很巧妙的利用蝙蝠的形式装饰于屋顶四角,寓意吉祥。这些图案在藏族装饰中也被广泛应用。

  另外在一些装饰中会有关于佛教故事,民间传说等题材的体现。如和气四瑞——猴子,大象,兔子,翠鸟;鹿苑说法——祥麟法轮图;蒙人驭虎;财神牵象等,这些图案多被绘于柜子上或墙上,寓意家庭和睦,招财进宝。

  艺术的表现形式是创作者传达意念时所依赖的主要媒介。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根据这些表现媒介的性质来寻求客观物象与主观意象之间的共通之处,实现其装饰的目的。通过对藏族艺术地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种绘画题材的存在意义必然是与其思想的某一方面达成了一种和谐,能够表达一种愿望。它能够帮助人们来实现外部与自身的和谐,而不仅仅是满足了装饰的需要。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艺术视知觉》中认为“对于一般的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象上升和下降,统治和服从,软弱和坚强,和谐与混乱,前进和退让等等基调,实际上乃是一切存在物的基本存在形式。不论是我们自己的心灵,还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不论是在人类社会中,还是在自然现象中;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基调,那诉诸于人的知觉的表现性,要想完成他自己的使命,就不能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情感的共鸣。”②所以,研究藏族装饰的艺术,必须了解其文化深层的内涵,把绘画艺术所表现出的能动性与生活的能动性相结合,来深层理解其精神的能动性。艺术的创作者也正是从不同的事物中寻找其共同的本质,来寻求合乎自身表达需要的事物的共同点。藏族艺术中用一种通过把灵魂寄托于外界事物的信仰体系来进行创作,用“互渗律”的思维方式创造出超自然物体形态的综合形象的造型方式,把表象中的客体、存在物、现象来赋予他们思维自身的信念,通过比附、联想、交互渗透,结为一体。从最简单的象征符号如圆、星号、十字形、螺旋形、万字符到具体的约定俗成的吉祥符号都无不表现着这个民族的对生命、对世界的独特解释。“一种真正的精神文明,其聪明和智慧总是表现在不断地从各种具体的实事件中发掘出他们的象征意义和不断地从特殊之中感受到一般的能力上”,③藏族艺术就是这样赋予了日常生活的实践和普通的事件以深刻的意义内涵,并非仅仅是运用直接的或类比的方式再现出来,其艺术的深刻的寓意象征是无处不在的。

参考文献

[1]丹纳:艺术哲学[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P69.

[21道夫·阿恩海姆在:艺术视知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P625.

[3]同上P628

收稿日期:2006-11-20

作者简介:项江涛(1976-),女,汉族,山东烟台人,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专业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艺术应用的理论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北京 100081)

(责编: 张素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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