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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陲文化院创办原因探析

周茂江 发布时间:2007-05-04 13:56:01来源: 西藏大学学报

  摘要:西陲文化院是张怡荪在抗战期间组建的私立藏文化研究机构。清末民初以来,西部边疆危机促使国人关注“西陲”、研究“西陲”;外人在中国边疆研究中的领先地位,激发了国内学人“于世界学术界争一立脚地”的民族意识。在此背景下,张怡荪受陈寅格等学者的影响,树立编纂藏汉辞典、“为后来者搭下一座桥梁”之心愿。1937年,在四川省政府的支持下,张怡荪在成都正式成立西陲文化院,启动了《藏汉大辞典》的编纂工作。

  关键词:西陲文化院;张怡荪;《藏汉大辞典》

  中图分类号:C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07)01-035-05

  西陲文化院是张怡荪(1893—1983)在抗战期间组织成立的私立藏文化研究机构,与抗战前后成都、重庆两地成立的汉藏教理院、华西边疆研究所和康藏研究社,并称民国时期四川“四大藏学研究机构”。张怡荪为实现其编纂藏汉辞典、“为后来者搭下一座桥梁”[1]的心愿而创办西陲文化院,研究边疆文化。在西陲文化院时代,张怡荪主持完成了包括编撰《藏汉大辞典资料本》在内的多项研究,奠定了建国后出版《藏汉大辞典》的基础,“为汉藏人民文化交流做了一件好事”[2],也为藏文化研究和藏学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对西陲文化院的研究有助于再现当时公认的这一藏学研究机构在藏汉辞典编纂史、藏学史、边疆史地研究上的历史地位,因而对西陲文化院成立背景的探讨将更有助于学界了解张怡荪为创办这一文化机构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据笔者所知,到目前为止,以“西陲文化院”命名的论文仅三篇。而其中两篇均是张怡荪的嫡传弟子黄显铭[3]所作。这两篇文章均从张怡荪自身方面寻找了其创建西陲文化院的原因。[4]另一篇文章在内容上不出黄显铭文之范围,故其所论原因亦与黄文雷同。[5]罗润苍的论文《抗战时期四川藏学研究概述》[6],对三、四十年代在重庆和成都先后创办的藏学研究机构—汉藏教理院、西陲文化院和华西边疆研究所等作了概括介绍,其中对西陲文化院的介绍,主要参考文献也是黄显铭的《西陲文化院》。因为西陲文化院的最大成果是编撰《藏汉大辞典资料本》,建国后出版的《藏汉大辞典》即是以此为基础,故学界近年发表的文章侧重于《藏汉大辞典》,对西陲文化院成立原因的分析与黄显铭的文章类似。[7]

  就目前而言,既存研究对西陲文化院成立原因的研究较略,没有进行具体人微的分析。本文拟从民国以来西部边疆研究的兴起、张怡荪树一愿研究西藏语言文化、张怡荪筹备成立西陲文化院与四川省政府的支持等方面来做一系统梳理。

  一、民国以来西部边疆研究的兴起

  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开发较早的地方,如“周民族起于西方”[8]等,不仅为古史所载,且为近年来陕西周原甲骨及青铜器的不断出土所证实。鸦片战争前后,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逐步扩展到西北、西南,边疆危机日趋严重,国内有识之士如魏源、姚莹、何秋涛、夏燮、梁廷楠、曹廷杰等,在抵御外侮的民族情绪策励下开始投身于研究边疆问题之潮流,边疆研究逐渐进人人们的视野[9]。民国肇建之后,西藏问题与蒙古问题成为中国维护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的最大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与中国国家统一与独立密切相关。

  20年代末,中外学者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对西北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取得的成就,在当时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0]。 30年代初,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而后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中国面临的国家生存与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在此情势下,国人“视经营边疆为挽救危亡之要图”[11]。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在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国内形成新的抗日救国高潮。此时,国内有识之士皆将目光转向西北,高呼开发西北,改变了“九一八”事变前只有极少人“关心边事”的现象,一批学者开始专门研究“中国边疆民族及中西交通史料”[12],着手于专门的边疆研究。

  与边疆危机日益加深相关的另一个促使边疆研究兴起的原因,是外人在中国边疆研究中的领先地位。英、日、美等国对中国边疆进行过深人的考察研究,并写下多种调查报告和著作,国内学者对它们作了搜集与整理,[13]。时人马鹤天指出,《西北月刊》连载的《蒙古志》,“大抵取材于日本人之记载,并未身历其境。当时之搜集关于蒙古之出版物,日文者约数十种,中文者不过数种而已。且日人著作,多系实地调查之记载,故材料比较丰富而确实。中国从来去蒙古者,非官即商,商人无相当知识,不能调查记载;官员虽有知识,不肯调查记载,以故较详之出版物,可谓绝无”。[14]通过比较,国内学者对边疆研究有了较清晰的认识,看到了国内外的差距,并视为国家前途之忧虑。在他们看来,外人在中国边疆研究中的领先成就,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种耻辱,也是一种危机。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在其创办的《边疆研究》“发刊词”中说:

  吾人每读外人对藏蒙新疆及东北之著述,辄觉他人研究工作之伟大可惊。吾人承受祖宗之遗产,不能自齐其家族,又不能自数其家珍,则其不能御侮防盗,亦何是异!此为奇耻,抑亦严重之危机。此又吾人所以斤斤于边疆文化研究工作之要因也。[15]

  所以,有志于西部边疆研究的学者更加积极地投入研究,而更多学人则自觉地加入到边疆研究的潮流之中。20世纪30、40年代在四川重庆和成都两地,先后成立了汉藏教理院(太虚1932年创立于重庆)、华西边疆研究所(李安宅1941年创立于成都)、康藏研究社(任乃强1946年创立于成都)等教学、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是近代中国边疆研究中的重要力量,它们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社会、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调查研究,推动了边疆研究高潮的形成。张怡荪创办的西陲文化院就是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边疆学术研究机构。

  张怡荪在1936年开始筹备、1937年正式组织成立的以“研究西陲文化为目的”的“西陲文化院”,是30,40年代边疆研究热潮中的私立藏学研究机构之一,并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认可[16]。“西陲”的范围界定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关于组织西陲文化院致中央民众训练部呈》所言为准,即限指“西康藏卫”。“西康藏卫”指西康、后藏、前藏(卫藏),相当于现今康巴藏族地区(包括四川甘孜藏族州、青海玉树一藏族州、云南迪庆藏族州、西藏昌都地区)和西藏自治区,属于全国藏族地区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于此亦可看出,西陲文化院从确定宗旨之日起就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蕴含着经世致用之意。

  二、张怡荪树愿研究西藏语言、文化

  对于西藏语言、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是被现今中外学术界称为“藏学”( Tibetology ) [17]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个人而言,张怡荪创办西陲文化院的原因在于他对西藏语言、历史与文化的浓厚兴趣,而张怡荪之立志于从事藏学研究,与当时两位著名僧俗学者的影响不无关系,他们是太虚大师和陈寅洛。

  20年代张怡荪在大学任教时,主要研究中国语言学和古典文籍。但在北大时期,张怡荪就已对佛学产生了兴趣,并参加了多场由太虚主持的佛学演讲会。

  高僧太虚(1890—1947)是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一生为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事业而奋斗。他在创办僧伽佛学院,培养新僧人才以及组织居士正信会、出版书报杂志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18]。张怡荪后来从事藏学研究,与太虚弘扬佛教的活动不无关系。

  1925年8月4日,太虚抵达江西庐山大林寺。从10日起,开署期讲演会三日,太虚演讲的主题是世俗谛人生观。时任北大教授的张怡荪及来自台湾的善慧,也登台演讲。1926年,应汪大燮、熊希龄、庄蕴宽等人电邀,7月太虚进京,随即在京开展演讲活动,8月1日,北京教育界邀请太虚演讲“佛学概论”,听众有张怡荪、罗庸、罗常培等高校师生[19]。张怡荪不仅倾听演讲而且自己也参与演讲,说明他早在北大时期就已对佛学产生了兴趣。

  由于西藏文化是以本教文化为基础、佛教文化为主导,并吸收其它民族文化、结合本地区本民族的特点融合而成的,因此西藏文化与佛学密不可分。佛教传入西藏后在与本教竞争的过程中,成为具有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藏传佛教。要了解西藏文化,熟悉佛学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张怡荪在了解佛学的过程中,开始关注西藏文化。不过这段时期张怡荪还是以自己的专业—中国语言学和古典文籍为主,闲暇之余才涉及到佛学及藏文化领域。

  1928年8月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并任命罗家伦为校长,罗家伦就职后,对清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次改革被冯友兰称为清华大学史上的“第二次扩张时期”[20]。清华大学在罗家伦的主持下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学者,张怡荪就是其中之一。1928年张怡荪被清华大学聘为国文系讲师,一年后升为文学院教授[21]

  在清华大学,张怡荪遇到了一位同事,这就是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合聘教授陈寅洛。可以说张怡荪最终走上研究西藏语言、文化的道路,作为中国藏学奠基人的陈寅洛对他的影响重大。

  著名学者陈寅洛(1890—1969 ),年青时游学欧、美、日各大学,1926年归国后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此后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于历史学、宗教学、藏学、蒙古学等学科有精深的研究,被誉为藏学奠基人,其在中国藏学研究上的先驱作用,已有多篇论文予以论述[22]。陈寅洛家中所藏藏文资料特别丰富。张怡荪晚年回忆他受陈寅洛影响,萌生编纂藏汉辞典的情况时说:

  早在一九二八年于清华大学任教时,我就在陈寅洛先生那里接触到藏文资料。后来,又阅读过不少国外藏学方面的著作,思想颇有感触:西藏是我国领土,藏族是我国的一个民族,国内却少有人致力于藏族文化的研究。于是,我决定染指于西藏文化这一领域,一面拜师求教,学习藏文;一面收集国内外藏学研究方面的资料;同时又加入佛学研究团体,钻研佛教哲学。而要揭开藏族文化宝库,就必须有一部完善的工具书,既便于自己使用,也可为后来者搭下一座桥梁,这样,我遂萌下编纂藏汉大辞典的念头。[23]

  可见,在与陈寅洛的交流过程中,张怡荪为陈寅洛强烈的民族意识所感染,更加坚定了从事藏文化研究、编纂藏汉辞典的决心。

  总之,抗战初期,张怡荪“从北京辗转流离返回四川,干脆放弃了教书生活,创办了西陲文化院,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编纂词典的工作”[24],既与近代中国长期存在的边疆危机有关,也与他个人受太虚大师尤其是陈寅洛等学者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他一方面有感于国内藏学研究的滞后,一方面感到“西藏问题”日益重要,有研究的必要,遂决定将重点放在藏学研究领域,从此与藏语言文化研究结下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不解之缘。

  三、张怡荪筹备成立西陲文化院及四川省政府的支持

  1932年夏,在山东大学任教的张怡荪,在开讲九门课程、事务非常繁忙之余,一直在进行搜集、翻泽西藏文化研究成果的工作,[25]。 1936年10月,张怡荪回到北平,不再担任何教职,全身心为编纂藏汉辞典做准备工作。

  编纂辞典是一项颇为浩大的工程,非一人之力所能为,于是张怡荪邀集愿意从事西藏文化研究的一批同事(主要是他的学生),如北京大学毕业的金鹏、李荫亭,清华大学毕业的贺华予,山东大学毕业的李鉴铭、隋廷莹等人共同努力。他们先在北京圆恩寺、后又在喇嘛众多、藏书也很丰富的雍和宫租用部分房屋,作为工作地址。张怡荪还聘请喇嘛们讲授藏文。

  张怡荪为这个来之不易成立的集体取名为“西陲文化院”,自任院长,1937年5月在北平开始工作[26]。当时西陲文化院既要聘请喇嘛讲授藏文,又要租用房屋,经费问题如何解决呢?《藏汉大辞典》编纂者之一的金鹏回忆道:“那时与现在不同,如今编纂辞典主要靠国家拨款接济,当时我们凭一腔热情自筹资金。寺庙喇嘛无需我们送钱。信仰佛教的老百姓每年会自愿捐给寺庙很多钱财物品,足够喇嘛们的开销。”[27]靠得这种便利,张怡荪及其同仁才得以顺利学习藏文、佛学,进行藏汉辞典的编纂工作。

  西陲文化院开始工作后,为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提高知名度,张怡荪鼓励同仁们勤奋努力,向外展示自己的成绩。在1937年12月迁到成都之前,西陲文化院主要完成了《汉藏对照大乘法相名辞小辞典》、《汉藏字典》、《藏汉集论词汇》、《藏汉语对勘》等书的编泽。[28]

  西陲文化院以其在北平工作时期取得的初步成绩,证明了自己的研究潜力,也为获得四川省政府的支持提供了有力证据。

  1933年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统一四川,成为四川霸主[29]。  1934年12月21日,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四川省政府。1935年2月10日,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刘湘任主席。7月,省府迁往成都[30]。川政统一后,蒋介石势力乘机人川,对四川军队进行整编和统一,到1937年,川军的用人权和财经权等都统一于“中央”。

  虽然刘湘统一四川得到蒋介石的帮助和支持,但刘氏对中央势力已控制四川的现实深为不满,因此决定采取措施加强自己的实力,抵制蒋介石势力和打击川康一带的红军。其措施之一即为支持省内各研究机构。

  早在刘湘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之前,就对所辖区域的科学研究、文化建设等给予了支持。如由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1893—1952)组建的中国西部科学院[31],1930年成立于重庆北磅,时任二十一军军长的刘湘等人不仅对其表示支持,刘湘本人还出任过西部科学院董事会的董事长[32]。又如,1930年8月,太虚大师至重庆弘法,适逢刘湘通令川东各地佛教会选派僧侣入藏弘法,太虚遂建议与其派僧侣入藏学法不如在重庆创立一所汉藏佛学院,“聘请汉藏讲师,招收汉藏青年而教之”[33]。这一提议得到了刘湘等川渝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并于1932年在重庆缙云山建立汉藏教理院。

  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之后,刘湘推行“新政”以图自存与自强,其措施之一就是“延揽社会知名人士”,该项政策实行后,张澜、邵从恩、尹昌衡、晏阳初等社会各界名流均为他所用[34]。在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届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刘湘等委员向国民党提出“请集中人才”案,其中建议“社会人士对于国家确有学术能力之贡献者,中央应就其财力令交中央或地方事业机关分别选用”[35]。刘湘为改变川省现状提出的建议及施行的政策,虽然不是直接针对西陲文化院,但这些政策本身与此前其支持西部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作为有前后相承的关系,以后支持西陲文化院的正式成立和运作也是顺势而行。

  前已述及,正当西陲文化院同仁决心在北平有所作为之时,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全面爆发。抗战初期,因国民政府抗战无力,致使平津及沿海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其后,“平津甚严文字之禁”,张怡荪等人只好携带《藏汉集论词汇》和《藏汉语对勘》稿本南行人沪求印,未成,又“迫去香港”,途中张怡荪为这两本书写成“序言”[36],到香港后,由大东书局香港印刷厂石印成书,它们是西陲文化院最早出版发行的两本书[37]。不过,由于抗战初期沿海重要城市相继陷落,局势日形紧张,西陲文化院同仁在香港的处境并不乐观,此时对西陲文化院施以援手的就是刘湘。

  刘湘早已闻知西陲文化院创办人张怡荪及西陲文化院的性质,此时听说西陲文化院面临困境,当即委托财政厅厅长刘航琛[38]去请张怡荪回川,任职省政府。刘航琛一见到张怡荪,便说明自己的来意。张怡荪回绝道:“我一介书生,哪懂为官之道?”刘航琛立即回答说:“先生回川不做官当然可以,您尽可从事您热爱的事业。听说先生在北平办有西陲文化院,何不迁回四川开展工作呢?四川毗邻西藏,具有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只要先生愿意回川继续经营文化院,我们政府将给予大力支持。”[39]见刘航琛态度诚恳,张怡荪再联想到自己和西陲文化院的现实处境,在与同事商量后,答应了刘航琛的邀请。

  在得到四川省政府的承诺后,西陲文化院成员在张怡荪率领下于1937年12月底从香港来到成都,正式挂牌成立西陲文化院。文化院创办后,刘湘立即拨款表示支持,其具体拨款数额虽然不得而知,但如果没有这笔经费,西陲文化院将难以正式成立,而西陲文化院的印刷厂也不可能办起来。有了这些支持,张怡荪等人才能以西陲文化院为基地,继续研究藏文化,为建国后《藏汉大辞典》的编辑出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及注释

  [1]礼闻:社会主义使他有了闪光的晚年—访〈藏汉大辞典〉主编张怡荪.文汇报,1981年5月3日3版.

  [2]乌兰夫同志接见时的讲话和国家民委、国家出版局有关负责同志对“藏汉双解大辞典”(即“藏汉大辞典”)编写工作的指示.四川省民委关于恢复“藏汉双解大辞典”编纂工作、人员调配、经费申请的请求报告、意见,国家民委和省委领导的批示(1977年4月—1983年5月).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17米.保管期限:永久.9.

  [3]黄显铭,1925年生,四川营山人,现任中华佛学文化研究中心理事,四川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成员、据黄显铭先生自述,1945年时他就读于内迁至四川的同济大学医科专业、杭战胜利后,同济大学迁回上海,他自己则转入四川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因得机缘与时为四川大学教授的张怡荪相识、张怡荪对黄显铭的勤奋好学颇为赏识,遂有意引导黄显铭研究藏文化以为“藏汉大辞典”的编纂培养后备人才、黄显铭仰慕张怡荪,决定跟随学习藏文,走上了藏文化研究道路、全国解放后,黄显铭参加了“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的全过程、笔者于2004年6月14日和1。月26日,拜访黄显铭先生于其川大寓所、在访谈过程中,黄先生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对笔者比较详细地回顾了西隆文化院的历史及解放后《藏汉大辞典》的编纂过程,为笔者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红(文中若有引述黄先生口述信红者,均注为“黄显铭先生口述”);又慷慨惠赠“黄显铭文存”一书、在此,对黄先生的帮助谨轰谢意!

  [4]黄显铭:西陲文化院[A].西藏研究[E].1990年2期.

  [5]刘永禄:西陲文化院.刊于中国文物信红网:Httn://www.ccrnews. com. cn/ disnlaYnews.asnid=3706.

  [6]罗润苍:杭战期间四川藏学研究概述[A].中国藏学[E].1996年3期.

  [7]如祝维翰:藏汉大辞典[M]的编写.民族语文,1983年1期;高炳辰:藏族文化史上的大事——简介藏汉大辞典[M].民族团结,1985年7期;黄显铭:西藏文化研究专家张怡荪教授[A].中国西藏[E].1996年5期;孙文景:忆藏汉大辞典[M].编纂始末.中国民族[E].2003年8期等.

  [8]顾领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M].商务印书馆.1999.P27.

  [9]赵颂尧、吴晓军:西部开发简史[Ml.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P71—P100.

  [10]关于西北科学者察团的组建及成绩,参见邢玉林、林世田合薯:西北科学者察团组建述略[A].中国边疆史地研究[E].(199年第3期),以及纵横薯:西北科学者察团的丰功伟绩[A].新疆地方志[E].1994年第2期).   [11]朱雾青:移垦西北之先决问题[A].西北问题季刊[E].1934年1米2期.

  [12]林同济:边疆问题与历史教育[A].独立评论[E].1934年6米127期.

  [13]比如何璟:关于研究康藏问题中外参者书目举要[M].康藏前锋[M].第2米第10、11期合刊,1935年6、7月;第3米第3期,1935年11月)。

  [14]转引自赵夏:马鹤天先生对边疆者察和研究的贡献[A].中国边疆史地研究[E].2003年4期.

  [15]〈发刊词〉.边疆研究,1940年创刊号.

  [16]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关于组织西隆文化院致中央民众训练部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数据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P838-P839.

  [17]参见:闻国根:藏学入门·什么是藏学[M].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P644-P652.王尧、王启龙、邓小泳:中国藏学史M.民族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P1-P28.

  [18]楼宇烈、太虎大师小传.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太虎米[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P2-P3.

  [19]释印顺:太虎法师年谱[M].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P108-P120.

  [20]冯友兰:校史概略(节录).收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米(上).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P2.

  [21]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P108.

  [22]如王尧:陈寅洛先生对我国藏学研究的贡献[A].(收入中山大学历史系编:纪念陈寅洛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A].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苏发祥:陈寅洛先生与藏学研究[A].(西藏民族学院学报[E]. (1999年3期)、王启龙、邓小泳1949年以前藏族文化研究综述[A].中国文化研究[E].2002年冬之卷)、王川:陈寅洛与藏学研究[A].西藏民族学院学报[E].(2005年1期)等文.

  [23]礼闻前揭文.

  [24]礼闻前揭文.

  [25]“黄显铭先生口述”,2004-06-14.

  [26]王树民:附记.责善半月刊.1941年1期.

  [27]“黄显铭先生口述”,2004-06-14.

  [28]参见丹珠昂奔、周剑年、莫福山等主编:藏族大辞典.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965页;黄显铭:藏学专家张怡荪教授.文献,1989年3期.

  [29]温贤美主编.四川通史:第七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P41-P47.

  [30]周开庆编着、刘航琛审订.民国刘甫澄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P108-P109.

  [31]关于卢作孚与中国西部科学院,参见赵国忠:试论卢作孚与中国西部科学院[A].(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四川师范大学未刊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

  [32]中国西部科学院概况.四川省档案馆:资料号:10.172/2.无出版日期.

  [33]略史及其沿革.汉藏教理院编.世界佛学范汉藏教理院特刊.重庆私立北泉图书馆印行部人文印刷所,1944.3.

  [34]乔诚、杨续云:刘湘[M].华夏出版社.1987.P174-P175.

  [35]教育部秘书处编:教育部公报.1937,9(11,12):P20-P21.

  [36]张怡荪:藏汉集论词汇[M]和藏汉语对勘fMl两书所写的“自序”,转引自“张怡荪(1893-1983)”,收入蓬安县志编纂委员会所编:蓬安县志[M].(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P768.

  [37]黄显铭:西陲文化[M].见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成都出版社.1992.P169.

  [38]刘航琛,四川沪县人,北伐前夕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善理财,深得刘湘的器重、时兼刘湘对外代表,1935年首任四川省政府财政厅厅长.

  [39]本段与下段:“黄显铭先生口述”,2004-06-14

  收稿日期:2007-03-02
  作者简介:周茂江(1977-),男,汉族,四川开江人,四川大学历文化学院中国折现代史专业2005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折现代史。(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14)

(责编: 张素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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