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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民族意识:关于西藏近代史上一次政治改革性质的社会学分析(续)

孙林 发布时间:2002-12-18 16:51:34来源: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摘要:本文主要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西藏近代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认为这次改革的提倡者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初衷虽然是希望有利于西藏的未来,但由于他本人缺乏现代意识,加之西藏内部权力斗争的干扰,很快使这次改革变成他本人巩固个人权力的政治行为,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不过,这次改革也给西藏带来一些后果,即使藏族中的不少有志之士展开对藏民族未来命运的反思,形成 20世纪中期西藏历史上的“民族自省运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央政府的新的民族政策无疑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的民族意识的基础。

  三、十三世达赖改革性质的分析

  国外及国内一些学者在论及十三世达赖改革时,往往认为这是一场致力于西藏现代化的改革。“现代化”是为其改革的定性词。从改革的背景、内容和思路看,十三世达赖想振兴西藏以图自强,的确在倡导、学习引进了一些内地和西方的先进的知识、经验和技术。但从改革的具体过程看,“现代化”并非改革中的基本点,事实上,十三世达赖在改革中丝毫不愿意触动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基础。他本人的身份也决定了他对改革的认识程度。也就是说,改革对十三世达赖而言仅是加强经济与军事力量,并非着意于现代化。

  十三世达赖背后是传统的宗教文化,他的宗教领袖地位也限制了他的思想。从本质上说,宗教对近现代工业技术呈先天排斥的态度。西藏宗教文化虽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活力并产生相当大的地域影响。但对外来文化,宗教最多是吸收一些对自己有用的合适的东西,决不会让其他文化取代自己。所以说十三世达赖以宗教领袖身份进行现代化意义上的改革是很难合乎逻辑的。那么,对西藏的这次改革我们该怎样加以判断呢?

  就当时情势而言,我们要考虑这样的问题,在十三世达赖时代,西藏并没有“现代”或“现代化”这样的词汇和概念,也没有“西方化”、“工业化”的概念,汉族地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在西藏本土也没有出现。虽然十三世达赖到过内地,汉地这种观念可能对他造成过影响。另外,印度王公贵族追求西方生活方式、英国人贝尔曾向十三世达赖介绍过西方文化,这些因素也可能是他立意改革的催化剂。但在进行改革时,十三世达赖是不会意识到他的改革会有所谓的“现代意义”的。“现代意义”、“现代化改革”只是现代的历史学家给他加上去的现代概念。这个问题可以引出接下来的历史学和社会学问题,即,事件描述的主观性问题。该问题是现代全球史学界、哲学界包括社会学界都在争论和探讨的问题,对此我们不打算详论,只是要说明,任何人,在对过往的事件进行回忆、叙述和描述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对事件情节进行选择、增减。已发生的事件不可能全面再现,只能接近真实而不可能完全真实。对专家与研究者来说,事件的定性是后发的,并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对于我们现在活着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而言,现代化或现代性(modernality)即是马克斯·韦伯和哈贝马斯所认为的趋向合理化的过程,它建立在人的自我反思上[1],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来自我们当代研究者主体,在对历史事件进行评析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沿用这种意向,按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话说,就是自动扩展其外延性(Extenyionality)[2],当今的所谓现代性特征,如:a.社会群体的互动,b.政治经济多边关联等等 一套观念不管怎样都会影响我们看待历史的眼光。即是说,自我认同(Selfidentiry)对于研究者、观察者来说已经不可避免地使用着。它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分析,我们的价值标准只能以当代的价值标准为主。这使我们对历史的评价也具有现代性色彩。所以,历史的解释可以在相应的规则体系中加以丰富和变化。

  在对西藏历史上的政治改革进行角色参与的分析中,以现代性眼光来看,改革的参与角色的社会背景、阶级属性、社会关系以及各角色所要充当与扮演的“角色”颇具有不同的意义。改革中的所谓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划分如果填充进现代性价值观,则会发现对他们的评价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十三世达赖的改革中,改革派是一伙亲英派人物,保守派则是亲汉的寺庙喇嘛。对他们的政治态度与意识取向的评价显然需要加以全面的分析。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对所谓改革派与保守派加以孰优孰 劣的比较,而是要结合历史现实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适当的判定。以当代的眼光看,保守派不见得就是坏的,改革派也不见得就是好的,好与坏的评价已经不能作为历史评论的简单模式了。同时,当今对历史的判断还要考虑被评论者的思想倾向和立场,以十三世达赖本人的思想意向而言,他一开始   进行的改革与中、后期的改革有明显的不同,中、后期带有加强自身利益和权力的意味。值得考虑的是十三世达赖为达到其目的所采取的行动,即我们所认定的改革,在后期并不具备现代性意义和性质。马克斯·韦伯曾对现代性作过几个界定,其中之一是现代性是使思想、意识从宗教范围内解脱出来,达到世俗化和却魔化(Disenchantment)。这里的却魔化专指宗教在现代状况下面临被批判的境地。十三世达赖的改革仅就这一点来看,便没有丝毫批判宗教的内容,相反,在他的思想意识中改革还是其加强西藏作为宗教王国圣地的最好手段。

  西方一些人还认为十三世达赖的改革具有呼唤民族独立的意义。并将自 1914年开始的改革当做是在其发布“水牛年文告”之后顺理成章的对所谓“独立宣言”的实践。仿佛十三世达赖的改革俨然可等同于20世纪的风行世界的民族主义潮流了。不过,细致推想起来,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逻辑推理。因为十三世达赖的“水牛年文告”中虽然表现了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存在着独立的意识,但文告中并没有使用类似西方术语“独立”(Independent)的藏文词汇(藏文rang—dbang 是一些人认为的与独立对应的词,但其本义是“自主权”)。事实上,在当时的西藏还没有类似西方的所谓“民族独立”的概念。十三世达赖的改革自然也不具备“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和条件,这一类观念应该是一些外国人随意以现代词汇对西藏的政治状况加以别有用心地曲解和宣传,对于这种做法,我们的态度应如李铁铮所说,“作者(指李本人)对亚洲的民族主义是信任的,但是憎恨那些以民族主义为幌子制造种种虚伪现象,同时参入种种违反他们本国民族利益活动的人。确实,民族主义已经打破并仍在打破着殖民帝国;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所有多民族国家都要分割成若干独立的民族国家。”  [2](P14)

  就词汇、概念而言,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都具有历史性和地方性。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区域,这些词汇和概念有着不同的内涵。以“民族”一词为例,不仅古代的语义及指称与现代的语义及指称大相径庭,而且在不同地区语言中也有很大的差别。在英语等一些西方国家语言中,民族概念(nation)据考证,在 1884之前的含义是指“聚居在一省、一国或一帝国境内的人群”,1884 年以后,其意思是“辖设中央政府且享有最高政权的国家或政体”,或“该国所辖的领土及子民,两相结合成一整体”。[3](P17)该词的拉丁原生语(natie)意指出生、出 身、身份、地位,为贵族专用词汇,直到16世纪,该词才出现与日耳曼词中的 volk(人民、人群、民族)类似的含义。[4]在现代西方国家,nation 一词已经被赋以现代性含义,更具体地说,它已经是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定义,包含这样几个方面:(1)种族性,(2)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概念,(3)社会成员认同的文化传统、历史和命运。[5](P31)在藏语中mi—rigs(民族)一词应是较晚出现的词,多用来称呼外族(泛称),藏族自称为“bot”或“bot—pa”,据考该词来自地域名称[6](P1—4)。藏族对其他民族的认识也常常因地而名,如藏语中,“rgya”(汉)“bor”(蒙古)、“kha—che
”(克什米尔)“ bru—sha”(勃律 )等等词汇既是地名也是族名。至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比如在藏语中类似西方的“nation”这样的词汇,直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前,从未有过,自然像mi—rigs、bot—pa这类词也丝毫没有“国家”的语意。因此,说十三世达赖的改革具有唤醒民族独立意识的意义未免太过牵强附会。

  不过,通过对藏族近现代史上的几次改革的比较,我们发现这些改革都有一个共同内容,就是藏族的一些精英人物一再对本民族的历史和命运加以自省、反思。从 20世纪初直到 50 年代,这种自省一直存在,我们估妄称之为“西藏的民族自省运动”。十三世达赖的改革无疑是这种自省运动的促成者。在这之后西藏近现代史上的几次大的历史事件如“龙厦事件”、“林周宗事件”、“热振事件”、“西藏革命党事件”等除去其政治权力斗争的表层因素外,其深处的动因乃是民族自省和反思。纵观这几十年的“自省运动”,我们发现在西藏高层领导者与精英人物中间,始终存在两种倾向:脱离内地与依靠内地。两派人物一直处在争论与内部斗争中,这种状况很难孕育出真正的民族独立意识。当两派还未分出高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随后的人民解放军的进藏标志了西藏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西藏和平解放后,“十七条协议”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实行的民族政策和民主改革措施,对藏族的“民族自省运动”是一个提高和升华。现代性的民族意识逐渐在藏族普通民众中生成,并与少数上层人物的非现代性民族意识相分歧、相矛盾。1959年西藏叛乱之所以能够迅速得以平定,盖与普通民众的新的民族意识相关,新的民族意识倾向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环境下多民族平等发展、共存共荣,少数人的分裂、独立的意识很难获得民众的响应。

  四、结论

  总体来看,十三世达赖的改革是一种非现代性改革,它并没有造成所谓的民族独立意识。在这种非现代性的改革中,对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的判断要从多方面考虑,改革派与保守派,亲英派与亲汉派,上层领袖、精英人物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在事件中的关系和角色参与动机、状况各不相同,十三世达赖本人作为推动改革的第一号人物,他的改革既有振兴本民族经济、加强军事力量的动机,又有扩大自身权力的目的。其他的官员、贵族、农奴主、寺院僧人在参与改革中基于各自的利益而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各方面人物之间的关系综合来看,具有 如下表征:

  改革派人物中有亲英的,也有亲汉的,有些当时亲英,但后来又亲汉’如龙厦-,同样保守派中有亲汉的,也有亲英的。各派别、势力集团并非铁板一块。以上这些中上层人物又与普通市民、农牧民之间完全隔阂,十三世达赖的改革民众基本没有主动参与,如前面所说,民众的兴趣主要在各权贵人物的此消彼长的斗争上,其角色类似舞台下的看客。当然,改革中的一些措施如新的税收制度对民众的收入也有相应影响,这造成民众对改革的暗中的抵制,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民众属于保守派,总体上民众处在被动地位,而且,限于当时西藏一般人的教育状况,民众对改革的反应还受各种谣言的制约,使他们不会清醒地站到任何派别中去。反过来,民众的舆论对上层人物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在十三世达赖改革之后,类似的现代化尝试还有几次,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环境和条件,基本都归于失败。就当时的历史情况来说,这些改革与尝试并没有对西藏社会生活发生多大的影响,它们的历史意义只有站在今天的观念基础上才能给以充分的评判,对今天正在进行的西藏的现代化建设而言,合理的梳理及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无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关于西藏近现代史中各类改革应该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这已不是本文所能包容的了,有关讨论将是作者的另一篇文章要涉及的主题,在此不再赘述。

(责编: 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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