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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吐蕃文禅写本研究的回顾与瞻望

发布时间:1992-09-13 15:41:00来源:

   译按:本文译自《伯克利佛教研究丛书》第4辑《汉地与西藏的早期禅宗》(伯克利,1983年)第327—349页。作者上山大峻,系日本著名藏学家,专攻西藏的历史与宗教,特别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佛教的研究颇为精深,著述甚丰。现任龙谷大学教授。本文系据K.W.伊特曼先生和德野渔光女士的英译文重译。译时曾征得原作者的同意,并惠予提出宝贵建议;敦煌研究院的马德先生也拨冗相助,为我们解决了许多藏语术语方面的困难。在此一并致谢。

1991年4月26日于敦煌莫高窟

引言

  我研究的目的是想利用敦煌古代写本,以阐明敦煌佛教的性质与历史。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了关于昙旷和法成两位高僧的生活与活动的文书。他们的许多作品被保存在敦煌,证明了他们在这一方面的重要性。尽管如此,他们俩在中国佛教历史的主流中仍然是默默无闻的。①昙旷和法成所处的时代正是吐蕃人占领敦煌时期(781—848年)。②自然地,这个问题的引出就是因为他们与吐蕃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昙旷,他在晚年曾参与了由禅宗大师摩诃衍与莲花戒在教义上进行的争论,即吐蕃僧诤③,当时他接受了吐蕃赞普发出的内含二十二个问题的请愿书。这场争论也牵涉到法成,他的作品现存在于敦煌汉藏两种文字的写本之中。他受命主持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翻译机构的工作。这个机构是为了翻译佛教经典而设立的,在当时是吐蕃王室的事业。

  为了阐明昙旷所参与的吐蕃僧诤和法成所从事的佛经藏译活动,我们有必要彻底地通检保存在敦煌的吐蕃文文献。

  在研究中,我于1968年发现了《楞伽师资记》的藏文译本(见下文),使日本学者首次认识到有关禅宗的资料尚被保存於敦煌吐蕃文写本之中。④我也知道了相当大的一宗关于禅宗的吐蕃文文献,从中发现了摩诃衍禅师的名字。这一发现增强了我的信心,因为这些写本对阐明吐蕃僧诤是十分必要的。我于1970年得到了P.tib.116号文献的缩微照片复制品,其中包括与禅宗有关的富有条理的各种资料,我认为这一文献对我的研究相当有用。⑤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小自宏允开始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吐蕃禅宗的研究,并有了一项重要的发现,即发现《五部遗教》的《大臣遗教》中的几个段落竟与P.tib.116中的一部分完全相符,后者摘录了各个禅宗大师的语录。该《五部遗教》是宁玛学派文献的再度发现,其中的一部分已由G.杜齐于1958年在《小部佛典》第2卷中发表。⑥

  1974年,为了求得其他学者的合作,我发表了P.tib.116内容的大纲(见Ⅰ:3)。小自也在P.tib.116的基础上发表了他关于西藏禅宗的研究(见Ⅰ:4)。

  也是在这个时候,一种宁玛派文献《禅宗明镜》⑦被发现了,它包含的材料与《大臣遗教》和P.tib.116相类似。正在法国居住的今枝由郎于1973年发现了一卷吐蕃文写本,其内容相当于《顿悟大乘正理决》的问答部分,这是有关“吐蕃僧诤”的一种记录⑧(见Ⅰ:9)。这些发现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禅宗入藏及敦煌吐蕃禅籍的兴趣。同时,这些文献既可以作为研究古代中国禅宗的原始资料,又可以作为阐述早期吐蕃佛教史的依据,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随着冲本克己、木村隆德和原田党等学者在东京大学对P.tib.116及其它吐蕃文禅宗写本研究成果的发表(参考Ⅰ:6、7、10、11、12、13和18),目前日本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取得令人注目的发展。
 
  刘易斯·兰考斯特教授获悉敦煌发现的吐蕃文禅宗文献正由日本进行研究,要求我为《伯克利佛教研究丛书》的《汉地与西藏的早期禅宗》专辑撰写文章,我十分荣幸地获得了这个机会。我用英文书写了一篇关于当前日本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的文章,以供欧美学者们参考,虽然时间匆促没有作充分的准备,但我还是不揣冒昧,拿出了这一作品。

  本文包括三个部分:

  1.按照年代次序提供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中所发表研究著作的时间,并对他们的内容作一简略的概述。

  2.对以上研究所依据的敦煌资料的性质以及它们作为西藏研究的原始资料的价值进行讨论。

  3.对属于禅宗研究领域的吐蕃文文献的重要性及将来研究可能的途径进行探讨。

  最后,我衷心感谢兰考斯特教授为我提供发表这篇文章的机会,同时感谢K.W.伊特曼先生为我们的联系担任中介并与德野渔光女士合力翻译了我的该作。

Ⅰ.对敦煌吐蕃文禅宗写本的研究

  1.上山大峻:《吐蕃文<楞伽师资记>译本》,《佛教学研究》第25—26期(1968年5月),第191—209页。⑨

  在这一作品中,我讨论了斯坦因收集品内保存的一件吐蕃文写本(S.tib.710)(2)的内容,说明它是汉地北宗禅经典《楞伽师资记》的译本。

  吐蕃文译本只是本文献的第一部分。由于吐蕃文译本是对汉文的一种非常刻板的转化,故可以利用此译本重建汉文本的原始形式。

  此译本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专业性术语的使用,它与《翻译名义大集》所用的对应词是不同的。我推断该译本是在《翻译名义大集》术语标准化之前写成的。

  2.上山大峻。《敦煌出土的吐蕃文摩诃衍禅师遗文》,《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19卷2期(1971年3月)、第124—126页。

  通过《顿悟大乘正理决》,我们可以知道摩诃衍禅师的存在和他的教义观。虽然摩诃衍作品的汉文单行本至今还未见到,但在敦煌出土的吐蕃文文献中可见到带有“摩诃衔禅师讲说禅的顿悟”以及“禅师摩诃衍之禅的要义释”这样的题名。在本文中,我收集了五篇这样的文献,即S.tib.468、P.tib.116、117、812、813,同时还提供了文献内容的摘要,证明它们事实上包含着摩诃衍禅师的作品。⑩

  3.上山大峻:《敦煌出土吐蕃文禅资料的研究——关于P.tib.116的问题》,《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3期(1974年6月),第1—11页。

  P.tib.116是在经折装的纸上双面书写的写本,计124页。尽管有几处已经过修补,但仍不失其原有本色。此外,还有9份残缺的文献,即P.tib.21、118、813、817、821、822、823和P.tib.706、708,其内容相当于P.tib.116的一部分,这就说明这一文献是被广泛地唪唃的。[11]我判断此写本乃是敦煌出土的吐蕃文文献之一,对于研究吐蕃禅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之目的是将此写本作一概述,并对其中已被辨识的那些部分作些介绍。

  写本内容如下:

  Ⅰ,正面,第1—212页

  《普贤行经》的藏译本(北京版《西藏大藏经》第714号)。

  Ⅱ,正面,第21—108页

  《金刚经》的藏译本(北京版《西藏大藏经》第739号)。

  Ⅲ,正面,第1082—1171页

  开端∥在传达思想感情的大小工具之间区别的教诲概要,人们进入其中通过的门户及其每一特性……
 
  Ⅳ,正面,第1172—1181页

  (开端)∥“观点概要”之意义。

  Ⅴ,正面,第119页——背面,第23页

  (开端)∥反映从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词令与对象之上而争论的那些人,以转变他们的这种观点;对于大瑜伽的那些人,他们是脱离了已被掌握和正被掌握着,必要的措施是在这里进行简略地教导以作为记忆上的一种帮助……

  接着以上的乃是14个问答,在答案中,看来是节引了16种佛经的语录,其中包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金光明经》和《解深密经》等。

  Ⅵ,背面,第23—47页

  a)第一部分是23个问答,说明不可理解的禅宗元分别意概念。在回答中引用了19卷经与论。

  b)第二部分包括八位禅师:1.)na gar ju na, 2)bo de dar ma ta la,3)bu cu(无住),4)bdud ‘dul gyi snin po(降魔藏禅师),5)a rdan hver,6)‘gva lun(卧轮),7)ma ha yan(摩诃衍),8)Arya de ba的语录,但冲本氏深信在背面第40页末尾的句子是不完整的,事实上a与b乃是不同的经卷(参考Ⅰ:7)。

  Ⅶ,背面,第481—50页

  摩诃衍禅师的说教。

  Ⅷ,背面,第503一674页

  此为说教的十八位禅师,现依次引录如下:1)bhu cu,2)kim hun,3)dzan,4)dehu Lim,5)lu,6)kim hu,7)pab svan,8)par,9)dzva,10)tshvan gi,11)、wan,12)dzvan za,13)rgya'i dge bsnen ken si nas pho nar mchis pa,14)Sin ho,15) byi lig,16)摩诃衍,17)de’u,18)无住。
 
  Ⅸ,背面,第681—1192页

  (题名)∥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决(即顿悟真宗要决)。

  Ⅹ,背面,第119—1224页

  (开端)∥在对罪恶的五种理解之中,通过非物质的观点,人们并不停止前进……

  Ⅺ,背面,第1231—123页

  (名称)∥一卷关于法界体性教诲的经文

  此外,在上文的Ⅰ:2中,我对摩诃衍的身份作了考证,还对表列的禅师们按照以上文献第Ⅵ—Ⅷ节中所记载的他们的语录[12]鉴定出bsam brtan gyi mkhan po bu cu即无住禅师,bsam brtan gyi  mkhan po bdud‘dul gyi snin Po,即降魔藏禅师,gva lun San Si即卧轮禅师。

  《五部遗教》的《大臣遗教》部分的几段相当于P.tib.116(P.tib.116,Ⅴ.ff.412—444与《小部佛典》第2卷第7027—7144相同)中的几节,而且我还讨论了它们来源相同的可能性。[13]

  在结论中,我提出了以下的问题:因为这一汇编包括大瑜伽文献和在吐蕃僧诤中与和尚摩诃衍教义唱反调的印度思想因素,这是否表明在与印度佛教相对抗之后,吐蕃禅宗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正如人们所言,仅靠一纸文献的存在,是否就能够说明历史的情况实际上不同于摩诃衍在吐蕃僧诤中失败后而被流放的那种传说呢?

  4.小自宏允:《吐蕃禅宗与历代法宝记》,《禅文化研究所纪要》第6期,(1974年6月),第139—176页

  在此文中,小自以《巴协》[14]和P.tib.116、117、812、813为基础讨论了保唐派的世系。无住禅师的派系被保存于《历代法宝记》之中,并表明已发展到四川省的剑南地区。这个宗派经由南诏王国进入吐蕃,并在吐蕃僧诤之前即在那里形成一个派别。小自引用它作为《历代法宝记》所载禅宗派系出现于吐蕃的进一步的证明。汉文伪经,如《大佛顶经》、《金刚三昧经》与《法王经》等的吐蕃文译本,见之于丹珠尔目录及敦煌写本中。

  5.小自宏允:《吐蕃禅宗与藏译伪经》,《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3卷2期(1975年3月),第170—171页。

  小自在前一篇论文(参考Ⅰ:4)中已经确定了藏译汉文伪经之存在,并以这些经典结合《历代法宝记》证实禅宗在吐蕃的存在。此文正是那项研究的深入与扩展。文中,他评价了这些经典中的九种,它们都是随着北宗禅师传入吐蕃的。

  6.本村隆德:《敦煌吐蕃文写本P.116研究》Ⅰ,《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3卷2期(1975年3月),第281—284页。

  此文是对P.tib.116第5节内容的研究(正面第1191页——背面第232页),试图估量P.tib.116对吐蕃僧诤研究的评价,P.tib.116的这一节包括14个问答的一张表,其内容与《顿悟大乘正理决》相似,但这里提出的问答与正理决中的那些并不相当。二文献相互交融的几部分指出大瑜伽教义的遵循者,对于接受这种具有特性的教义的那些人所提出的疑问已经给以回答。木村氏的结论认为这里出现的材料,与吐蕃僧诤并无关系,即使Ⅴ至Ⅷ节是从顿悟派的立场出发的,与吐蕃僧诤相关,也仍然难以想像此文献就是摩诃衍禅师教义的系统表现。

  7.冲本克己:(P.116桑耶寺吐蕃僧诤(1)》,《日本西藏学会会报》卷21,(1975年3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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