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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川西藏区八角事件是一场复辟帝制的闹剧

张孝忠 发布时间:1993-06-07 13:03:16来源: 西藏研究

  1917年发生在川西藏区懋功、抚边、绥靖、崇化、丹巴、宝兴六县屯境内的八角事件,从1917年4月28日到8月30日,起事方与围剿方共动用兵力五、六千人,死亡藏汉民三千多人,成为民国初年嘉绒藏区最大的一次战乱。1952年西南民族学院调查组称这一事件为“人民起义”,此后许多书刊文章也沿引称为“农民起义暴动”,甚至称它“在阿坝(州)的革命斗争史上永远是光辉的一页”,“是小金地区近代史上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反帝反封建的最大的起义运动”。对起事方一概持赞誉的态度。

  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一旦脱离真实,史学则成为虚妄的东西而失去其价值。史籍编纂者对资料的主观取舍和推断臆测,往往会使记载失实而传讹。笔者在修志工作中也收集到有关八角事件的一些资料,业余重温中国近代史和四川近代史,本着“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摆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的态度,从该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斗争目标、真正拥护者等方面观察和分析问题,得出这个事件并不是农民起义,而是一场复辟帝制的悲惨闹剧的结论。

  (一)八角事件的历史背景

  懋功(今小金县)八角喇嘛寺僧人查都·若巴打着“灭大汉,立大清”旗号,自封“大清通治皇帝”“登基”,起事发展到高潮时,正是窃国大盗袁世凯“洪宪”皇帝美梦破灭,“辫帅”张勋搞清代皇帝宣统复辟,自封忠勇亲王之日。此非偶然巧合,而是历史必然。因为封建制度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正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特点。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正确地指出:“现代的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上的继承者”。辛亥革命“不是一件小事情。从此以后,任何违反民主的潮流,要在中国恢复帝制和建立独裁统治的人和政治集团,都不能不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张勋在北京搞清帝复辟,若巴在懋功八角闹大清通治皇帝“登基”,唱合同步进行。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遭失败也是历史必然。

  (二)八角事件的斗争目标

  查都·若巴因有武功,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1917年正月,八角全屯18寨的藏民聚会在太阳沟守备衙门,观守备请若巴“降神”,若巴用刀戳自己,刀戳弯了也刺不进身,引起人们的惊叹和佩服,从者日众。一日,主张复辟清王朝的前清刘孝廉(沪州人)过访,见若巴“武功超群,身手不凡”,便劝其以山为根据地举“义”复清,“以图大业”,若巴以力量不足,初不肯举事,“经刘再三劝说始同意”。(陈德甫《民国忠县志》)。是时,八角有汉族木匠傅南山和泥工冯子卿[1959年小金县委调查报告中有“傅系湖北人,冯为安岳人,都是(清末四川总督)赵尔丰的部下之话”]得知若巴起事意向后,利用当地藏民缺乏科学常识的弱点,夜晚用手电筒在若巴头上放射电光,蛊惑人心说:“若巴头上放光是紫微星照,有真龙天子之命”。继而又匿藏刀剑和“大清通治”“印玺”于地下,愚弄藏民称“菩萨赠宝”,拥若巴为“大清通治皇帝”,于农历三月初八(公历4月28日)举行了“登基”仪式。若巴封傅为丞相,冯为大帅,宣布当年为“大清通治元年”。是月,民国政府的抚边屯知事张晓东游春打猎至八角寺,枪击寺金顶上站立的锦鸡,误中金顶,引起僧众不满。傅、冯二人趁机唆使若巴下令起事;从攻打抚边屯署起,裹胁群众数千人浩浩荡荡,烧杀抢掠,把战事扩大到六个县屯。不到两月,除绥靖屯署所在地外,五县屯部被八角起事队伍攻占,事件进展到高潮。

  若巴在八角喇嘛寺内设珍珠、玛瑙、琥珀三殿,大书一联言志:“十八省大王小王,他都是混世魔王,不闹到亡国亡家怎肯罢手;五大洲君主民主,我才是真命人主,要做个始皇始帝另自开基!,。在招兵买马的大旗上写着“大清通治元年,招兵聚将,天子回朝”,在令箭旗上写着“灭大汉,立大清”的口号。他鼓动追随者有句颇具煽动性的话:“我们出了真命天子,乾隆打金川以前藏族兴旺时代又回来了”。

  这些事实,说明八角事件是由鼓吹清王朝复辟的清代遗老刘孝廉鼓动起始,若巴藐视民主共和,逆辛亥革命的民主潮流而动,公开声明自为“真命人主”、“始皇始帝”、“另自开基”的“大清通治皇帝”,以“招兵聚将”,推翻辛亥革命共和制成果来实现“天子回朝”的目标。

  复辟帝制,制造动乱,即事件的本质所在。

  若巴鼓动追随者把历史车轮拉回到乾隆打金川以前的所谓金川“藏族兴旺时代”,正好说明八角事件是搞封建割据。

  众所周知,十八世纪中叶,正值清王朝鼎盛时期。是时,国内基本安定,乾隆两次平定金川之役,是国家中央政权在改土归流的历史潮流中,对顽固坚持搞恃强凌弱,制造动乱,祸害人民的大小金川土司的坚决镇压。两次战事的发生,是由于土司沙罗奔、僧格桑、索诺木之流口头臣服中央,实际上现辖境为独立王国,侵邻地,劫财产、夺印信以扩张统治势力范围,闹得川西藏区不得安宁;在邻近大小金川的九土司单独或联合反击大小金川土司暴虐行径未能获胜,奏请清廷弹压,中央政权的调解裁决也不能奏效时,清廷才出动大兵进行了镇压。沙罗奔、僧格桑、索诺木横行无忌,称王称霸,割据作乱的时代,就是若巴向往的“兴旺”时代。平定金川之役,虽然是为清王朝加强封建统治服务的,但它废除了大小金川的土司制度,改设流官进行管理,建设市街,安屯设戍,寓兵于农,客观上对发展金川地区生产力,加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联系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都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由于乾隆皇帝的阶级局限,在战争中也做出了一些严重伤害民族情感的事情,其责任在乾隆统治集团和沙罗奔、僧格桑、索诺木之流。若巴对战前割据局面的赞扬,实质是对消除土司割据的全盘否定,是为自己制造割据服务,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何况,乾隆平定金川之战中,嘉绒藏区众多土司和藏族群众都支持并参与清廷对大小金川土司的讨伐,如杂谷、卓克基、党坝、松岗、梭磨、明正、绰斯甲、巴底、巴旺、丹东、草什咱等土司在支援这场消除割据的战争中还得到过清廷的奖赏,这说明嘉绒藏区群众对大小金川土司割据作乱的深恶痛绝。

  我国历史上涌现过众多的少数民族英雄人物。在小金八角,出现过1792年反击廓尔喀侵藏战争中荣立战功的木塔尔,出现过1842年在鸦片战争收复宁波战役中抗击英国侵略者而英勇献身,壮烈殉国的阿木穰。他们之所以为世人称颂敬仰,是因为他们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为维护祖国统一,为中华民族的团结作出了光辉的贡献,而主张复辟帝制,制造封建割据的若巴,是不能与这些民族英雄人物相提并论的。

  (三)关于“不纳粮,不当差”

  1958年后,持八角事件是“农民起义”观点的文章中,有的说八角起事队伍“提出了‘不纳粮,不当差’的口号”。对此,我们有必要究其真伪。

  1959年5月,中共小金县委办公室的一份凋查报告,记载了八角起事者没有提出过要改变藏族上层统治地位与社会制度的任何主张,“甚至连诺言都没有许诺一个,所以不可能受到群众的真正的拥护”。调查组专题访问起事参与者,得到的答复是事件中没有“打富济贫”的行动,也没有提出过减轻或废除差役赋税的主张。若巴只是在张贴的布告上写的“天意无厌我清”之后有‘打富济贫’的“空头支票”。

  八角起事队伍的打击对象是阻止若巴称帝割据图霸业者。无论是官是民,是汉是藏,顺我者昌,逆我者诛。仅绥靖河东一带的藏汉民被劫杀者有七十余户,渡河西逃的难民有千人之众。起事队伍败撤后,难民归家时十室九空,农具、种子、口粮、耕牛、农具全被八角队伍洗劫一空,难民四散逃荒,造成次年农事度驰,田地荒芜,幼儿弱妇啼饥嚎哭之声不忍耳闻目睹。这个史实,金川现健在的当事人还记忆犹新。

  起义,是指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为反抗反动的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爆发的武装斗争。八角事件的起事者既然只有“灭大汉,立大清”,恢复帝制搞割据的政治主张,根本没有旨在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打破封建压迫,减轻繁重的经济剥削的实际行动和口号,怎能认定它是农民起义?

  此外,值得注意的两点是:一是1952年西南民族学院调查组和1959年小金县委调查组在对众多当时事件参与者的调查材料中,并没有写有起事者提出“不纳粮,不当差”口号的字眼,而是到了1985年编印的《阿坝藏族自治州概况》一书上才第一次出现。二是一些“起义”论者,至1987年还对若巴“立大清”的目的讳莫如深。如将若巴布告中的“天意无厌我清”的“清”字改写成“情”,把“大清通治元年”略去“大清”二字,又将“通治”二字改写成“同志”二字,巧与辛亥革命时期的“同志会”、“同志军”等反清组织的“同志”二字相混,给若巴头上罩上一圈“革命”光环。严肃的史志工作者不应当有这种鱼目混珠的“笔误”。

(责编: 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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