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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日本西藏史研究概况

[日]石滨裕美子、张永江译 发布时间:1993-06-07 15:43:17来源: 西藏研究

  去年(1990年)敦煌史料的利用使文献学的基础研究得到充实,令人注目。其中上山大畯氏的大著《敦煌佛教研究》的出版堪称是阐明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佛教教育和学术历史状况的不朽的业绩。该氏认为,阐明敦煌佛教对以敦煌文书为研究对象的人来说是最基础的研究课题(序言,第4页)。著者在第一章《西明寺学僧昙旷与敦煌的佛教学》和等二章《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法成其人及其事绩》中通过对所称昙旷和法成二位当时敦煌的代表性学僧业绩的论述,还有第四章《未传中原、古代散佚的汉文佛典》中对敦煌文书中经典类的研讨,讲述了敦煌佛教学的实际情况。更值得注意的是著者认为敦煌文书具有填补中国佛教、西藏佛教乃至中亚佛教历史空白的作用。第三章《西藏宗论始末》中利用敦煌文书,就有关八世纪后半期西藏发生的印度佛教与中国禅宗佛教宗本论争问题论述了其经过及两者的思想。上山氏处理敦煌文书的方法使古写本学成为科学而易于理解的东西。以这些文书为基础的论证也极富实证性和很强的说服力,令人赞叹。该氏的《敦煌的藏文人名史料》(《东亚古代文书史研究》)从敦煌藏文史料(台湾所藏)记载的人名中搜集汉人的单个姓名,并试图将其复原为汉文。另外,这件文书写作的年代为公元826—827年,因此推定文书中记载的沙洲汉人部落喀尔萨和通颊建立于82O年。此文是探讨敦煌汉人译经事业的基础性研究。该氏在其著作中对敦煌寺院的构成、经济等以及佛教教团的机构、活动所作的具体解释,是尚待今后深入研究的领域。去年在这些领域中还可看到下述竹内绍人、高田时雄、竺沙雅章等人取得的确实进展。我认为保持敦煌学层次上厚度上的发展是很可喜的。

  武内绍人氏的《中亚出土古藏文家畜买卖文书》(《内陆亚洲语言研究》<神户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所>五)将敦煌、土尔其斯坦出土的藏文家畜买卖文书与其它文字的文书作了比较,试图通过比较阐明藏文文书的格式。竺沙雅章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特有的僧官制度的长处、被任命为教授(僧官之长)者在位年代的考订及这些人的事迹等作了考察(《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僧官制度》,《布目论集》),这一研究对阐明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佛教界的机构颇有益处。高田时雄氏的《五姓说在敦煌藏族中》(《敦煌吐鲁番学论集》)论述了汉族古已存在的五姓说多见于敦煌的藏文文书,证明敦煌的汉化程度达到了波及到藏族普通民众的水平。山口瑞凤氏的《吐蕃王朝外戚统治机构“尚论”制的建立及其意义》(《东亚古代文书史研究》)认为,吐蕃王国王妃之父把持实权的统治体制是七世纪末噶尔家族被暗杀以后的事。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见解,“尚论”制是吐蕃王族母权统治传统的再度复兴。另外,关于迟至十六世纪才形成的,但因含有丰富记载在研究古代西藏时屡被引用的编年史《贤者喜宴》,山口氏指出,该书作为吐蕃史料其可信性存在许多疑点(475—476页)。这部编年史中也有同吐蕃文书同样用作符号之处,而除此以外其它部分的真伪则无从判定,由此看来,利用该编年史进行吐蕃研究不能不慎重从事。著名的《二卷本译语释》(九世纪初年成书)的校订本已由石川美惠氏刊行它是展示梵语译藏语翻译概念的著作。本书依据敦煌写本片断、五种藏文大藏经及印度刊行本校订,将成为吐蕃佛典研究的一大帮助。

  以上是与敦煌藏文史料相关的论著。下面列举有关吐蕃以后时期西藏史的成果。

  乙坂智子氏的《萨迦巴的权力构造》(《史峰》<筑波大学>三,1989)及《元朝西藏政策的初始与变迁》(《史境》<筑波大学>二O)堪称一对佳篇。前者是作者充分利用西藏编年史,探讨在元朝庇护下处于西藏统治地位的萨迦巴的权力变迁的劳作。也许可以指出关于其权力实态的考察不够充分,但在文献史料十分缺乏的这一时代,也许可以说这是吹毛求疵吧。后者则是从元朝政策的视点出发去探讨权力变迁得出的结果。可以认为元世祖时代给予西藏的影响不仅是历来人们认为的由于军事上的必要,也是元朝试图将其属地概念推行到西藏地区的结果。对于缺少专家的元代西藏史来说,此种期待已久的新人的出现令人高兴。

  石滨裕美子的《关于蒙古编年史对西藏编年史的影响》(《日本西藏学会会报》三六)和西藏·蒙古编年史研究会的《西藏编年史贤者喜宴<蒙古部分)译注(一)》(《史滴》<早稻田大学>一二)二篇文章,尽管不完备,但却对传世史料的性质作了探讨。前者认为,蒙古时代给十七世纪以后写成的西藏编年史以影响的可能性引人注目。藏传佛教流入蒙古以后蒙古社会的变化历来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关于西藏社会与蒙古接触带来的自身价值观的变化似乎尚未被作为一个问题。这一研究为上述观点展示了一个细小的具体的例证。后者则是对藏文编年史《贤者喜宴》进行译注,并以阐明该书史料性质为目的的作品。文章指出,该书的蒙古王族名和人物间相关记载中存在着由于走在前面的编年史误书造成的错误情报。另外,石滨裕美子的《关于<蒙古源流>中宁玛派文献的影响》(《史观》<早稻田大学>一二三)论述了藏传佛教教派之一宁玛派文献曾给予蒙古时期《蒙古源流》中西藏史的记述以深刻影响。可以说该文是西藏佛教传入蒙古后,对其性质产生影响的一个方面。

  山口瑞凤氏的论文《藏历置闰法决定数的意义与历史上闰年月表》(《纪要》<成田山佛教研究所>一三)认为,德国D·Schuh先生在其以现代科学解释并换算成西历的Untersuchungen lur Geschichte der Tibetis chen Kalenderrechnung(1973,威斯巴登)一书中揭示的闰月与历史上使用过的闰月并不吻合。

  对西藏史来说,除了对敦煌史料的解释与阐明的一个幸运时期外,几乎不存在第一手史料。对比利用其它时代的编年史等传世史料及周边诸国的文献进行研究仍将成为西藏史研究的主流。对于使用第二手史料即传世史料来构筑历史群像的工作来说,比较传世史料之闻的相互关系、传世史料与同时代史料间关系的文献学已成为前提条件。本年度这种研究尚寥寥无几。传世史料的文献学研究应当成为西藏史这一学科今后的课题。

  (原文载日本《史学杂志》,第100卷第5号,平成三年5月发行)

[责任编辑 陈静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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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译者简介]石滨裕美子,现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张永江,现在内蒙昭乌达蒙族师范专科学校工作。

(责编: 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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