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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藏区学校教育开发史概索

林俊华 发布时间:1993-06-25 14:14:49来源: 西藏研究

  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清末民初时属“川边特别行政区”,民国28年(1939年)西康建省后,属西康之康属地区。故也有“川边”、“康区”之称。该区教育渊源流长,但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开发甚晚,初始于清末“川边改流”之际。其历史大体可划分为清末“兴学”、民国的颓废与复兴、新中国的大发展三个时期。

  一、清末“兴学”(1907—1911年)

  1、清末兴学前的藏区教育

  清末“改土归流”以前,藏族早就具有自己传统的教育方式——寺庙教育。据藏族传统要求,大凡家有二丁以上者均须有人出家入寺,初入寺者称扎巴(亦常有女者出家为尼)。藏传佛教中的各大寺庙均有专门培养“学生”(扎巴)的学校(扎仓)和“教师”。若是小寺,也有教师单独指导学习。其学习大约需要经历下列几个阶段:首先经过大约半年的时间学习成文的拼、读、写练习,这一阶段可谓启蒙时期;随后开始学习和背诵部分宗教经典,学习从事宗教活动的基本常识和技能;这一阶段约需三、五年,乃至八年不等。学习合格后,由本人申请,经寺庙批准后,可去各教派规定的寺院深造,(凡格鲁派寺院必须去拉萨三大寺学习深造,争取考“格西”学位);这一阶段大约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学习合格者(经寺院考试)方可称之为喇嘛。喇嘛除回到自己所在寺庙从事对教活动外,亦可就地或外出继续求学深造。各教派的大寺院中,还有各种“五明学院”(即扎仓)专供喇嘛学习、深造“五明”。甘孜藏区的德格竹箐佛学院、八帮寺的“协扎”、白玉呷托寺的“协扎”,以及理塘寺、甘孜寺、大金寺等寺院的“扎仓”,都是该区著名的寺庙学校,有的在整个藏区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寺庙教育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培养民族人才起着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学校教育的一种形式,或者说它已具备了学校教育的某些特征。但是,它的教学内容、方式、对象和目的都是服从于宗教的,故有“寺院即学校、喇嘛即老师、经典即教材、五明即学术”,“舍寺院无学校、舍宗教无教育、舍僧侣无教师”之说。因此,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

  除寺庙教育外,清末已有私塾在泸定、康定和巴塘等县出现。但它仅限于区内汉族、官、商等极少数人之中。

  2、清末川边“兴学”

  1906年,巴塘发生“凤全事件”,赵尔丰奉清政府之命经营川边,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其间,赵氏把“兴学”视为“收拾边地人心的第一要务”和“固边”的重要方略,揭开了康区近代学校教育的序幕。

  据史料记载,1907年赵尔丰在巴塘、理塘、乡城、盐井等康南已改流处设立男女官话学堂30余所,学生1025人。1908年又于巴塘、理塘、乡城、雅江等县创办初等小学堂30余所,男女学生千余名。1909年,上述各县之学堂达60余所,且初见成效,学生“咸知官话、初识汉字”,“见人皆彬彬有礼”①。1910年暑假时已有官话学堂93所,幼稚园4所,初等小学22所,官话学堂中有26所的848名学生毕业;是年秋,又“新办学堂40校,每校平均30人,共约1200人”②。1911年,“东南两路已逾百五十所,加西北两路及炉厅各属计算,实二百有余”③。

  其间,清政府为解决“兴学”师资,以及为开发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还创办了下列一些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和其它中级学校:成都藏文学校(1906年11月,成都)、巴塘师范传习所(1907年)、巴塘陶业学堂(1910年)、雅江蚕桑学堂(1911年)、关学师范传习所(1911年创办于康定,后更名为藏文专修学堂)、巡警学堂(巴塘)。正当区内学校教育开始发展之际,清朝灭亡,学校教育毁于一旦。

  清末川边兴学在甘孜藏区教育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开了藏区近代学校教育的先例,结束了寺庙教育在藏区长期的统治地位,把教育从神殿搬列了民间,为学校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为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作了一定的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第二,有利于加强民族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开发,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赵尔丰在其奏章中指出:“炉境以西,仍只限以常贡,作为外藩,初不利其地,乃夷情反侧,日逼一日,甚至戕我使臣、抗我师行……”④。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就显得十分必要。但是,“所难行者,文字不知,语言未习,假以通人以治事,舌人有时而穷,徒贫民以实边,则主客猝难相洽。如欲去此捍格,非先从语言文字入手,不易为功。此学务之兴,所以万不可缓”⑤。可见其兴学之重要。第三,有利于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1888年和1903年,英帝国主义两次发动武装侵略西藏的战争,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并企图侵吞我整个西南边疆。而法、美等帝国主义者又在康区广建教堂和学校,积极从事文化侵略,企图从康区入手,获得与英帝国主义相同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在川边藏区“兴学”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文化领域而具有更重大的政治意义。

  当然,清末川边兴学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学校教育主要是从事语言培训,学校也主要是官话学堂和初等小学堂。还没有(也没有可能和必要)设立中、高等学堂。由于是初创阶段,还没有建立和健全必要的教育管理机构和教育制度,管理工作是由地方行政长官代理。

  第二、当局站在大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一味灌输汉族文化,排斥和否认藏族文化,教育仅仅成为实现对边疆少数民族实行封建专制统治的手段,使之失去了群众性和民族性。

  第三、不顾边地民情,实施强迫教育。“学差制”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兴学之初,当局规定:“夷民子女无论贫富,六、七岁即送入学堂,有不入学者,罪其父兄,并罚银五两至五十两,按其家资科罪。即如学堂,除犯规革除不计外,其余必须卒业,得有凭照,方准离学,不得任意中辍,致堕学业”⑥。强迫百户以上的村庄创办官话学堂1所,不足百户者,联合数户共办1所,不入学者,不仅罚银,还要拘留其家长或头人。强迫教育的结果使藏民视送子入学为“支差”,称之为“支学差”。于是出现了有钱者“贿放顶替”的恶习和无钱者以投河自杀相威胁的现象。“学差制”是甘孜藏区所特有的一种教育上的畸形现象,它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还有部分藏民视入学为支差,可见其影响之深。

  二、民国时期的颓废与复兴(1912—1950年)

  该期学校教育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12年民国建立至1935年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第二阶段为1935年至1950年甘孜州解放前夕。

  1911年清朝灭亡,赵尔丰被屠。区内除泸定、康定、巴塘三县外,其余各县之学校皆因无人问津而停办。民国建立后,主政康区之各届军阀倾全力于政治军事之纷争,无暇顾及教育之兴衰,学校教育一度颓废。据史料记载,1929年时全区仅有小学9所,初小18所,官话学堂11所;在校学生共730人,另有幼稚园儿童59人;年教育经费7000元⑦。该期所开办的几所中等学校中,除西康师范学校(1928年,康定)和中央政治学校康定分校(1934年)外,川边师范传习所(1920年,康定)和康定县立师范传习所(1926年)、泸定县立师范学校(1933年)皆开办不到一年时间便停办。

  1935年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1939年正式建省。学校教育团政局的相对稳定而有所恢复和发展。

  据史料记载,民国极盛时期各类小学126所,幼稚园1所;学生6618人,教职员工228人。各县具体情况详见附表Ⅰ:

 

民国时期小学教育情况表

 

  除小学校外,还先后建成下列一些中、高等学校。

  省立康定中学(1939年)、泸定县立初级中学(1946年)、省立康定师范学校(其前身系西康师范学校)、国立康定师范学校(1939年)、国立巴安师范学校(1942年)、省立康定边疆师范学校(1943年)、省立康定商业学校(1945年)、省立康定农业职业学校(1944年)、甘孜初级实用职业学校(1945年)和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1947年2月1日)。

  西康建省后,由于康定成为西康省府,康属地区又是西康三区中之最重要一区,康定成为全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以及政局的相对稳定和国民党统治者“固边”的需要,在客观上为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该期与清末相比,学校数量增加,各级各类学校也有一定的发展。

  该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师资缺乏。虽然区内有几所师范学校,但都因规模小、建校时间短,培养的师资跟不上教育发展的形势。因此,虽然学校数量不少,但多是一校一人。<2>学校分布不合理、发展不平衡。通过附表Ⅰ可以看出,全区19个县共有小学126所,教员228人,学生6618人。平均每县有学校6.6个,学生348.3人,教师12人。但是,康定、泸定、丹巴三县就有小学55所,占43.6%;教师116人,占50.87%,学生3639人,占54.98%。全州19县无一高中。<3>各类中级和高等学校皆因开办时间短、规模小,设备差而收效甚微。例如: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于1947年创办,设国文、史地、数理化三科,1950年康区解放时仅文科一期学员毕业;其校舍系寺庙改建,仅有教室8间,实验室1间,图书室1间,礼堂1间,宿舍2幢,图书5000册。省立康定中学也是设在一寺庙内,租用农民草场作学生活动场所。<4>入学学生多为汉族子女,少数民族较少。

(责编: 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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