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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米半农半牧的藏语族群对喜马拉雅山区的适应策略

戈尔斯坦著 坚赞才旦译 发布时间:2002-06-11 09:38:21来源: 西藏研究

  人们一向对喜马拉雅山区居民的适应策略怀有极大的兴趣,尤其关注高海拔山地的农业、畜牧业和商业在居民生存活动中的交互作用。本文篇幅有限,不可能对此作大量的描述,只想选择一个山区,量力而行地勾画出其居民适应环境的鲜明特点。这个山区叫做利米,位于尼泊尔西北部与西藏交界的一条峡谷。特别需要指出,本文将试图展示利米峡谷居民适应系统的内在动力,即这些高海拔山区的居民所采用的杂多的适应策略。

  利米峡谷是卡尔拉利地区的乎木拉区最遥远的地方。峡谷由东北向西南延伸,海拔较高,四周是重山峻岭,峡谷内部有一条河流,居民讲藏语,分住三个村庄。其中,两个村庄位于河流旁边,另一个村庄则离这条河流有一段距离。从东向西,这三个村庄的名字依次为察安、阿尔之和涕尔;它们的海拔高度依次为3932米、3688米和3871米。

  利米和尼泊尔国内的其他地方有三条小径相连,这些小路当中只有一条完整地穿过尼泊尔全境,它以利米为起点,经过5282米高的尼艾尔鲁山口,到达斯米卡特村和乎木拉卡尔拉利河,以及这条河流沿线的其他村庄。察安是距离尼泊尔腹地最近的村庄,从察安出发,走到斯米卡特村,根据天气和负重的情况,再步行3至5天,就可到达尼泊尔的其他地方。夏季,当尼艾尔鲁隘口没有积雪时,借助于牲口,这条路很好走。不过冬季(大约从11月中旬到4月中旬)大雪封山,交通完全断绝。

  另外两条小路需要经过西藏,一条路线最为重要,因为它通到西藏的普兰,不过这条路先要折向西南方向,取道西藏与尼泊尔边境的汀嘎隘口,再折回尼泊尔,然后到达达曲拉地区。从达曲拉出发,这条路就进入印度,经过特纳普尔、卢克劳和腊克少尔,它的终点为卡斯芒都。利米的客商大都走这条路,沿着这条路从利米到卡斯芒都,行程约20天。不过,这条路就像尼艾尔鲁隘口一样,每当冬季来临,数月间商旅不通。

  这两条路线中的另外一条也要经过普兰走廊,但是它却折向东南,越过海拔5029米的奈拉隘口,到达乎木拉卡尔拉利河峡谷西面的雅瑞地区。此路鲜有人行,在冬季的数月间,无论如何都走不通。

  利米有两条大路与西藏相连。向北的一条通到西藏玛纳沙洛瓦湖西部的牧场,另一条先向北、再折向西北,最后到达普兰的商贸中心。此路一年四季畅通无阻。沿着普兰峡谷上行,可经过夏尔、扩佳、干车、嘎津和共果图等藏族村庄。从涕尔村出发,走第二条大道,根据天气和负重的情况,走上2至5天,就可以到达西藏的普兰。

  利米北行的第二条山路取道海拔5486米的拉不察隘口,通到玛纳沙洛瓦地区西部的藏北平原。每年利米成群的牦牛和绵羊经过这条路,被赶到西藏的冬季牧场,再沿着此路返回。冬季这条路不能行走,但晴空万里,气候宜人时,或许一个人徒步也能翻越拉不察隘口,从察安到拉不察隘口大约需要1天。

  冬季,利米基本上与尼泊尔其他地区断绝了地理方面的联系,而利米到西藏的道路全年畅通。从某种意义而言,这种状况象征着利米的居民具有双重的东方国民性。语言和文化上,他们完全属于藏族,但在历史与政治上,早在好几个世纪以前,至少可以追溯到朱穆那·马拉(Jumla Malla)国王时代,利米就和尼泊尔有了联系。实际上,尽管利米在米·卡拉尔(Mi Khral)时期有向西藏缴纳人头税的传统,但更加重要的是在萨卡拉尔(Sa Khral)时期,利米要向尼泊尔缴纳土地税。这种别扭的政治实践终于随着1961年中尼边界协议的签订而终止,该协议把利米划给了尼泊尔。

  利米的人口数为791人,最大的村庄是阿尔之,有320口人。察安次之,有288口人。涕尔最小,只有183口人。三个村庄的村民均实行同系内婚。利米峡谷的人口年龄分布不能用发展中国家早期阶段标准的金字塔形状衡量,这种形状比较适合于用来比喻美国与苏俄的人口状况。例如,察安村31.6%的人口处于前生育阶段年龄(0~14岁),50%的人口处于生育阶段年龄(15岁~44岁),18.4%的人口处于45岁和45岁以上的后生育阶段年龄。

  根据这些数字可以推断,利米仍旧处于科学的医药时代没有来临的社会。实际上,直到1974年,利米还没有现代医疗手段。与它距离最近、最便利的医疗点不是在西藏,就是在斯米卡特,两地各设立了一个专业卫生所。尽管如此,利米的村民还是觉得两地距离他们太远,卫生所作用有限,只是当某人恰好在这两个地点附近生病,卫生所才有利用价值。尼泊尔政府已经开始派出防治天花的流动小组,利米的商贩也随时从印度和卡斯芒都捎回药品。然而,很大程度上,人口的增长为高死亡率和起抑制作用的文化策略(例如一妻多夫制度)所抵消。这些一度盛行的文化现象至今依然引人注目地在发生作用,阻碍着其他许多亚洲农业区域特有的人口膨胀。1950年代的政治变化导致了某种结果,新的商业趋向产生了。与此同时,当地人正在为建立新型的个人家庭关系的机会与成本重新估价。作为一种文化策略的调节器,一妻多夫制的作用正在变得更小。但是,一妻多夫制还在满足着利米的需要,表明利米正在经历着人口的增长。很清楚,这种情形不止发生在临近的亚洲国家,也发生在尼泊尔其他地区。

  由于社会内在的各主要部分获得资源的途经不同,因而各个部分采取的适应策略也不尽相同,所以,仅从单个孤立的事实去理解一个地区的适应总貌(譬如理解利米的各个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必须把各个支离破碎的部分结合起来理解才行。

  利米有三个社会阶层,虽然它们全部处在变化中,但是,家庭的平均规模仍然明显地带有阶层的色彩。三个社会阶层,最高的阶层称为“差巴”或称“乖巴”,这一阶层由若干古老的家庭构成,谱系上这些家庭成员都是他们的共同祖先繁衍出来的后代。有13个家庭属于差巴,该阶层每家平均有8.4口人。第二阶层称为“米瑞”,由差巴阶层的家庭中分裂出来的若干家庭所构成,米瑞阶层共有29个家庭,平均每个家庭有5.6口人。第三阶层是社会地位最低的类别,称为“么朗”,是由若干单身汉、单身女、单身母亲、和未婚的孩子住在一起的妇女等诸如此类的人们组成的家庭所构成,属于么朗的共有10个家庭,平均每个家庭单位只有2口人。上述类别是从各种关系要素中整理出来的、可识别的一幅复杂的社会地图,各个等级的排列直接与社会可资利用的资源有关,并由此决定着它们的类型。

  利米的生存技术包括农业和游牧式的畜牧业,西藏广大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藏语之谓“色迈德罗”或“色迈布罗格”的亦农亦牧的生计模式。在利米的经济体系中,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农业是基础,另一方面,许多家庭都有大群的绵羊、牦牛与马,冬天在西藏放牧,夏天在利米放牧,人们经常提到“耕田不是死路,放牧则是死路”的谚语。斯普勒在最近出版的一本论述游牧式畜牧经济的著作中辨别了游牧式的畜牧业与迁移的关系。他说:“对于定居的种植者而言,季节性的迁移是一项最值得保留的活动,因为人们必须根据牧场季节性的变化调动牧群。”一般说来,这一论述是适合利米人所面临的环境的。我发现利米的环境使人们喜欢用“半农半牧”的术语描述他们的生计模式。在利米的经济体系中,畜牧成分平行于纯粹的畜牧业,放牧者一年四季住在帐篷里,驱赶着牧群季节性地迁移。由于种植者全年需要季节性地放牧他们的牛羊,而房屋和家具又不能随着他们的迁移运来运去,因此,我将保留“迁移”这一术语来描述上述情形。可以说,“亦农亦牧”是对农业+游牧的经济附加形式的最好归纳,这种附加的生计形式代表了利米和西藏适应体系的概貌。

  就农业方面而言,由于利米的全部耕地必须依靠灌溉,水是关键的限制性因素。土地同样需要大面积施肥,既要施人粪便(混合着草木灰和干树叶),也要施畜粪。农作物生长的季节始于3月中旬,终于9月中旬。全部土地的95%用于播种大麦(青稞)和纤维质作物。大麦通常种在海拔12000英尺(3658米)至13000英尺(3962米)的小块梯田上,这些梯田奇形怪状,面积大小不一。利米峡谷播种的另外两种农作物为荞子与萝卜。涕尔村大麦的播种面积比较小,两户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只种了几小块地的马铃薯和蚕豆(作饲料),这些作物在他们的家庭经济中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

  实际上各家各户都有土地资源,不过土地的分配不均,例如,察安村13户差巴,绝大多数家庭每户平均拥有1英亩(约40.5公亩)左右的耕地,而属于米瑞阶层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的耕地不超过1/3英亩,并且他们的土地是最贫瘠的。

  利米的土地是沙质土,是种植大麦的理想用地。这种土质的耕地,只消施以充足的水分和肥料,就可获得较高的产量。乐观地估计,正常年景里,察安村的大麦产量是播下种子的15至20倍。话虽如此,实际上只有那些大土地所有者的粮食才有盈余。整个人口用粮的不足部分直接从利米南部的乎木拉卡尔拉利生态区输入,品种有实用价值较大的大麦、发酵的荞子粉以及小麦和大米,尽管输入量有限。该生态区包括斯米卡特和沿乎木拉卡尔拉利河流分布的其他村庄,其区域内,每年都种有小麦和大米。可见,利米粮食产量的不足不是由于缺乏潜在的、可以利用的土地这个原因。人们如是认为,利米的土地可以用来发展农业,事实上最近几年有些土地已经得到开发。但是,如果现在就认为利米的所有边际土地毫无疑问地全都可以开发,那么利米的农产品将比现在要多。如果不是这样,尽管可以确信利米的粮食产量可以自足,目前人们仍要注意强化农业生产。为了弥补粮食的不足,利米人宁可在大量开发土地和强化现有土地的生产这两项经济策略中择取一种。在利米的适应体系中,畜牧业是第二重要的生产部类。利米有若干优良的草场,有5000只绵羊和1000头牦牛,[11]利米还有少量山羊、奶牛、杂交牛(例如犏牛)和马。

  村民饲养的家畜分三类。

  第一类由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游牧型牲畜组成。利米有相当多的绵羊和牦牛,一年到头牧人赶着它们周期性地奔波在本地和西藏的各个牧场,人们携带着用黑牦牛毛织成的藏式游牧帐篷,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牧群属于拥有耕地的各个联合家庭,利米不存在独立于农业之外、纯粹从事游牧型畜牧业的家庭。进而言之,虽然利米有大群牲畜,且家庭成员(尤其妇女)有专门放牧、全年陪伴牧群的趋势,但是,放牧者仍然要分出一些人回到村庄干农活,人们总是轮流往返于牧区与农区。

  第二类相当于家养的牛、马和其他牲畜,随时可以在村庄内外见到。这类牲畜数量较少,村民饲养它们主要用作役畜和产奶。第二类牲畜与第一类不同,它们在村里过冬,吃着人们准备的饲料。此类牲畜是贫穷家庭的代表,因为这些家庭全都饲养了这类牲畜。不过,即使是那些拥有大群游牧型牲畜的家庭,仍然要在村里养一点奶牛、杂交牛和马。

  第三类牲畜仅涕尔村饲养。虽然涕尔村的海拔比察安村低不了多少,但是那里的牧场受到峡谷的保护,冬季可以利用,因而有可能使该村数量可观的牦牛在峡谷里安然无恙地越冬。气候恶劣时,村民要给牦牛投撒饲料,其余时间就把牦牛赶到牧场吃草。牦牛与山羊能够较好地适应峡谷环境,所以,绝大多数家庭都养了6至30头牦牛。绵羊在同样的生态系统中则不容易较好地生存,村民也就没有在峡谷里面放养绵羊。这种策略(全年游牧的某个时期把大量的畜群留在家乡的方式)的主要优点是节约劳力资源,否则,牧人整个冬季必须呆在西藏看管畜群,不能自由去印度和加德满都搞长途贸易(这种活动通常是赚钱的)。另一方面,家庭仍然有畜力资源供驮货(主要是盐),并有畜产品供人衣食之需。第三类牲畜只是在涕尔村发现,当然,涕尔村也具备另外两种类型的牲畜。该村大多数家庭或者将他们的少量牲畜留在西藏,托人照管,或者根本不把他们的牲畜留在西藏,全部赶回来过冬,只有两个家庭冬天呆在西藏看管他们的大群牲畜。

  饲养绵羊与牦牛相当划算,这些牲畜不但可以用来驮盐,从西藏驮到利米、再驮到利米南部的乎木拉卡尔拉利生态区,而且可以提供毛、肉和奶产品。1974年利米的羊毛价格为1: 9,即从一只绵羊身上剪下来的羊毛重量可以换回九倍重的谷物。羊毛价格根据羊毛的长度和质量上下波动。要是取1: 7的平均价格,一个人用170只绵羊可以换回半英亩(20公亩)产量的谷物,假如我们还记得的话,半英亩也就意味着大于米瑞阶层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的耕地面积。另一个同牲畜打交道获得暴利的例子可以从1973年的一件事看出。一个家庭有350只绵羊,家人从羊群中挑出150只公羊和老母羊,赶到朱穆那去卖,每只羊获得100卢比的平均价,总价钱为15000卢比。这家人目前还有100“马么”(成年母羊),可以说,用不了几年时间,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使自己的羊群恢复到原来的规模。

  调整利米畜群的限制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牧场。但在现实中,决定性的因素是人文环境,而不是地理环境。利米的牧民具有赶着他们的牦牛群与绵羊群到西藏过冬的传统,这条捷径对于维持他们的生存是必要的。然而,随着1959年发生的事件,突然改变了迄今为止无庸置疑的赶着牲畜到西藏去过冬的方式。尼泊尔居民不能随意越过边界使用西藏的牧场,因此,像古木那样的许多地区,畜群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损失。[12]虽然利米村民可以幸运地认为他们并没有被完全禁止赶着牲畜到西藏去越冬,但是,他们已经被限制只能去一个地区,这个地区比先前他们放牧的地区遥远,牧场也要贫瘠得多,所以说,这个牧区没有讲藏北话的牧区好。利米的居民还在抱着满腹疑虑的心态考虑着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他们的游牧活动,他们已经自觉地在压缩自己的牲畜数量和控制畜群的发展。在利米,发展畜牧业面临的风险使人们有时候愿意选择压缩牧业、投资商业的方式,不过,拥有大宗牲畜的家庭没有一户愿意过量减少自己的畜牧资本,放弃对牲畜的依赖。唯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改变这种简单的策略,即依靠尼泊尔和中国达成的协议,完满地、长期地使用牧场。

  正如土地的分布极不均衡一样,无论怎么看,牲畜的分布在利米也是极不均衡的。我们还是以绵羊为例吧。整个察安村的52个家庭中,只有17户拥有90只或者数量更多的绵羊。利米所有的家庭,只有22户的绵羊数达到这么大的规模。察安17户拥有90只以上的绵羊的家庭,7户是差巴,10户是米瑞,然而,这7户差巴占了差巴家庭的54%,而这10户米瑞只占米瑞家庭的34.5%。至于么朗家庭,则完全没有绵羊。

  正是土地与牲畜分布的极不均衡,使利米的绝大多数家庭,不但没有足够的土地去生产维持他们生存所需要的粮食,而且也没有足够的牲畜去弥补农业的不足。即使在牲畜最多的察安村,52个家庭当中,至少有29户必须从事其他行当才能维持生存。那么,这些人用何种策略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呢?对那些掌握着较多的基本资源,例如,土地、牲畜,已经十分富裕的家庭而言,经商在他们的经济总体中是受限制的。例如,从事贩盐贸易的人总是受雇于利米村那些拥有绵羊群和牦牛群的家庭,因为从西藏运输盐巴必须依赖这类畜群。穷人或者稍微贫穷的人的主要谋生策略可归入两类:(1)做手工、搞贸易;(2)干各种按劳取酬的活计。二者不属于互相排斥的范畴。下面简要讨论两类谋生策略。

  对于稍微贫穷的和中等收入的家庭而言,一项最重要的收入来自制作木碗。藏语称木碗为“佛巴”。制碗是利米的一项传统手艺,早已闻名于全西藏。尽管其他地方的藏民也会制作木碗,然而,现在不论西藏难民在哪里生活,都取代不了利米的制碗地位。制作木碗的树木产自印度北部的森林地带,每年11月间,地里的农活干完以后,三五成群的利米男子结队穿过达曲拉地区来到那里。他们收集木料,制作木碗,度过好几个月漫长的冬季,第二年3、4月间返回村庄。到了6、7月间,种好地里的庄稼之后,他们就来完成木碗的抛光、上色和油漆等工作。1973至1974年冬天,70个利米男子去收集木料,制作木碗,平均每个人带回325个木碗,人均毛收入500卢比,包含了运输费和伙食费。尽管1973年,海门道夫[13]在研究乎木拉地区的贸易时没有好奇地提到这一点,但是,制作木碗确实是一项获利颇丰的营生,每年木碗的销售要给利米带来200000卢比的收入。

  通常这些木碗或者是由制作者直接运到西藏去出售,或者卖给利米和木古的商贩,他们再拿到印度、加德满都和西藏其他地方去出售。平均每个木碗的毛利为10卢比。一个熟练的生产者一年可以获得2750卢比的纯利。换言之,这些钱用来购买粮食,可以买到相当于0.4英亩(9公亩)土地产量的粮食。

  做木工(包括雕花)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不但对于稍微贫穷的家庭和中等收入的家庭如此,对于相当贫穷的家庭也是如此。利米很幸运,附近生长着有实用价值的桦树林和松树林,人们用桦树和松树制作各式各样的器具,产品范围从帐篷的支柱到房屋的横梁与椽头,刚才说到吃喝用的木碗有些也是用本地桦树制作的,尽管人们认为桦树碗的质地次,他们还是接受这类产品。由于利米附近的西藏地区没有森林,所以木制品成为尼泊尔与中国贸易备受检查的商品。虽然有些牦牛鞍具是卖给木古到利米来做生意的商贩,有些木制品是卖给同西藏有贸易交往的本地富商,但是,绝大多数木制品都是直接由制作者运到西藏出售。匠人们用这些木制品换回砖茶、工业品和中国的人民币等商品。[14]

  妇女纺织氆氇是另一项收入来源。几乎所有同家庭分开、单独居住的未婚妇女(么朗)都要做大量的纺织工作,妇女纺织的氆氇主要销给乎木拉卡尔拉利生态区的村民,供他们用来裁剪衣服。

  对那些最贫穷的人而言,体力劳动是重要的补充收入。赤贫者包揽了利米峡谷内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从干农活到放牧牲口,从做木工到纺织,从鞣制皮革到缝纫。这些工作既有按日计酬的,也有按季节计酬的。放牧牲口就属于后者,工资通常包括雇用期间内的吃饭、喝青稞酒,有时也以食物、租赁役畜和器具等等形式作为工资。

  仅仅在利米工作是不够的,每到冬天,乎木拉卡尔拉利生态区也为劳动者提供了挣钱的机会。在冬季的数月间,许多能干的人从利米出发,沿着乎木拉卡尔拉利生态区及其村庄分布的路线,一村一村地寻访,不论是说藏语的村庄,还是说尼泊尔语的村庄,只要有活干,他们就住下来。从9月至翌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大约要呆到尼艾尔鲁山口解冻,可以过人时。此时返回利米虽不容易,却是可行的。1973~1974年,来自察安村17个家庭的一批人在乎木拉卡尔拉利承接了各种各样的活计,例如,做木工、鞣制皮革、纺织、梳理羊毛、缝纫和做农活。此例足以说明,打工者在冬季的数月间,不光是挣回打工期间他们必须的食品消费,而且待到春天返回利米时,总可以带回去一些油水,当然,油水量取决于打工者的劳动时间、强度,以及每一个家庭单位对劳动力需求的比率。

  贸易是利米适应总体系中保留的最后一块重要地盘。很不幸,贸易活动在这里只能用抽象的术语加以讨论。可以把利米的贸易归结为三个宽广的类型:(1)与西藏通商;(2)与乎木拉卡尔拉利生态区通商;(3)与印度和加德满都通商。在传统时代,只有前两种通商活动显得非常重要。利米的村民很少去印度经商,他们只是偶尔去朝拜一下印度的重要佛教圣地。随着1959年的事变,旧的贸易类型遭到实质性的改变。利米的商贩不再获准同藏人自由贸易,商业活动被限制在普兰的商业中心进行。所有西藏的、中国的产品都只能通过普兰国营的和集体营业的商店购买,个人不再直接同牧民交易羊毛、茶叶,也不能长途跋涉去到藏北采集盐巴,偷运回来。这样那样的限制严重地影响了传统型的利米-西藏贸易。另一方面,印度和加德满都大批西藏难民聚集的营地成为利米著名的羊毛和木碗的新市场,而过去木碗可能要由利米的商贩运到远至沙基尔、叙盖赤,甚至被其他地方的商贩运到更加遥远的地区。今天,这些产品被运到像德海兰母沙尔斯、穆舒瑞耳、德赫拉·都恩、曼得利、德欧海、登那尔斯以及加德满都这样的地方。再者,其他商机也发展起来了,利米的商贩很快地抓住这些机会。特别指出一点,我记得做古代西藏油画、雕塑以及珠宝生意是相当有利可图的。无论如何,西藏形势的变化已经给利米带来损失,不过,西方对西藏艺术品的兴趣也极大地喷发出来,形成一个等待大量商品去填补的空缺,利米的商贩跟印度、加德满都的商人订立可信赖的合同,也已经使麝香和别的赢利商品获得长足的发展。

  一方面是新的高风险,另一方面是高利润,这种贸易刚刚开始,就预示着将给社会组织带来严重的后果,最终它将导致人口增长形式的基本转变。例如,兄弟型一妻多夫制婚姻中的丈夫们分崩离析,重新与他人结合,组成一夫一妻制家庭,而且他们把分家所得的小额财产投入到赚钱的古董生意上。古董生意不要求有实用价值的畜群,与做羊毛、盐巴的旧生意不同。这种贸易正在令人注目地缩小一妻多夫制的范围,加剧了这一本来就在衰落的婚姻制度的危机。不仅如此,假如一妻多夫制解体的趋势继续下去,下一步将导致人口的明显增长,从而推动人们进一步去强化农业生产。

  如果不想深入了解商品流通的项目(例如,40多种商品定期从西藏采购),以及人们在各地区多方面的贸易活动中使用的策略,那么,只须了解一些最重要的商品项目的一般性流通知识就够了。乎木拉卡尔拉利生态区每年能够生产两类谷物,它的剩余农产品主要为利米所吸收,其次才为西藏所吸收。反过来说,利米有森林资源和能工巧匠,能够为乎木拉区提供服务,并能够为西藏提供多种多样的木制品。利米还有畜群,可以向乎木拉区提供羊毛和盐巴。而乎木拉区的居民可以把盐运到更远的以大米为主食的南部地区,换回当地生产的大米,然后卖给利米。虽然不少乎木拉区的人们可以直接同西藏人贸易,交换盐巴和工业产品。利米人也可以毫无困难地这样做,卖东西给西藏,从西藏换回盐巴。

  许多利米商贩(单是来自察安村的就有15人)也从事冬季里的长途商贸投机活动,他们去到印度和加德满都各地,他们出卖古玩、麝香等商品,换回工业品和货币。需要强调的是,当一个地方的全部商业条件处在一国的商业流通和政策变化的影响下时,中国或者尼泊尔,每一方都可以使利米发生重要的转变。我们已经看到1959年以后,利米村民的贸易形式发生了适应性的整体转变,重心从西藏转向乎木拉卡尔拉利生态区。在尼泊尔的教育改善和利米人更多地融入尼泊尔人的事务的过程当中,利米存在着相当多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一种引导利米家庭在博德海斯购买土地,计划在此建筑房屋,供利米商人居住的倾向并不令人感到惊奇。

  既然以一个摘要式的概括作为结束语是无益的,那么,我愿意以重申的方式来结束这篇论文。本文努力描述了利米总体生存环境结构之中的一个适应体系的简单轮廓。通过对该适应体系的透视,暗示环境与文化系统之间存在着一种动力学上的相互作用,可以把这种作用想象为一种向实在和变化的状态适应的过程,[15]焦点是人们怎样理解、控制和使用资源来走完他们的生命历程。这段文字可以当作定义。同时,本文努力在利米的环境中展示出复杂的适应总体系。本文努力说明,人口的各个不同部分如何控制资源,利用不同的策略去达到他们的目的。本文还试图指出,政治环境的变迁已经导致了获取资源的方式以及寻求市场途经的变化,所以要评价机会成本和人们采用的适应策略。

  (本文发表于The Tibet Society Bulletin.1976年第10期)[责任编辑 李登贵]

注释:

①我希望借此机会对美国学术社团评议会、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凯斯·西储备大学给予我的一项奖学金和一次体假以支持我从事该项研究表示感谢。同时,我也希望借此机会对该校的P.R.夏玛主任,加德满都市翠布哈丸大学的尼泊尔与亚洲研究院的A.W.迈克·唐劳德教授以及尼泊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哈克B.格兰博士所给予我的建议和支持表示感谢。最后,我将特别愿意向尼泊尔国王陛下和尼泊尔政府慷慨地允许我到利米从事研究表示感谢。

②本文的音译系统采用了文利尔(Wylie)1959年的记述。

③实际上,只是利米人在4月份去旅行。其他地区的人们要到5月中旬或者下旬才开始外出。

④利米已经有了几起与讲普兰藏话的人结婚的例子,不过,这些外来者的数量还不到人口总数的0.5%。

⑤据说“差巴”或者“乖巴”家庭最初为7个,然而,几个世纪以前,这个数字已经上调到与财产的分布、地位的排列和赋税义务的分配相一致的水平。

⑥牦牛、马长大后在名词上有公母之分,母牦牛、母马很少称“雅克”(yak),而称“追瑞”(dri)。

⑦从事畜牧业有很大的风险,因气候和疾病关系,有时牲畜会大批死亡——译者。

⑧参见B.Spooned1973年出版的著作,第42页。注:本文的参考文献没有被登载出来,并非译者遗漏。

⑨察安村只有两个家庭没有土地,一户的主人是么朗,没有孩子;另一户的主人是西藏游牧难民,他同一个利米姑娘结婚。

⑩有些大麦是利米的某个村庄曾经在一个海拔4023米至4084米的一个山区试验田里种植的。另一块距离察安很近的试验田是在8年前开垦出来的,其海拔高度为3962米至3993米。

[11]些数字涵盖了利米那些不愿意说出他们的牛羊数目的牧人的牲畜数量。它是以1973年冬季的情况为准严格计算出来的,并且有绵羊、牦牛和马的过路费为依据。这些数字表明利米的牲畜数量不高。

[12]现在木古只保留公牦牛、公马用于驮货,人们从利米购买小牦牛、马来补充他们的牦牛和马群。

[13]克里斯托夫·冯·菲尤勒——海门道夫(Christoph von Fure:——Haimendorf1909~?)是南亚专家,曾主持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有年——译者。

[14]人民币可以在利米用于谷物交易和兑换尼泊尔卢比。利米的商贩需要用人民币同藏人做私人交易。

[15]参见J.邦尼特1969出版的著作,第18页。

  [作者简介]戈尔斯坦(Melvyn G.Goldstein),美国藏学家,现为凯斯·西储备大学(俄亥俄州克列文兰德市)的约翰·雷诺兹·哈克利思终身教授,暨该系的西藏研究中心主任,并兼有多种社会职务;坚赞才旦,现任职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责编: 张素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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