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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赵青山 发布时间:2009-07-24 16:11:00来源: 西藏研究

  [关键词]吐蕃;敦煌;写经

  [摘要]吐蕃占领敦煌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写经活动,时间长、人数多、规模大、拥有完善成熟的写经制度成为这个时期的写经特点。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写经生选拔、经费来源及执事人员设置等方面,探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一0003(2009)[J3—045一08

  唐建中二年(781年)至大中二年(848年),是吐蕃统治沙州时期。此时,正值崇奉佛教的赤松德赞和赤祖德赞在位执政,两位法王热衷佛法,积极兴建寺院,开凿石窟,剃度僧尼,敦煌佛教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赤祖德赞时,下令在其统治区域范围内大规模抄写佛经,与之相呼应,写经事业在敦煌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抄写的对象主要是《佛说无量寿宗要经》和《大般若经》。《佛说无量寿宗要经》在敦煌写了数千部,而一部600卷的《大般若经》也几经抄写。要完成如此大规模的抄经任务,在抄经人员编制、监督体制、后勤保障等方面必须有一套完整、系统、持续和缜密的制度。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抄经制度做一尝试性探讨。

  一、写经生的选派

  吐蕃时期在敦煌的写经规模是非常大的,P.ch3243卷前面为音注本《开蒙要训》,背面为藏文文书,残存13段,是某一次写经活动的纸张和佛经分配记录,文中“丑年孟冬二十五日酌量命令如此分配”和“寅年仲夏二十七日酌量命令如此分配”[1]两句,透露出这次写经活动至少持续了2年。另外一件藏文文书TLTD.2—15记载了马年的一次写经任务量:“得知不久前的消息,马年某时曾做了一次福会,拟定抄写藏文《大般若经》八部和六百品的汉文《大般若经》三部。”[2]这次写经规模很大,从写经口粮配给看,仅汉文部分参与者达100人,其中写经生80人,校对人员20人。[3]而另一次《无量寿宗要经》的写经人数近500人。[4]

  如此众多的写经生主要有两个来源:

  一是敦煌本地人,其中包括汉族人、粟特人、吐谷浑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其中,在写经队伍中,汉族写经生占很大比例,当时敦煌汉族大姓如张、曹、索、阴、李等都加人到写经队伍中,有代表性的是后来充任敦煌节度使的张议潮。[5]根据日本学者池田温对《佛说无量寿宗要经》题记的整理,汉族写经生出现频率较高的有:索慎言18次,张涓子14次,汜子升20次,张良友14次,吕日兴17次,田广谈29次。[6]汉族人加入写经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抄写汉文佛经方面他们有很大的优越性。

  写经生的第二个重要来源是吐蕃地区,依据写经题记记载,吐蕃人在抄写、校对佛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7]敦煌沦陷后,大批吐蕃人迁移入住。据郑炳林先生考证,吐蕃时期在敦煌地区有大量吐蕃移民,其中既有官吏、军人,也有普通百姓,同时也有众多吐蕃僧人徙居敦煌。[8]在这些移民中,必定有书写能力者,为日后抄写藏文佛经储备了人才。但是,并不是绝对的汉族人抄写汉文佛经,藏族人抄写藏文佛经。纵观河西吐蕃写经题记,抄写藏文佛经的大部分是汉族人,吐蕃人只占写经人和校经人总数的五分之一,乃至六分之一。[9]说明随着抄经活动的展开,汉族人也开始抄写藏文佛经,并成为主力军。

  那么这些写经生除了具备书写能力,还应该有什么样的素质呢?首先,必需有一颗虔诚尽信之心,写经前不能喝酒、杀生及有轻谩佛经之事,否则将会有人举报并受到惩罚。S.5831《请处分写孝经判官安和子状》是一件吐蕃时期的文书,该文书记载,写经生安和子手书佛经却经常污言秽语,检举者要求给予其惩戒:

  [01]写孝经判官安和子。

  [02]右件人,在于行(?)累,负(?)众别行,昨十口口商[03]口致局席设末儿悉给赞诸蕃判官等差[04]口着酒半瓮,至今不与。又酒家征撮,比日[05]之前,手写大乘,口常秽言不断,皆是牵[06]万翁婆祖父羞耻耆年。先因局席上众[07]言,后有秽言,罚得(?)问局席。安和为(违)众例,还道[08]媱母,别有人犯者,并甘心受罚。唯有安和云:[09]我有口言说自由,扦你别人何事。慈鸟耳亦犹[10]有乳步(哺)之恩,父母养儿艰辛至甚。去有此言,[11]蟮母者,果何言欤。请详察免众例,请处分。[10]

  作为写经生还应该保证经卷干净,字迹清秀工整。当抄写《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藏文译本时,写经生会收到一张和抄经纸一般大小的空白纸张,形状很大,以P.tL196为例,其大小为27厘米×78厘米。这些纸上有信件的开头、借据等杂写,说明写经生利用抄经的闲暇来练字,以保证字迹工整。同时它还可能起衬垫的作用,以保护经卷干净,不被墨点或手汗污染。

  二、佛经和纸张的分配

  既然是抄写,必然有底本可供参考。本佛经从哪里来呢?吐蕃统治敦煌之前,敦煌地区应当没有藏文佛经流传。所以,最初藏文佛经抄写的底本应该是从吐蕃本土运送而来的。松赞于布当政时期,其大臣吞弥•桑布扎从天竺学习梵文,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创造了30个声母和4个韵母的藏文拼音文字,从此吐蕃有了自己的文字。这为藏文佛经在吐蕃的传播奠定了基础。赤松德赞当政时,在攻打敦煌之前已经广度僧众,开设译场,翻译佛经。[12]所以,当赤祖德赞命令在敦煌抄写藏文佛经时,吐蕃已经有写好的藏文佛经可供敦煌抄写了。而汉文佛经的底本应该借自当地寺院藏经。S.3983是吐蕃时期敦煌龙兴寺管理经藏的僧人催促秘藏律师归还所借本寺佛典的信函,其中言:“秘藏律师于龙兴寺藏知经所由谈颐律师手下请旧藏本”。[13]在这一时期的借经历、点经历和配经历中,经常可以看到“新藏本”和“旧藏本”的提法。再如P.3010是吐蕃时期敦煌龙兴寺历年配补寺内经藏的记录,其中有“戌年七月一日新写藏经见入藏录,明诸经同帙多少,一一具帙如后(后略)。”[14]“旧藏本”是不是相对于吐蕃统治后抄写的新藏本而言呢?如果推测不误,那么这些旧藏本就是吐蕃统治敦煌早期汉文佛经抄写的底本。

  佛经底本由写经负责人从寺院借出,借出佛经时,首先要征得寺院最高负责人批准,同时留下借据,作为归还时清点的凭据。P T.999《无量寿宗要经》记载,鼠年六月八日王后赞蒙彭母子要做法会,经沙门都教授洪辩和旺却批准后,从龙兴寺的经藏中借出了佛经原本。被借出的经卷中,汉文本有135卷,藏文本达480卷。借经人员在借出佛经时,给佛经管理僧云涅海与李丹贡二人留下凭执:“今后进行经籍总清点时,以此耗用凭执与账册原本相校,数目符合则予以注销。”[15]编号为T岍D 2—16的标签记录了某次抄经时的佛经领取数:“在达·苏当和展吉的写经坊中作了统计,此捆内的品数为:含三卷的七十九品;含四卷的十三品;含四卷半的一品;含三卷半的七品。一百品,合记三百一十八卷。”[16]这个木简同样起着日后交割佛经时的凭证和依据的作用。  领取佛经后,就是分配写经任务,P·ch3243(V)详细记录了经文分配情况,现引其中第7段可见一斑:

  [01]寅年仲夏十七日,酌量命令,如此分配:令[狐]……[02]分配10卷……[03]分配10卷,……[03]谭通通分配3卷,张良友分配10卷,[04]口禄勒分配5卷,口显佑分配汉文经典10卷……[05]唐口分配汉文经典7卷,宋更分配汉文经典7卷,邓德子[06]……10卷…,邓口…-分配6卷,翟旦子分配汉文经典[]卷,[07]六六分配汉文1卷半,昊柱息分配5卷,张衡口[]……[08]分配经典4卷,给口赛分配5卷,[]口[10]热口……,……曹口……,华华[]……[11]王达谷分配6卷,卢君君分配6卷,张勋……[12]分配6卷,宋六六分配6卷,口安分配汉文经典[]卷,[13]……张其野分配汉文经典1卷半,孔赞子…[14]总计经卷的分配132卷,[14]分配到20人(?)。夏月……[17]

  132卷的任务量,“酌量”分配给20人。在本文书第3、8、11段中,也有“酌量命令”一词。从文献记载看,每个人分配数量不等,可见每一次抄写佛经时,负责人会根据任务总量,并结合个人抄经速度和经文大小,决定抄经人的抄经数量。写经生的写经量会记录在册,编写成役工名册,作为领取报酬的依据。为了督促写经质量和进度,写经生在抄写佛经期间,被迫把部分家产抵押给监督者,一件藏文《大般若经》保存了这个规定:“在写经任务未完成期间,要没收(写经生的)家畜、财务两倍的价值交给(经典)收集官。”[18]

  领取纸张也是十分重要的程序。纸张在唐代仍然是非常珍贵的物品,从敦煌文书看,不管是政府还是寺院,在用纸方面都有严格详细的出纳帐簿,记录领取人的姓名、领取纸张数量和日期。P ch3243(v)第l、2段保留了纸张的分配情况:

  1、[01]交给[]的经卷纸86张,[02]交给杜谈讯的经卷纸85张,交给阴拉勒[03]85张,交给康玛勒的85张,[04]交给李六六85张,[给]李囊那两函,[05]首先[给]汜迭子的贼纸(?)有50张。

  2、[01]论禄宕  …[给]张罗罗  ……[19]

  个人领得纸张数是和分派的工作量相一致的,并一次性领受,数量较大。而纸张珍贵,为保证写经生能妥善保管纸张,节约使用,防止贪污挪用,官方就写经生保管纸张事项制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

  若所发纸张可以使用,他应立即妥善保存,若使用不当,或有人图谋不轨,以之(高价)出售,则将逮捕其亲属中的一员,老少不论,关进监狱,本人将被关押在缴纳种福田者的处所。[20]

  发放纸张的负责人也应公正廉洁,不徇私偏袒,“如属吏等对写经生不公平,或来收回所分配的纸张,里正将按每卷纸张鞭笞十下来惩罚他。”[21]

  抄写佛经时难免出错,如漏字、衍字、错字、错行、脱行等。若出现上述情况,写经生可以到纸张管理者处以废兑新。敦煌市障物馆藏卷号为敦博837《十万般若颂》尾部题记云:“赞热抄,公子校,悉诺思札二校,文序三校。终审后,系张议潮报废。”[22]此经抄写后,经三次校对发现抄写有误,附上写经人姓名后报废。敦煌地区写经活动一直遵循这种制度,S.933《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七十六勘经记》云:“重书一行/龙通子兑一张/龙通。”[23]这张兑纸历表明,兑纸的原因是重写了一行,兑纸人是龙兴寺通子。领取新纸后,通子本人签字表示确认。这就是一份较为完整的兑纸历。报废的纸张也不能随意丢弃,上面要签上写经生、付纸人的姓名,由纸张管理者汇总上报主管者,如s 8714《写经录》:“窟上书经兑纸:曹押牙纸两张,阴押牙两张,邓押牙一张。”[24]

  三、写经费用的运作

  TLTD.2一14记载:

  依据沙州经坊的抄写员人数,我们请求签发一件确认所计经费的告牒。抄写汉文《大般若经》三部,藏文《大般若经》六部,所需口粮数是:粮食470驮;福田布施为:粮食60驮。至于所用墨水和纸张也未预付,答应抄写佛经时会及即刻送到。鉴于供给困难,如这些写经人没有得到他们的口粮,此处亦无施福田者,因而应立即颁发一件支付费用的文告给我们。对此若能同意,我们恳请收到一份签署同意支付全部费用的印文。

  在那以后,沙州的某个长吏口传命令,抄写藏文《大般若经》八部的口粮配额……减少一半;汉文佛经的抄写人八十名和校对人二十名的配额已经发出。长吏们来信告之,说所欠部分属抄写藏文佛经人员的口粮……已送出。此后,论·孔热和其他官员前来掌权,我等再次恳求发给印信,以获得……抄写藏文佛经人员的(口粮)。[25]

  这件文书是负责写经费用调拨机构书写的告牒,从“沙州的某个长吏口传命令”一浯看,这个机构应该是州级以下的单位,可能是“部落”或“将”一级的写经坊。在每次写经活动中,这个机构依据抄经的规模,预算包括写经生的口粮、佣金和纸张笔墨在内的费用。文中屡次提到要求颁发……件签署同意支付费用的印文和告牒,表明该机构没有直接支付费用的权利,必需将预算结果上报州一级或更高的部门,经批示后才可以支出写经所需。

  TLTD 2一14显示,政府承担抄写佛经赞用的大部分,但这只是抄经费用的来源之一。从“福田布施为粮食60驮”和“鉴于供给困难,如这些写经人没有得到他们的口粮,此处亦无施福田者”两处记录来看,信徒的捐赠也是佛经费用的来源之……。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大乘稻竿经疏》背面是一份记录捐献者的名单,保存有200多人的姓名。现根据日本著名学者高田时雄先生的研究,将名单引言部分转录如下:

  寅年春,政府方面有万户侯和节度尔(的命令),两个部落的官员与百姓实行捐献,后来在寅年冬汇总时编写成[如下]目录名单(后略)。[26]

  这次蕃汉宫民捐献总额超过1,000多帙,每人捐献的数量常常多达几十帙,最多的是曷骨萨人张奴子,捐献数达60帙。

  此外,吐蕃政府还把写经费用摊派到敦煌百姓身上。S.5824《经坊供菜关系牒》记载:“应经坊合请菜蓿汉判官等。先子年已前蕃僧五人,长对写经二十五人。僧五人,一年合准方印得菜一十七驮,行人部落供。写经二十五人,一年准方印得菜八十五驮,丝绵部落供。”[27]从材料看,丝绵和行人两个部落承担了子年写经坊蔬菜供应的劳役。除供应蔬菜外,敦煌百姓还承担交纳梵夹经本的任务,如S.8698《纳经纸数》:“部落都从子年七月已后至丑年十二月已前,梵夹经本纸新纳一万三千一百一十六张。”[28]其中两部落是否为上述丝绵和行人部落,还有待考证。18个月内要交纳13,116张梵夹,徭役非常繁重。上引藏文文书《寅年捐献名单录》翻译过程中,上山大峻和高田时雄两位学者出现了分歧,最大的差异是对古藏文(拉丁文转写成g—yar[  ]’tshal)的理解。上山氏翻译成“借出”;而高田氏则认为是“捐献”。[29]然而不论是哪种情况,捐献活动是在收到政府命令后才开始的,所以带有很浓的强制色彩,政府无疑是在巧立名目,变相征收苛捐杂税。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有“两个部落的官员百姓实行捐献”一语,再联系后而捐献名单中有曷骨萨人张奴子,说明在政府写经活动过程中把写经费用分派到各个部落中,联系s.8698,至少有丝绵、行人和曷骨萨三个部落参与其事。除普通百姓外,寺院也承担部分徭役,S.5818(V)《纳梵夹经纸数》:“梵夹,又更人二千……百三十八夹,亦是于口口口内一百一十六张口口口口口口,计一万五千二百六卜四,于经藏里蕃卿印子下一万九千九百六十四,卿当分纳一万一千百六十四。”[30]

  抄经费用也有事后给付的情况,TLTD.2—14记载,因为送交了所需佛经,但没有收到佣金而要求退还佛经:“如果这两部佛经(此两部的费用已经统计出)的费用已经批准,恳请你们结清全部的支出,按实际数字发给佣金,并注上薛成成的名字。如果这笔费用没有被认可,薛成成应退还佛经。”[31]四、写经队伍中其他执事人员的设置

  每一次写经过程中,写经活动的发起者无疑是活动的最高指挥者和决策者。如马年和羊年吐蕃太子种福田写经、马年作福会以及寅年和丑年的写经都是政府发起的,他们决定写经部别、数量及完成的时日。

  而写经的具体实施是在“将”和“部落”这两个层次组织的。所以,经常可以看到百户长、将、里正、校对人、收集官、属吏和杂役的身影。如TLTD.2—15:“为了落实责任,将这些纸张分配给各百户长及属吏,他们分属于若干部落与将。”[32]

  敦煌地区在吐蕃占领前实行唐王朝的乡里制,敦煌下属13个乡,即敦煌乡、莫高乡、神沙乡、龙勒乡、乎康乡、玉关乡、效谷乡、洪池乡、悬泉乡、慈惠乡、洪润乡、寿昌乡、从化乡。吐蕃占领敦煌后,实行部落组织,一千户为一部落,五百户为一小千户,长官为千户长;小千户下又设百户,设将一人,十户为一“勒堪”。文献TLTD.2—15中出现的写经执事官员就是来自各个部落。

  其中“里正”值得关注。里,是唐朝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每百户设一里,长官为里正,负责管理户口。吐蕃对敦煌下设的13个乡的改制并非一次完成。790年将沙州百姓按职业分成丝绵部落、行人部落、僧尼部落、道门亲表部落。820年前后,增置军事系统的阿骨萨、悉董萨部落(上、下部落)。824年,又增置通颊军部落。[33]那些未改制的乡保留了原来的建制,所以会有“里正”的出现。“将”和“里正”虽然在称呼上属于不同职务系统,但是在写经活动中,职责是没有区分的。他们的基本任务是负责保存和发放纸张、墨汁,督促抄经进度,编写物资出纳报告和写经生劳役簿。从“任里正者应每天每时探询种福田者的确切住处,应多少具备转运纸张的能力”圳的记载来看,里正可能还肩负化缘的职责。里正之下设有属吏,如果属吏办事不力,里正可以对其施以鞭笞之刑法。而属吏除了负责发放纸张外,还承担收集经卷的职责,并和写经生形成附带责任:“未收回所分配的纸张,里正将按每卷纸张鞭笞十下来惩罚他。”[35]

  此外,佛经物资库设置专人保管。TLTD.2—14记载:“我等卑奴贱民已接到命令,严格限制我等,只能派出一个私人代表,履行我等职责。”[36]以“我等卑奴贱民”身份自称,说明佛经物资管理人社会地位并不高,人数设置上应该不止一人。他们主要负责库存抄经物资的保管,防止物资被偷盗、潮湿腐烂及其他可能应保管不力而带来的损失。一次抄经任务完成后,统计库存收支,汇总上报:

  此镇(节度衙)拥有的佛经经绳足有一大U手。经十余年之后,其重量以称称之,这捆绳仪有二两另七钱(损耗未计)……我们乞求上报损耗,首先是当地虫害造成的损耗,在过称时,手指掌握不稳定,扣除一钱是确定的,应当地潮湿而腐烂,应扣除一钱……统计上述经绳时,因为运输中的碰撞,踏踩和剪截,其损耗比大手指的一满柞要多,故每卷应有六钱作为损耗而销帐。[37]

  文中一直强调在保管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可能导致经绳损耗的情况,意在说明他们没有贪污和失职行为,经绳的减少是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导致的。从另一面看,反映出政府和寺院在库存保管方面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制度。

  抄写佛经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为杜绝抄写错误的出现,写经道场设置了校经人,检查写经生抄写错瀑与否、纸张和墨汁使用的优劣等问题。一份佛经一般校对两次,多者三、四次。如甘肃省物馆藏10564《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校经生题名:“林鹏校,帕文二校,季庚三校。”[38]敦煌市博物馆藏00485《十万般若颂》校经生题名:“令狐安乐抄,翟文校,格瑞二校,赞国三校,羌曲四校。”[39]因为严格的校经制度,写经生和校经生经常发生矛盾,敦博T.392号文书记载,因为校经生吹毛求疵,写经生满腹牢骚:  王禄勒的这张废纸,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却被吵得沸沸扬扬,真是水不大而响声大,最后被两位人渣作为废页抽出,两位疯子吃屎去吧。[40]  写经队伍中,有些人是专门负责校对佛经的。所以,在校经题记中出现的频率就非常高,如在抄写《无量寿宗要经》活动中,窦英以校正人的身份出现31次,灵宝92次,法藏117次。但也应该看到,写经生和校经生配额比例悬殊很大,在《无量寿宗要经》写经队伍中,写经生达358人,而校经生只有108人。所以,随着写经活动的推进,校经任务越来越重,因人手不够,需要抽调写经生到校经生队伍中,于是就出现一身兼双职的情况,如辛达尔,以写经生的身份出现4次,以校经生的身份出现71次;吉刚以写经生身份出现3次,以校经生的身份出现128次;贝却乎以写经生的身份出现4次,校经生的身份出现122次。[41]此外,僧人也经常充任校经职务。法成是敦煌著名的吐蕃僧人,互翻多部汉藏佛经,他常自署名“大蕃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和“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在抄写佛经过程中,他承担过大量校勘工作,《十万般若颂》署名法成校勘的有40余处。[42]

  抄写佛经最后一道程序是写经机构收取上级部门或写经发愿者的回执,TLTD.2—14记载了写经者和收领写经机构之间就收据问题出现争执的情况:“马年抄写的两部佛经,已送给汉人守使薛成成,但未收到签字的收据。之后,又说写经的收据已经付过了,但无论是谁都没有收过,哪怕是私人的一纸之收据。四年以后,佛经抄写于‘德康’之处完成,因僧人强尚为其他事到彼处,故仍未能确实得到签字的收据。”[43]由此可见,按照正常交付程序,收领佛经的机构应当给抄经者出示一张收据证明,写清佛经卷册、收领人姓名和收领日期等内容,作为日后支付报酬的凭证。

  小结

  从以上探讨我们可以看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部落和将是写经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全面负责写经的各项任务,在佛经、纸张分派和保管,费用筹集调拨、人员设置方面制定了完备的模式。为保证写经活动顺利进行,每一环节上都有奖惩制度。这一时期形成的某些抄经制度一直被后来的政权所沿用。同时,汉族人用藏文抄写佛经和吐蕃人用汉文抄写佛经,两个民族得以学习对方的语言,对促进蕃汉文化的融合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民族交流提供了契机。同时也应该看到,为筹集费用,政府巧立名目,写经生的佣金电常常被延期发放,在写经过程中还得抵押家产,并有严格的惩罚制度束缚,因此长期的写经活动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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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丛振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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