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伍昆明先生主编的《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出版了，可喜可贺！首先向该书健在的作者及为该书付出辛勤汗水的所有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十余年前，我就听说要写此书，因为本人从事清代藏史的研究，因此对此书问世十分关注，曾多次打听杳无音讯。今年暑期闲暇之际去西单图书大厦购书，偶见由 伍昆明 先生主编的此书出版很是高兴，本想他肯定要送我一本，这倒不是图省几个小钱，实在是因为本人有得到由作者签名的书留作纪念的嗜好。况且 伍 先生生前每次出了新书，如《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现代西藏的诞生》等均承蒙赐赠与我，我也会反复地认真看几遍，然后将由各种外文翻译过来的书函、信札、启禀报告等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的史料，转引到本人的论著当中，所以 伍 先生的各类作品我一向非常重视。可是，在书店当我翻阅到后记时，没想到 伍 先生这么早且这么快已离我们而去，当时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情谊了，我曾多次去他府上拜谒讨教，他们（含黄颢、祝启源等老师）都给与了我许多无私地帮助。此前虽然我也听说 伍 老师生病住院了，本想去看望他，可老前辈均怕影响我们的工作及身体健康，一一谢绝了。现在他的突然离开，使我心里感到非常惆怅和难过。《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共计六位作者，绝大多数是藏学界老前辈，其中有三位先后长眠了， 伍 先生临终前在病榻上还在修改书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此书凝聚了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滴血，凝聚了他们对藏学事业的赤诚之心。在此，请允准我向他们崇高的人品及孜孜矻矻的治学精神表示深深的敬意！

　　纵观《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一书，本人认为有几大特点：

　　第一，资料丰富翔实。全书分31章，洋洋洒洒60余万字，总共参阅了葡萄牙文、意大利文、英文、藏文及汉文220余件（部）文件、档案、电函、著作、论文、译文的内容。其中，不为人知或少为人知的外文第一手史料就达40种，可谓广征博引，博采专家之说，用伍昆明主编的原话叫：“以真实的史料说话，以文献说话，以档案说话。”书中还有插图20幅，制表8幅，一些照片本人还是首次见到，如近代西藏几位主要人物——热振活佛、夏扎和达扎等高僧。这些鲜活的史实为撰写此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除了全面广泛地使用历史文献资料外，该书还大量采用了作者本人及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因而使之增辉不少，可以认为此书是近年在这一领域研究资料最为翔实、论证较为丰富，较具权威的专门著作之一了。

　　第二，该书是众多专家十多年埋头耕耘的硕果。主编 伍昆明 先生上世纪60年代即专门攻取了西藏近现代史的硕士学位，其后40年间，他在涉外史和西藏近现代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出版了多部专著、译作等。而参与撰写此书的其他作者如黄颢、李凤珍、郭冠忠、祝启源等先生都是我国高级别社科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老一代的藏族历史研究方面的专家，次仁加布先生更是后期之秀，他们均曾翻译、撰写过大量相关论著，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可以说在藏学界都是各自研究领域内的行家里手。如此人才荟萃地集体合作著书立说，要比某个人写史（如泽仁邓珠所撰《西藏通史》）具有极大地优势，更能集思广益，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及调动单体研究潜能；更能准确地把握历史事实，展现大家多年学术研究的成果，也容易令人信服。在这方面 李凤珍 老师多次发表的许多论文，从论点、论据、论证等方面非常有质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研究成果很受清代藏史研究者关注。

　　第三，该书在写作手法上讲究客观真实，用事实说话，一改过去学术界少数人夸夸其谈的学风，即因为过去国内这段历史档案资料的匮乏、或不易获得或看不懂，个别学者在“论述过程中政治义愤往往多于对第一手档案资料的掌握、分析”。所以本书的作者们十分注重对档案等第一手资料的运用，以事实、史料客观公正地、史论结合地方式再现了1644——1951年西藏三百年来的政治史，因而更具有说服力。在写作技巧上，各位作者抓住了各个时期的重点，不是遇到难点、热点及焦点问题或回避只字不提，或简单一笔略过。而是就些问题展开论述。对一些有争议的重要人物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也辟有专门章节，大胆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如对第巴?桑结嘉措评价、十三世达赖喇嘛功过是非论、甘丹颇章是否全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机构、森巴战争、藏族人民两次抗英等进行了较为深刻地阐述。

　　第四，本书适时的出版，是对国内外一切鼓吹“西藏独立”的又一次重击，极具现实意义。自1959年西藏叛乱、数十万藏人流亡国外以来，国外反华势力就一直利用“西藏牌”对我国施压。他们不遗余力地支持国外各种分裂活动，成立各种组织，培养所谓“人才”，不断强化宣传机构，散发各种谬论。与此前后，一些外国人也粉墨登场，摇唇鼓舌，这当中有以黎吉生《西藏简史》和范普拉赫《西藏的地位》为著，他们黑白颠倒、篡改历史，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在国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有鉴于此，中科院民研所的志士同仁们勇敢地肩负起了历史的重任，不辱使命，在半百至花甲之年，殚精竭虑，历时十余年，以犀利地笔锋有利地回击了国内外一切错谬之词，向人民交出了满意的答卷，也展现了老一代藏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