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写过小文《热爱汉字》，发表在西藏日报姚艳萍、黄明老师主持的“周末版”。

　　后来我觉得需要写的是这样一篇文章——《阿里人的汉语文天分》。

　　这是因为阿里虽然人口极为稀少，但是我认识的阿里老乡中汉语文特别好的人很多，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奖者、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益西加措，有西藏大学著名教授古格•其美多吉，有中新社名记者贡桑拉姆，有西藏日报社译审穷达，有大法官塔青，还有《西藏研究》（汉文版）主编仓觉卓玛，以及已故藏学家古格•次仁加布先生。他们的汉文作品已经出版了很多部。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位基本没怎么上过学的“半文盲”老乡、前阿里学者、作家赤烈塔尔沁先生写出了在我们看来是极具收藏价值的大部头著作——《阿里史地探秘》，细读之，令人赞叹。

　　其实，对西藏文化界而言，赤烈塔尔沁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在多年前出版的《千古绝绘——西藏阿里古代壁画选辑》一书，对阿里古代壁画本土视觉的挖掘和探索令人称奇。多年后，他出版了新作《阿里史地探秘》，我觉是其毕生心血的总结之作。

　　要说我是怎么知道赤烈塔尔沁先生的，因为先生在阿里措勤县工作多年，我也算是在这个阿里最艰苦的地方混过些时日，当时我在教育系统供职，人们念念不忘的是刚刚调离教育岗位的“赤烈科长”。而在当地牧民中，他更是以“洛念赤烈”闻名。“洛念”意为“电影”，当过放映员的赤烈塔尔沁曾是牧民心中的“文艺男神”，是的，电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种特殊的地方。

　　作家杜文娟笔下的赤烈塔尔沁：土生土长的阿里人，退休后生活在拉萨。在垂柳依依、苹果花香的宗角禄康公园，我们喝着酥油茶，吃着藏面，说着羊圈的温暖和繁星的美丽，说着小儿子因为雪灾冻伤脚趾的心事。然后，他笑呵呵的说，我现在幸福得不得了，国家对西藏的支持和帮助，是千百年来西藏人民修得的福气，这些福祉我们全都享受到了。

　　一

　　面对采访，虚怀若谷的赤烈塔尔沁先生却异常的谦虚：“说起来写作本书（《阿里史地探秘》）的初衷最早可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的。我15岁参加工作，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打交道，家乡话说不好，卫藏方言也说不地道，汉话也马马虎虎，说的是夹生的‘四不像’话，可能给你的采访带来不便。所以我至今还是认为一个人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是非常可悲的，将会留下终身的遗憾。但是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是，我出生在西藏阿里日土县日土村，使用古老的当地方言，此地称之为如饶郭软，我们自称是如饶郭软地方的人。我是生在当地一个农民的家庭，听说我母亲和舅舅大概由于生计原因打小从北部草原跑到日土，给一户差巴主支差，母亲负责放羊。我的舅舅呢，听说他常年只有一件自织的白氆氇袍子披在身上，也不系腰带，被人称作‘阿噶波鲁’。年幼无知的他被拉萨噶厦派来日土的‘擦学’（即盐税征收者）给活生生骗走了，从此失去了音信。”

　　“但是我母亲是个特别勤劳、善良、合群的人，受到整个这一地区的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还管她叫‘噜呲尼玛’，意思是牧羊女尼玛。后来，时间长了，因为她的大气和开朗，这里的人们都尊敬地改称其‘阿妈尼玛’，她成了整个部落的母亲。”

　　“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母亲还很苦，据说在我出生当天她还在上山放羊，晚上归牧途中她疼得不行，刚坚持到家门口，就把我给生出来了。当时的社会还是黑暗，就在羊圈里支一顶帐篷，让我们母子在那里喘口气。

　　“我脸上的这块伤疤据说就是小时候留下的。那时，我已经能够快速爬行，家里的人各忙各的活儿，根本没有时间照顾我，就用一节绳子把我拴在灶台前。但我小时候好动调皮，经常把膝盖杵在地上跑来跑去，终于有一次挣脱绳子掉到火塘里，脸被烧伤了，留下了一大块伤疤。”

　　“我大概长到六岁的时候，也是为了生存，被家里送到寺院里当了个小沙弥。可能我比较聪明，比较听话，比较乖巧，年龄也是最小的，经师比较喜欢我，教我读写藏文字母，打下了一点藏文基础。”

　　“我记得大概是一九五几年的时候解放军来到我们家乡，我们家当时在新藏公路的要道边上，经常能看见国家组织新疆来的维吾尔族人赶着骆驼往噶尔昆萨那边运送各种紧俏物资，我经常跟他们中年龄小的混在一起玩的不亦乐乎。有一次听说运输队里有一对维吾尔族夫妇，带着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小孩，看到我跟他们小孩玩得好，就央求我母亲把我送给他们带回新疆去，最后没成，这是他们后来告诉我的。”

　　“日土和平解放后，我们这些小孩子，和原宗府十几个私塾学生会合，创办了民办学校，教唱《东方红》等革命歌曲。学校只有两个班级，以前进过私塾的那些学生大概十来个分了一个班，我们这些新进的分了一个班，在‘降薪’写字板上学写藏文，度过了特别快乐的一段时间。”

　　“但是很快，我们家的顶梁柱我继父双目失明，我妹又年龄太小，帮不上忙，没有办法，家里的生活又一次陷入困境。我母亲她既要耕种农田又要照应牲口，还要服侍一老二小白吃饭的人，实在忙不过来，索性把我过继给了日土的一家放马老两口，当上了马场上的一个小马倌，再也没有机会上学。”

　　“但是我从15岁参加工作后，在政府的培养下，先后担任过县政府办公室公务员、电影放映员、县文教科副科长，然后是县政府领导、地区教体委主任、地区文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地委常委、地委宣传部部长、地区政协副主席等。”

　　二

　　赤烈塔尔沁在阿里措勤县工作14年的经历大致是这样的。“那是1971年，阿里东部的改则县分南北两块，东南部新建措勤县，说那里缺人，要我借调过去给他们放映电影，还说那是个新建县，条件非常好，再说县上答应干一年半载就可以回来。我服从组织调遣，过去了。一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记得当时的措勤县只有四排土坯平房，全县干部职工和县（公安）中队加在一起也只有二三十号人马。县政工组有个姓金的组长，是从新疆调来的，他说现在没有空房子，我们俩先住在一起好吧，以后有空房子再说。他把我带到一间冰窖一样的小屋，黑暗中，我模糊看到小屋子里头只能摆下两张床。他的床在靠窗那边，光板木床上堆着卷起的铺盖，铺盖上放了一顶冬帽，墙上挂着一只黄色的军用挎包，地上散乱地堆放着火炉、水桶、锅灶，这就是这位组长的全部家当。我就更简单，简单到了连吃饭的碗筷都没有。金组长说马上就要开饭了，我们去吃饭吧，问我有没有碗筷，我说没有呀，眼泪也就不由自主的滴下来了。”

　　“但我最后，在那里竟然呆到1984年，大好的青春年华就在措勤度过。我小时候，一直到参加工作以后，看到别人去内地读书，看到自己的小伙伴们一个个得到机会去上学，羡慕得不得了。但因为长时间下乡出差，我始终没有得到上学的机会，三四个月的进修机会有过两三次，在中央民院呆过一年，我的汉文基本上是自学的。我从小就有一种强烈的学习欲望，小时候就特别好问，也喜欢在雪地、沙滩地上比比划划，长大以后也有一种永不服输的劲头，什么都要做好了才罢休。”

　　三

　　赤烈塔尔沁先生调整了下思路：“对，2004年，我生了一场重病，在当时的地委书记多吉泽仁同志的关心下，辗转到拉萨、成都求医问药，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再回阿里，就在拉萨买了房子，安下家。时间长了，就越来越有一种紧迫感。一个是内在的紧迫感，你活在世上必须为社会做点什么，留下一点什么，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才不枉一生一世；还有一个是外在的紧迫感，也可以说是环境逼出来的。比如我在当文化局长的时候，有很多各地来的专家学者会问我们很多问题，如果作为当地土生土长的文化局长我都答不上来那是实在说不过去的，别人又会怎么想呢？特别是接触到一些深谙阿里文化的大家，我是打心里欣羡和仰慕。我们阿里地区地处边远、交通不便，地广人稀，过去是很封闭的，我是土生土长的阿里人，虽然以前模模糊糊听说过布让（普兰），冈仁波齐，‘马年大转（山）’，但对近在眼前的‘古格’可以说是闻所未闻、一无所知。但现在今非昔比，我们有这么好的交通条件，这么好的通讯条件，你一个阿里人还不懂阿里文化的一点皮毛，是一种悲哀，再加上工作范畴使然，你必须读懂阿里，否则你是不称职的。所以我查找很多书籍，接触了很多当地的大德，对阿里的历史文化算是有了点初步的一些了解。特别是退休以后，我的想法更多了，我必须报答阿里人民的养育之恩，报答我母亲的养育之恩，报答党和国家对我的知遇之恩。大的事情我也没有能力去做什么，但我的病也没有糟糕到卧床不起的程度，应该量力地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还有一个，就不往大里说了，由于阿里复杂的方言等原因，阿里的地名人名等张冠李戴的不在少数，如有的书把阿里西部拉达一带古代地名玛尔域与原属阿里东南部的吉隆一带古地名芒域相混淆；有不少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过去活动的地域来了个乾坤大挪移，本来是发生在拉达的事情说成是发生在吉隆地方的；又如，错木昂拉（湖）在当地的地名中是错木昂拉，不叫班公错（湖），而很多地图把日土的错木昂拉和位于热角的邦库尔错（湖）相互调换，甚至又把藏语邦库尔写成‘班公’，继而又把这一错误地名当成错木昂拉的称呼。发现这些错误以后，有的文章又自作聪明地加括弧注为：错木昂拉（班公错），那就更加不知所云了。不多说，这起码是对当地文化的不尊重。所以，趁现在还有很多懂历史的老人健在，就想做点纠错的工作。这样，我就在五十多岁的时候自学电脑，先学汉文打字法，再学藏文打字法，尽管起初打字时手指十分僵硬，动作也相当笨拙，但我把自己定位成阿里高原上的愚公，一字一句的勤耕不辍，最终积少成多敲出了一本书。”

　　“正在我忙着写书的时候，我的眼疾发作了，我于2006年和2008年分别做了左右眼白内障手术。感谢科学技术，感谢时代的进步，感谢我们国家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能让我继续工作。”

　　“写作忙活了半天，最后一看，字是写了不少，但还是不成文。我的一位小老乡说我觉得很好，没有什么问题，但我们最好请一位汉族专家修改更好。我觉得他说的很对。我就忐忑不安地找到以前在阿里有合作关系的四川大学李永宪教授。之后，可想而知，李教授的时间和精力都被我给占用了。但他从没有反感过，一直保持着极大的热情和耐心，教授的热情和耐心反而使我很难为情。写一本书，尽管丑陋不堪，但已梦想成真。作为不曾受过基本教育的凡夫，撰写一本书可是件大事、幸事。然而，其功劳理当归功于已深入我骨髓的故乡——阿里的雄浑深厚和博大壮美，归功于我尊敬的李永宪先生，归功于安详无忧的退休生活，归功于白头偕老的老婆子，归功于热情帮助、慷慨解囊于我的老朋友，归功于我们这个充满阳光、充满和谐的伟大时代。我写的关于野生动物还可以吧？关于日土的一些内容还行吧？因为这是我付出了心血的作品，所以至少我自己是非常珍惜的。”

　　……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采访匆忙，且可能词不达意，唯知赤烈先生的作品是具有长久的价值和意义的，因为那是诚实之作。

　　截稿前的微信联系中，先生写着：为了报答人之此生，感恩党的智育之恩，我正努力撰著两本小作，一个我之30年的“人生之约”；另一个是一本画册，聚焦雪域大美风光，展示更多少为人知的“雪之景”。欲明年早些时候“顺产”于世。

　　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