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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拥村(dkyil-g·yang)藏族农民家庭调(下)

张建世 土呷 发布时间:2005-05-23 14:27:38来源: 中国藏学

  [摘要]本文对军拥村藏族农民的婚姻家庭进行了深入调查,当地存在较严格的在村庄内一代人只能建立一个正式婚姻的原则。这一原则,民主改革前主要见于差巴家庭,民主改革后随着差巴与嘎咱等级的打破,现在实际生活中已不存在等级差别,因此,村庄内一代人只能建立一个家庭的原则现在成了普遍的原则,不限于什么等级。除较为封闭地理环境外,仅从经济原因看,这种单一婚姻家庭原则在军拥村与土地制度、差税(税收)制度关系不大,但与住房习俗、劳动力状况和土地资源的紧缺有关。

  [关键词]军拥村;藏族;单一婚姻原则;经济原因

  [中图分类号]C913.11“214”[文献标识码]A[文章]1002-557(X)(2005)04-0107-09

  五、家庭成员的关系

  在家庭成员的关系中,一夫一妻的家庭相对简单,且无特殊性,因此在这里着重分析一妻多夫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1、夫妻关系 在一妻多夫家庭中,经济的管理主要是丈夫,这一点与一夫一妻家庭差不多,具体将在家庭经济部分途述。这里着重叙述性关系的处理,这也是与一夫一妻家庭不同的,影响夫妻关系的重要因素。军拥村人普遍认为在一妻多夫家庭中,妻子起着核心和凝聚力的作用。能使家庭团结,兄弟不分家的妻子受人称道,认为是一种美德。9号家庭的户主(一妻三夫)说:“妻子对我们三兄弟没有偏爱,都一视同仁(包括性生活),如果有,就是分家的征兆,一旦兄弟分家,她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她也不会在性生活方面表现出偏爱。”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多夫的妻子们也是力图使自己成为社会称道的贤妻,对丈夫尽量不要厚此薄彼,不要因自己而导致家庭分裂。

  在调查的样本中,有一妻二夫的6起,一妻三夫的2起,一妻四夫的1起。在这些多夫家庭中,由于丈夫的外出,常年在家的丈夫数仅在1—2位之间。如样本中惟一一户一妻四夫的家庭,除丈夫中的大哥常年在家外,二弟、三弟常年在外经商,主要是在过年时回家与妻子共同生活,而四弟外出放牧,每年也有几个月不在家。一妻三夫的9号家庭有一人常年在外跑运输,只有二人长年在家。一妻二夫的6户家庭和7号家庭,丈夫均在外做生意,除大哥在家的时间多一点而外,弟弟也是过年回来一次,一般住上半个月左右。18号和24号的一妻多夫家庭中,也各有人长期在外做生意。而一妻二夫的10号家庭,大哥(嘎松尼玛)也曾外出经商,因生意没做好才回到家里做木工,使得兄弟俩长期都在家里。1号家庭的两个丈夫结婚不久,哥哥22岁,弟弟18岁,均在家里。从上述实际情况分析,不难看出一妻多夫家庭的丈夫们,一般(正常情况下)总有人外出,常常是长期外出,使得在家的人数大为减少。但是在过年期间,长期外出的丈夫们回到了家里,这时,常年在家的丈夫总是把与妻子同房的机会主动让与偶尔回家的兄弟。

  军拥村的住房很大,每户人家都有多间住房,对一妻多夫家庭,普通的说法是,妻子单独住一间,丈夫们合住一间,孩子们住一间,你母住一间。谁要与妻子同房时,只要看看同住一个房间的兄弟是否都在,如果都在,自己就可去妻子房间过夜,相反,则说明已有人去了,自己不能再去了。如9号家庭的户主说:“妻子单独住一个房间,我们三兄弟住一个房间,只要发现少了一人,就知道他去妻子房里了,其他人也就不会去了。”实际上,在这种事情上,不同的家庭会有许多办法,常年生活在起会有许多默契,也有极大的灵活性。不过,在调查中尚未听说过许多资料记述的在妻子门前放某种物件做标志的事。

  当然夫妻之间的关系决不是这么千篇一律的,而是复杂多样充满了个性的色彩,一妻多夫之间的关系更是如此,虽然调查中没发现因夫妻矛盾而兄弟分家的实例,但在这么多一妻多夫家庭中丈夫们与妻子之间不会全都是美满的,没有矛盾的。即使是一夫一妻家庭也不会全都是美满的家庭,其间也免不了矛盾与冲突。不过在军拥村家庭团结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同时还很要面子,家庭内的矛盾,夫妻不和,虽然不会对外人讲,但至少没有达到兄弟分家的程度,同时,村内关于婚外性关系的习俗,使外出的男人获得了完全的自由(详见下文)。这也使得在家里有某种程度不满意的丈夫们(含一夫一妻和一妻多夫),在外地寻找另外的女人时不爱舆论指责和文化约束。这样,丈夫们在村内有一个可以依赖的家庭,同时在外地又有很大的自由,即使有什么不满意也会被这种性关系方面有利于男人的习俗冲淡了,从而尽量保持家庭的不分裂。

  2、婚外性关系 军拥村内的性关系是十分严格的。虽然婚前男女可以自由接触,但绝不能发生性关系,否则女人就难嫁出去。婚后女人如果红杏出墙,也会被丈夫赶走。对男人而言,在村内的性关系也很严格,绝不能发生婚外的性关系,但在外地则很自由。按当地的习惯,只要出了村庄后面的一座大山——勒勒冬山,男人(不管婚前婚后)就自由了,在此之外的地方有了外遇,妻子一概不管,村内的舆论也不指责。用当地妇女的话说就是“不借耳朵”,意为不闻不问,不听这样的事。但丈夫绝不能把外面找的女人,或外面生的私生子带过勒勒冬山,如果带回村来,不但会受到强烈的谴责,还会打架,甚至闹出人命,是非常严重的事。军拥村处于大山环抱之中,附近只有邦左、普卡、八雪、瓦多、格瓦5个村庄,加起来也就200多户人家,在这样小的范围内,谁家有什么,大家都很清楚。如果在本村内有婚外性关系,不仅与传统不符,也极易败露,对双方家庭都是一个伤害,也很伤面了,所以在村内的性关系非常严格。而出了勒勒冬山,已是离村庄几十里外的地方了,天高皇帝远,婚外的性关系就不受约束,对村内的家庭和社会影响也小得多。

  3、父子关系 军拥村内强调家庭团结一致的原则,在父子关系方面也有明显的体现。在一妻多夫家庭,孩子叫父亲中的大哥“帕”(即父亲),其余的则称叔叔(阿枯),这种称呼并不表明谁是谁的新生子女,实际上人们都避免作这种区分。当地的乡干部认为,由于村内的男人外出时间多,只要从丈夫何时在家,孩子何时出生推算,相当部分一妻多夫家庭的子女,也大致能推算出其亲生父亲是谁。但实际上在一妻多夫家庭中并不作这种区分,所有出生的孩子都是整个家庭的,都是丈夫们共同的。对此有一位妇女曾回答说:“连我都不知道孩子是谁的(丈夫们中哪一个的),他们(丈夫们)又有谁知道哪个孩子是自己的呢?如果他们都只关心自己亲生的孩子,在外地经商的只把自己亲生的孩子带到外地读书,那在家里的丈夫生的孩子又有谁管呢?”不管实际上知道不知道,人们都不作亲生父亲的区分。父亲们对孩子也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这也是当地强化家庭团结的一种习俗。

  4、私生子 在调查样本中仅一人,为14号家庭益珠巴措的儿子。当地修公路时,益珠巴措曾与一工作人员相好,怀孕后被抛弃,于是带着非婚生子回生家庭居住。这种情况,许多社会都会发生,没有特殊性。

  5、离婚与丧偶 离婚被认为是正常的事,不会被社会指责。离婚不需任何手续,如不存在财产纠纷的话,分开即可,一般是女方将自己结婚时的嫁妆和新添置的衣物等随身带走。如4号家庭的美郎措姆与同村的嘎嘎措姆换亲,嘎嘎措姆嫁到4号家庭后,与其父母关系处不好,最后离婚,带着女儿回到娘家居住。同样与之换亲的美郎措姆也离婚带着儿子回到4号家庭居住。因是换婚,结婚的两家的土地、果树等都没分割,所以离婚时也不存在财产分割问题,仅仅是带走结婚时各自的衣物、首饰。离婚以后习俗上认为也可再婚。但当地婚姻由父母做主,离婚后父母一般不愿再去别家提亲。特别是女人,习俗是等男方家来提亲,离婚后再婚比男人更困难。在调查样本中所有离婚的实例,除上述两例外,9号家庭的拉宗(1956年生)46岁,18号家庭的泽巴宗(1946年生)56岁,均无小孩生,离婚至今也没再嫁。

  丧偶以后,习俗认为可以再婚,但男女还是有一些差别。男子丧妻再娶,大家认为很正常。女人丧夫后再嫁,会受到讥笑,不改嫁则会受到称赞。6号家庭的曲宗,丈夫已去世4年多,仍没改嫁,留在6号家庭。而8号家庭的彭措和17号家庭的二兄弟,都是前妻去世后,又再娶后妻建立的家庭。

  调查样本中离婚和丧夫的妇女均未再婚,其原因,主要是妇女在婚姻中处于被动位置,如必须等男方提亲,结婚需要要一笔数量不小的嫁妆等。另外,离婚后的妇女均回到娘家,生存有所依托,不是单身一人或带着孩子,并没形成生存十分艰难的单身或单亲家庭。丧夫的妇女留在丈夫的家庭情况也类似,这样就减少了生存压力,也减少了再婚的动力。而丧妻或离婚后男子正好相反,由于习俗的支持,及在婚姻中居于有  利位置,大多都再婚了。

  六、家庭经济与家庭分工

  军拥村位于东坝乡政府所在地,海拔约2700米左右,为怒江边的台地和坡地,四周为巨大、陡峭的高山。由于这里为干热河谷地区,降雨稀少,四周的高山干燥,土石裸露,不少地方几乎寸草不生。一条名为“玉曲”的小溪从山上流经军拥村。这条小溪水源丰富,四季不断灌溉着军拥村的土地,使得村内树木繁茂,郁郁葱葱,与周围的光头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村内有树有草的田地与村外无树无草的山体几乎是截然相分,毫无过渡地带,明显可见能开垦的土地已开垦殆尽,没开垦的山坡也基本无开垦价值。

  军拥村共47户334人(其中男164,女170人),土地222.7亩,人均0.67亩。这里一年二熟,粮食作物主要为冬青稞,亩产平均600斤,其次为玉米,亩产平均约500斤,另有少量冬小麦。青稞全部自用,玉米和冬小麦以自用为主,另有少量出售。蔬菜有白菜、辣椒、南瓜等,以自用为主。水果主要有葡萄,其次为梨、苹果和桃子,另有少量的石榴和桔子。林产品主要有核桃。出售水果和核桃是村内大多数人家重要的经济收入。牲畜的黄牛、犏牛、马、驴、骡、猪、山羊。马、驴、骡均用于运输和出门代步,猪和山羊数量少,也全部自用。牛除自用外,每年也有部分人家出售一些牛肉作为补充经济收入。另外,大部分人家都有人在外做生意或打工、做木工等,这一部分收入因人因户而异有很大差别。村内的富裕人家,则主要靠外出做生意或打工,或做木工等其他的收入,换句话说,这些农业外收入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富裕的程度。这里所产的粮食完全能自己自足,最贫穷的人家,粮食也能自足,但较多的依靠出售水果、核桃的收入购买盐、茶叶和衣物等生活必需品,有时也购买一点大米、面条调节生活。而有其他经济来源的较富裕的人家,则较少出售核桃、水果。因此,军拥村的农业和林果业成了其基本生存保障,即使最贫穷的人家,温饱也不是问题。但仅从村内的住房看,也可看出贫富之间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取决于不同家庭农业以外经济收入的多少。

  军拥村的习惯,农活和家务一般是女人承担,男人主要是外出经商和做工。当地男孩十八九岁成年后,就要开始出去打工、做生意等。如果家里只有一个成年男人,一般是留在家里,不一定外出。但有两个及以上的成年男人,一般让能力强、聪明一点的出去做生意赚钱,或让有手艺的外出做手世活赚钱。如果不外出赚钱,仍留在家里,村里的人会认为无能、没本事。这种观念和经商的传统,对成年男人产生了一种向外的推力。当然,客观经济状况是每人平均0.67亩的土地,没有太多农活需要几个成年男人都留在家里,同时家庭的富裕则主要依靠外出赚钱,因此村内绝大部分的成年男人都在外赚钱或曾经外出赚过钱。现以所调查的24户家庭经济和家庭分工的情况加以分析,可见一斑。

  第一类,除农业外以商为主的家庭。其中有既经商,又跑运输,在这类家庭中,现在常年有人在外经商的有1号、5号、7号、18号、22号、24号家庭,还有13号、15号两个家庭曾有人外出经过商,但成效不大,又回家务农了。这样仍在经商和曾经经过商的家庭占调查户的33%。从这8户人家看,情况也不太一样。如5号人家,一妻四夫,家务活和农活由妻子负责,农活平时由妻子自己干,忙不过来时请村里人帮忙,或出钱请人干。由于家务活和农活较多,一个人忙不过来,还长年请了一个年轻姑娘帮助干背水、打扫清洁等家务活,每天4元工钱。4个丈夫中,大丈夫在家管理门口的商店,二丈夫在昌都经商,三丈夫在丁青经商,四丈夫在牧场放牧,分工明确。又如一妻二夫的7号家庭,大丈夫既在家管理也外出经商,二丈夫常年在外经商,一般过年才回来住上15天左右,大儿子嘎松四郎在外跑运输,家务和农活由妻子阿措负责。农活忙不过来时出钱请人干,除管吃外,以前每天5元工钱,后来涨到10元,近年涨到15元。播种、收割的农忙季节请的人多,平时田间管理请的人少。家里的粮食、水果主要自己消费,其余的经济开支靠丈夫和儿子赚钱。这是两户经商的,经济条件好家庭。当然也有一些经商不那么成功的家庭,经济条件相对会差一些。如1号家庭乌竹两兄弟娶一妻,弟弟还年轻,在家闲着,乌竹自己也才22岁,以前曾做过一年生意,现回家娶妻不久,也在家闲着。父亲以前昌都做生意,每年过年才回家,带回一些食物等物品和现金,近几年到拉萨帮人做生意先是赚钱,后打麻将又输了钱,就很少拿钱回家了。家里的农活和家务则主要由母亲、妹妹和妻子3人干。而13号家庭的彭吉,以前曾经过商,后来生了病,只有回家务农,不过因懂一点医术,平时为人看病,有一点微薄收入。大儿子去了印度,二女儿已出嫁,现在家里的经济就指望学开汽车的三儿子了。

  第二类为除农业外,靠传统手艺,其中大多是木工手艺赚钱的家庭。这类家庭有3号、8号、9号、10号、11号、19号,其中最典型的为9号家庭。9号家庭为拉索仓,意为画匠,但子孙们没有继承绘画艺术。其户主邓珠三兄弟娶一妻,邓珠先经商,后改在村内做裁缝,二弟是村内最好的木匠,三弟则在外跑运输,每年过年回家十天半月。三兄弟中二弟收入最高,三弟次之,邓珠最少,但要兼管家庭。家务和农活由妻子、姐姐(离婚后回家住)和小妹(尼姑,仍住家中)负责,农忙时在家的邓珠和二弟也会帮忙。又如8号家庭,户主彭措为木匠,农忙时也帮助干一点农活,大儿子泽仁邓珠,现在到林芝,跟人学木匠,家务和农活由妻子和二女儿承担,家庭经济在村内属中等偏下。10号家庭一妻二夫,儿女还小,哥哥为木匠,平时在村内做木工,每天工资12元钱,农忙时也帮助干农活,弟弟和妻子主要承担农活及家务。

  第三类为除农业外,有人参加工作,工资是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这类家庭现在只有17号家庭。户主嘎松次平,原来是东坝乡乡长,现已退休,与之共妻的弟弟双目失明,在家休养,未婚的儿女都在昌都和南昌西藏中学读书,无一人在家,农活和家务主要靠妻子,另雇有一人帮助干农活,每年需付1000多元工钱。家里所用的钱主要靠嘎松次平的退休工资。另外6号家庭曲宗的丈夫以前在地质队工作,工资也是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但丈夫四年前就去世了,现在全靠农业收入。

  第四类为全靠农业收入的家庭。这类家庭有的是户主或成年男人不太能干,不会外出经商或做工,有的是家里缺劳动力,无法离家,有的是既不能干,又缺劳动力。如12号家庭夫妻二人,有三女一儿,户主泽旺拥中一直在家务农,从未外出经商或打工,家里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的钱主要靠出售水果和辣椒等农产品,虽然粮食够吃,但在村里算穷的家庭。23号家庭的户主江巴,是从临近的普卡村来的上门女婿,有10个儿女,一方面家里缺劳动力,另一方面本人也不是很能干,故此一直在家务农,家庭也较穷。22号家庭的次郎,情况较特殊,父亲外出做生意,兄弟姐妹也走了,家里只有夫妻二人,土地又多,虽然他有文化,想到外面做生意,但家里缺劳动力,只好在家务农。这类全靠农业收入的家庭在村内不太多,且大多较贫穷。

  上述的划分,只能是大体的分类,或者说是以农业外的主要经济收入为标准。由于经济活动的多样性,有的家庭兼有几种不同的经济收入,不可能机械的归入某一类。如上述的9号家庭,既有做裁缝、木工的收入,又有搞运输的收入,因以前者的收入为主,故划入第二类。

  从上可以看出,军拥村除了不是很能干和缺乏劳动力离不开的家庭外,绝大多数成年男子都有到外地经商、打工,干一些诸如木工之类的技术活挣钱的经历。这样,相当多的家庭有较明确的分工,女人干农活和家务,男人在外挣钱,这一点比其他地方突出。少数家庭男人在外挣钱多,家里忙不过来时还请人干活。与西藏其他地方相近,家庭的经济一般都是男人管理。一妻多夫的家庭,往往是大丈夫管家庭的大丈夫邓珠说:“两个弟弟挣的钱都交给我,由我安排全家的开支。”男人管家庭经济的收支是当地普遍的习惯,但在实际生活中也有不管事的男人和精明的女人。17号家庭的泽仁拉措就说丈夫记忆力不好,不管事,而自己记忆力好,家庭经济都由自己管。

  七、婚姻的缔结

  从配偶的选择到整个婚礼过程,一夫一妻和一妻多夫婚基本没什么差别,人们都是按相同的习俗举行。不过,在军拥村的婚俗中,换婚的习俗很有特点,其他地方少见。

  1.配偶的选择 在军拥村,配偶的选择习惯上由父母做主,有的事前会征求儿女的意见,但基本上是告知儿女,儿女一般都不会反对。如6号家庭的曲宗说:“我的婚姻完全是由父母做主,自己没有一点权利。如果自由恋爱,自己做主结婚,会被人讥笑。”这大体代表了村内一种普遍的观念和习俗。一般的人家,特别是大户人家,儿女结婚主要是父母做主。

  虽然有这样的习俗,但在实际的生活中也有例外,也有一些自由恋爱,自主结婚的,不过一般都有一些特殊的原因。第一种是民改时期受自由恋爱观的影响自主结婚的。11号家庭的郎加扎巴,民改时受自由恋爱观念的影响,与哥哥分家,另娶一妻。第二种是一些外地来的人或小户人家往往不受习俗的约束,也是自由恋爱结婚。2号家庭的旺堆,是从中林卡来,妻子是格瓦村的嘎咱户,也是民改前来到军拥村的,民改后自由恋爱结婚。第三种是孤儿或父母不管事,只有自主结婚的。如16号家庭,父母早逝,成为孤儿,大姐到了适婚年龄,自由恋爱,自主结婚。22号家庭的次郎,父母在拉萨有住房,常年在外经商,很少管儿子的事,到了结婚年龄,次郎也是自由恋爱,自主结婚。

  民改以前,当地有等级内婚的习惯。一般差巴户与差巴户结亲,嘎咱户与嘎咱户结亲,很少逾越。经过几十年的变迁,现在这种习惯已不存在了。不仅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这种等级差别,而且人们选择配偶时,也不再关心对方家庭以前是什么了,不少人连自己的家庭和配偶的家庭民改前是差巴还是嘎咱都不知道,以前十分严格的等级差别和等级内婚的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现在选择配偶,更多的是看对方家庭的条件和本人的条件。如15号家庭是招婿上门,户主穷玛说:“女儿的婚事是由我做的主,主要是觉得女婿家的经济较好,本人条件也不错,完全没考虑他家以前是什么(是否为差巴)。”此外,血亲禁婚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当地习惯,有血缘关系的人只要隔了3代就可以结婚,当然,最好隔7代。计算方法是自己一代不算,往上追溯3代,父母双方都追溯。由于选择配偶多在本村和附近村庄,在此范围内的人,很容易分清是否有3代以内的血缘关系,至于外乡的、远方的人,很容易就在3代以外了。当地习俗,3代以内的人结婚,会遭到众人的唾骂。

  2.提亲、定亲、嫁妆与婚礼 当地的结婚年龄一般在十八岁至二十几岁间,婚礼的第一步是提亲。当地习惯,提亲的均为男方家,没有女方家提亲的。具体提亲的人为男方家的亲朋,男女均可,提亲时一般不带礼物。如上述19号家庭,提亲的是户主的妹妹(新郎的父亲的妹妹)。双方家庭都满意后,还会各自请人看属相,一般是请寺院的喇嘛看。如24号家庭的向巴,就是将大儿子(两个儿子娶一妻,以大儿的属相为准。)和未来儿媳的属相,请土恰寺的喇嘛看,属相适合、吉利后,才最后确定这门婚事。

  婚事确定后,男方家还要找人(一般是提亲人)去女方家定亲,定亲人象征性的带一点礼物去。如24号家庭带了一条哈达和一小袋青稞(约10斤左右),意为煮青稞酒用,到女方家后,将青稞倒在一个木制圆形桶内,并将哈达放在木桶上。当地人忌讳提空袋子,女方家则在其口袋内放一块“巴罗”,这也是当地的普遍习惯。定亲要商定男方的聘礼和女方的嫁妆,以及婚礼有关的事宜。一般而言,男方的聘礼都很少,多为礼节性和象征性的,而女方家的嫁妆数量很多,涉及家庭财产的分割。

  嫁妆主要有衣物、首饰(天眼珠、珊瑚、金银饰等)、牛羊、果树、土地等。嫁妆的多少,贫富不同的家庭间有很大的差别。此外,由于嫁妆中包含了土地,所以它与不同时期的土地制度密切相关,这里需要加以详细说明。女儿出嫁要划给一块土地作嫁妆,是当地的一种传统。1938年出生,已64岁的穷玛说:“民改前差巴家嫁女有划给土地的,也有不给土地只给衣物、首饰的。我家当时是差巴,女儿多,出嫁划走的土地曾达一半之多,为此父亲还很生气。”民改后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土地归生产队集体所有,自然不存在土地划分问题。同时,这一时期人们都很穷,嫁妆也很少,甚至谈不上嫁妆。1974年结婚的白玛拉措,嫁妆仅一件新藏装,一双新藏式长筒女靴,对此她至今还记忆犹新。1号家庭的嘎松娜姆1970年左右结婚,自然不存在土地的划分,嫁妆也仅几件衣服,一对天眼珠和几颗珊瑚。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逐渐富裕,嫁妆也随之增加,同时土地承包到户,嫁妆中也包含了土地。如1号家庭嘎松娜姆的儿子近年结婚,儿媳的嫁妆除衣物外,有两对天眼珠,几颗珊瑚,一对卡垫,一头犏奶牛,一份土地。除与本村的人结婚要划给土地外,有时嫁给外村的人也会划给土地。7号家庭的白桑家原有10兄弟姊妹,其中的真措出嫁到临近的普卡村,除衣物、首饰、牲畜、果树外,也按当时的家庭人口计算分给了一份土地。从此真措家每年都要到军拥村的土地上耕种,收获粮食。土地家庭承包制以来,女儿出嫁时划给一份土地作嫁妆已成为惯例。划给的数量,大体是以出嫁时家庭土地的总面积计算,按当时全家人口划分,出嫁女儿占其中一份。实际生活中,土地的划分也不那么严格,有时会多一点,有时少一点,出嫁到远地的也有多给一些牛羊或值钱的首饰等而不给土地的。此外嫁到城里的人一般也不会要土地,女婿家土地多的也有不要土地的。例如22号家庭的次郎,父母兄弟都在国外或外地,家有9份(土地承包时9个人的土地)土地,所以2000年结婚时没要妻子家划给土地。但次郎说;“以后如果去要,妻子家也会给的。”按当地惯例,他仍有取得妻子那一份土地的权利。土地作为农区基本的生产资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解放前,当地就有划给出嫁的女儿土地的习惯,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对于两户联姻的农民家庭(嫁到城里的除外),特别是本村或居住较近的农民家庭之间联姻,除特殊情况外,土地的划分就成了不成文的制度。

  军拥村的婚礼有大小之分。大婚礼藏语称为“巴顿”,小婚礼称为“嘎沙”。大小婚礼可以分为两次举行,也可合为一次举行。在调查样本中,还有一些没有举行婚礼的家庭。因此,村里人结婚,可举行简单的小婚礼,也可举行隆重的大婚礼,也可不举行婚礼,社会均予认可,有很大的自由度。

  定婚后,婚礼举行的时间取决于两个条件。在哪一年举行,主要取决于家里是否作好了准备,具体在哪个月的哪一天举行,一般请僧人或懂历算的人选择吉日。如向巴的儿子结婚,就是向巴自己拿着藏历历书,请懂历算的人帮忙选择的吉日。

  小婚礼比较简单,有时相当于简单的迎亲。不管大小婚礼,按当地的习俗,新郎家要请一个“玛色”代表母亲去迎亲。“玛色”必须是父母双方均健在,有儿有女的贤妻良母。新娘家要请一个未婚姑娘作伴娘,伴娘称为“巴如”。如19号家庭的曲美扎巴的儿子罗布1999年结婚,就只举行了小婚礼。由于是换婚,嫁妆双方家庭都互免了。结婚时曲美扎巴请了一个“玛色”去迎亲,新娘家则请一个“巴如”为伴,与新娘一起3人来到曲美扎巴家,全家人在一起庆贺一下,即可。举行过小婚礼后,如果愿意,几年后、甚至有了小孩后还可举行大婚礼,不愿意也可不再举行了。

  大婚礼比较隆重,不同时期有一定差异,改革开放前,人们贫穷,就简单一些,现在富裕了,就复杂一些。现以24号家庭向巴的两个儿子的婚礼为例,简要叙述如下。向巴的儿子洛松次仁和弟弟四郎达吉共娶泽巴拉措为妻,两年前结婚。结婚时,向巴请了一个能说会道的有儿有女的妇女和一个成年男人(对迎亲的男人没有特殊要求)去迎亲。迎亲不需带礼物,但要多带哈达。沿途的人家都知道他家今天结婚,故在门口放上装满水的水桶。当地习俗装满水的水桶表示吉利,迎亲者则要在水桶上系上哈达,以示庆贺。到女方家后,还要在其厨房的柱子上献上哈达。女方家则用肉包子和米饭、人参果招待客人。从左往右为迎亲的男人、迎亲的妇女、新娘、伴娘(女方家找的姑娘)依次坐在厨房的上方,每人面前的桌子上放一块“巴罗”。男迎亲者面前的“巴罗”上要放两块羊后腿的肉,新娘面前的“巴罗”上放带有羊尾的肉,迎亲妇女和伴娘面前的“巴罗”上放什么羊肉没规定。并要给新娘献哈达,对新娘讲赞颂的话语,对迎亲人和伴娘则挂红色腰带。

  新娘离开娘家时,从厨房到楼梯口(当地的厨房、住房都在二楼)要垫一块白色的氆氇,上面间隔着放13撮生小麦,新娘在上走13步,每步都踩在小麦上,然后下楼离开家庭。一行人到男方家庭上楼后,同样也是从楼梯口踩着白氆氇上的小麦,走13步进入厨房。进入厨房后,新娘要向灶磕3个头,然后坐在厨房上方,接受众乡亲敬献的哈达。与迎亲时一样,在去女方家迎亲的人和新娘、伴娘面前要放“巴罗”等食物。然后男方家的亲朋好友和村里人来送礼、祝贺,大家一起喝酒、吃肉,婚礼延续3天。3天后新娘回娘家住3天,然后返回丈夫家,此后新娘新郎就可同房了。

  在军拥村,结婚时新郎可以不参加婚礼。即使参加婚礼,也不像新娘那样要穿上新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新郎仍然像平常一样,穿着平常的衣服,无事时走走看看,不会像新娘那样成为中心人物。如果是几兄弟共娶一妻,那几兄弟中有一人参加即可,一般是大哥在家参加婚礼的多一些,当然,没人参加也可以,并不是像许多民族那样,缺了新郎婚礼就不能举行。这种新郎不一定参加婚礼的习俗,给一妻多夫的婚姻带来了许多方便。如一妻四夫的白玛拉措说:“我结婚时,没有新娘新郎一起举行的仪式。当地习惯,几兄弟只娶一妻,婚前没人告诉我是嫁给他们一个人还是几兄弟,但我知道他们家有几个兄弟,嫁过去后就是几兄弟的妻子。”又如,19号家庭有3个儿子,大儿子已娶妻,两个弟弟还在读小学,习俗认为他们应3人共妻,但年龄差距大,以后发展如何,谁也不知道。如果丈夫必须参加婚礼的话,按当地几兄弟只能娶一妻的习俗,两个读小学的孩子也应该作为新郎参加婚礼,这是难以想像的。而新郎不一定参加婚礼的习俗,使他们可以不参加婚礼,长大后如果大家都愿意的话,也可与哥哥共妻。

  3.换婚习俗 换婚,当地称为“布莫布杰”,意为“女换男”,即两个家庭都各自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对方家庭的儿子。当地习俗,只有男方家托人向女方家提亲,而换婚的家庭有儿有女,因此其中任何一家都可托人向对方家庭提亲。当然,提亲人首先是为所代表家庭的儿子提亲,同时将女儿的婚事提出,如对方家同意,即可将儿女的婚事都确定。婚事确定后,两家娶妻,举行婚礼的时间可依儿女的年龄,家庭对劳动力的需求,婚礼的准备工作等因素确定,不一定同时结婚,可以相差几个月甚至几年。如19号家庭曲美扎巴的大女儿斯郎巴姆嫁给同村泽仁郎加的两个儿子,二儿子罗布则娶泽仁郎加的女儿嘎松娜姆为妻,两家换婚。当时是泽仁郎加的妹妹到曲美扎巴家提亲,曲美扎巴与妻子商量,并将事情简单的告知儿女,儿女无不同意见,听从父母的决定,大约半个月后给了对方家肯定的回答。1999年两家的儿子都各自娶妻结婚,只是结婚的月份不相同。

  军拥村内换婚的习俗比较盛行,仅调查的24户样本中,就有1号、4号、6号、7号、8号、14号、18号、19号共8户家庭有换婚,占家庭数的33%。其中仅6号家庭是与附近的格瓦村的人家换的婚,占换婚家庭数的12.5%,其余均为军拥村内的家庭相互换婚。如1号家庭户主的妹妹嫁给18号家庭的两兄弟,两兄弟的姐姐嫁给1号家庭的户主,互相换婚。当地换婚盛行的原因:一是当地婚姻主要是父母做主,父母为儿女选配偶,即看对方家庭条件,也看本人条件。为儿子提亲,表明对对方的家庭是满意的,如果对方家也有适合自己女儿的儿子,就很容易换婚。二是当地封闭的自然环境。除临近的八雪、普卡、格瓦、瓦多、邦左几个村庄外,到其他村庄要翻几座大山,走几十里路,隔的很远。这很容易使人们较多的在本村和临近的村庄选择配偶,选择配偶的范围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从而在条件合适时两个家庭容易换婚。第三,当地习惯,女儿出嫁须划给一份土地作为嫁妆,以至出现个别的女儿嫁到临村后回本村耕种的情况,换婚可以减少这种麻烦。如上述的19号家庭换亲,双方都没给女儿划分土地,互相抵平。在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以前的人民公社时期,也有不少家庭换婚。如上述列举的换亲家庭样本中1号、7号、18号都是在人民公社时期结的婚,当时不存在土地划分的问题。因此,减少划分土地的麻烦是换婚的一个原因,但不是重要的原因。

  虽然村内有换婚的传统,但它不是必须遵循的习俗。换婚的先决条件,当然首先是双方家庭有儿有女,且年龄等有关条件也相应。除此而外,在有儿有女的家庭中,基于种种原因没换婚的也不少。24号家庭的向巴有2儿2女,2个儿子已婚,2个女儿未婚。对换婚他明确说:“换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两个家庭换婚后,如果其中有一家夫妻的关系搞不好,就会影响另一个家庭,因此,他不想儿女换婚。”这种情况,在村内也确实存在。如4号家庭(见以上离婚一节)就是换婚后因有矛盾,两个家庭都离婚的例子。

  八、结语

  军拥村藏族的婚姻家庭,在许多方面与整个藏族的婚姻家庭相同,但也有当地的一些突出特点,现仅就这些突出的特点加以简要分析。

  1.单一婚姻家庭原则 军拥村藏族农民的家庭中一妻多夫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对此,当地人的说法是,一个家庭有几兄弟,就必须共娶一妻,从而形成了一妻多夫婚,这是一种笼统的说法。经过一户户的具体调查,实际上,当地较严格遵循的习俗是在村庄内一代人只能建立一个正式婚姻的原则。即:独子娶妻;独女招婿;几个兄弟或者共娶一妻,或者是几兄弟中有的离家到了外地(或参加工作,或入赘到其他村庄等,也含出家为僧),留在家中的娶妻,留在家中的只有一人则为一夫一妻,留在家中的有几人则为一妻多夫;有多个女儿的家庭,其中一人招婿,其余或外嫁,或因故留在家里;对于有多个儿女的家庭,一般是女儿外嫁,儿子在家娶妻。在实际生活中,因特殊情况也会有偶尔的例外。这一原则,民改前主要见于差巴家庭。民改后随着差巴与嘎咱等级的打破,现在实际生活中已不存在等级差别,因此,村庄内一代人只能建立一个家庭的原则成了普遍的原则,不限于什么等级。

  这一原则与戈德斯坦提出的“单一婚姻原则”在基本的方面是相同的,但也有差异。戈德斯坦认为“如果在这一代中有许多儿子,他们只能共同娶一个妻子,如有其他女儿则出嫁;如果只有一个儿子,那么他就只娶一个妻子,如有其他女儿则出嫁;如果没有儿子而只有一个女儿,她将招赘一个丈夫;如果没有儿子但有许多女儿,她们只能共同嫁给一个入赘的丈夫。”(马戎,2000)与之相比,军拥村最大的差别是认为一夫多妻不好,除有一个家庭以前曾因妻子不生育娶第二个妻子外,还没有一夫多妻家庭。因此,军拥村不存在“如果没有儿子但有许多女儿,她们只能共同嫁给一个入赘的丈夫”的情况。虽然军拥村的情况有一定的差别,但在基本的方面是相同的,大体属于“单一婚姻原则”的范畴。

  军拥村一代人只能建立一个正式婚姻,婚后所建立的家庭并不另立新家,而是在原来的家庭中居住,形成主干家庭,即戈德斯坦所说的“单一婚姻主干家庭”(马戎,2000;Goldstein,1971)。从而导致了村庄内高达54.16%的主干家庭的比例。家庭代代延续,极少有分家的习俗,客观上导致了村庄规模的相对稳定和人口的低增长。由于缺乏以前的人口数字,无法分析人口的增长情况,但家庭的数字却是大体清楚的。民改前的23户差巴,加上7户左右的嘎咱户,共约30个家庭。经过40多年时间,现在只有47户人家,由此也可看出人口的低增长程度和村庄规模的稳定程度。

  2.一妻多夫家庭盛行的经济原因 许多研究都提到了藏族一妻多夫家庭与土地、差税制度的关系。认为以前差巴家庭是领种土地和支差税的单位,但家庭规模的大小与差税的多少没有关系,因此家庭如果分裂,那“两个家庭单位的差税比原来要多。”(阿吉兹:1992,124—125页)因此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反对家庭分裂,实行一妻多夫婚。与之相比,军拥村的情况有所不同。从民改前到现在,当地的差税、土地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改前,当地的差巴有自己领种的土地,需向强巴林寺交纳一定的差税;解放后,人民公社时期,土地集体所有,按个人劳动的工分进行分配;改革开放以来,土地承包到户,西藏实行特殊政策,免除了农民的税收,军拥村的农民也不例外,再也没有缴过税。然而,从民改前到现在,一代人只能在村内建立一个家庭的原则除特殊时期有个别家庭违反外(民改时有个别人违反这一原则分家,另建一个家庭),尚无根本性的变化,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和人民公社时期也如此,从调查样本中可见,文革和人民公社时期人们同样在建立一妻多夫的家庭。因此,当地一代人只能在村内建立一个家庭的原则与土地制度,差税(税收)制度关系不大。

  如果仅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一原则在军拥村主要与住房、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紧缺有关。如第三节所述,军拥村的房子雕梁画栋,又高又大,大大超过了居住的需要,在昌都地区是最好的民居。修建也大大超过了家庭的经济实力,需要多年的投入才能完成。住房成了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在当地人的价值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此重要的、需一个家庭多年的投入才能建成的房子,又是无法分割的。这样,如果一个人要想在村内分家建立新的家庭,在住房方面会面临很大的难题。首先,住房已超越了实用的层面,具有了文化意义,如果住房差了,会觉得没有面子。像很多地方的农村那样,修一座简陋的住房就可凑合居住的事,在军拥村是难以想像的。而要修建一座高大的住房又是如此的困难,是一般的年轻人很难办到的。其次,一座房子就是一个家庭最大的财产,它具有的不可分的性质,使谁要分家就得离开家庭,就得放弃对这一巨大财产的权利。因此,对离开村子到外地成家的人来说这两点都不是问题,但在村内要建立新家的人却很难克服这两个难题。因此不管是客观的分析,还是村里人自己的说法,房子都是不分家、几兄弟共娶一妻或一代人只能在村内建立一个家庭的原则变化不大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当地的特点,其他地方少见。  

  解放前军拥村就有外出经商的传统。现在的经济基本是靠农业和林果业解决人们的温饱,是基本的生存保障。但要富裕则主要靠农业外的经济收入,即经商、搞运输、做工(包括做木工、外出打工等)等。多种经济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对于家庭来说十分重要。现实生活中,富裕的人家都是家里劳动力多(有人在家务农,还有人外出经商、做工,并且干得不错)的家庭。而贫穷的人家,大多是缺劳动力,没有人外出赚钱,或因男人不能干、不能外出赚钱的家庭。因此,人们在说到一妻多夫的好处时,总是说这样的家庭有人在家干活,还有人外出赚钱。正如许多研究所表明的,一妻多夫是保持家庭劳动力的一种选择(王文长)。当然劳动力不仅要有数量,还要有质量,这一点表现在军拥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上,不仅入学率高,而且有条件、有能力的家庭,还出高价把小孩送到昌都等地读中小学,这也是在其他农村少见的。

  军拥村地处怒江边的台地,四周光秃秃的高山环抱,能开垦的土地已开垦殆尽,没开垦的山坡也基本无开垦价值,几十年来土地面积变化不大。有限的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土地资源的紧缺,使得家庭总是力图保住已有的土地,减少分割。单一婚姻家庭的原则,一代人只能在村内建立一个家庭,避免了分家,也减少了土地的分割(女儿出嫁到本村和临村一般要划给土地)。这也是人们所说的为什么要实行一妻多夫的原因。

  藏族的一妻多夫家庭,或者说单一婚姻家庭原则,除与经济有关外,还与历史传统、基层社会组织、社会分层、伦理观念等密切相关。这些,需要进行更多的调查,从更广阔的层面来进行探讨,这里只能从略。

  [参考文献]
  5、马戎:《试论藏族的“一妻多夫”婚姻》[J],《民族研究》2000年第6期。
  6、Melvyn Goldstein.1971,Stratification,Polyangdry,and  Family Structure in Central Tibet,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thropology, Vol.27,PP. 64&74.
  7、巴伯若·尼姆里·阿吉兹著,翟胜德译:《藏边人家——关于三代定日人的真实记述》,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8、王文长:《对藏东藏族家庭婚姻结构的经济分析》[J],《西藏研究》2000年2期。

  [本文责任编辑  季垣垣(特约)陈立建]

  [作者简介]张建世,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副院长、研究员。(成都 610041)土呷,藏族,西藏昌都地区行署副秘书长。(昌都 85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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