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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古印度梵语文化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桑德 发布时间:2005-05-23 14:38:57来源: 中国藏学

  [摘要]本文以梵藏文化发展历史时间为纵线,梵藏文字发展过程的具体事实为横线,以较详实的资料为依据,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藏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轨迹,重点论述藏族传统文化自形之始就以开放、吸收、利用和融化外来文化的姿态,从形式、方法上模仿、接受了古印度梵文字和文法,以及文学艺术的一些表现方法;同时从思想上接受了古印度佛教哲学和佛教文化,极大地影响和促进了藏族社会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渊源关系;梵文的影响;开放性和包容性

  [中图分类号]G03(351)+(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05)04-0092-10

  梵藏文化交流史源远流长,仅就文字史料可查的就有1700多年的历史。比如,作为民族文化交流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梵藏翻译活动,对藏族古代的思想意识、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及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产生过广泛、深入的影响。因而,从语言、文字、文献、思想、宗教等多种文化角度去加以清理、分析和研究梵语文化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这里所说的梵语文化,主要是指古印度梵文,而古印度梵文不同朝代各种书写形式约有60种字体,在古藏藏文献记载中和西藏现存梵文贝叶经中常见的梵文字体一般有圣书体(婆罗门)、那伽黎(天城体)、达黎伽体、芨多体、蓝扎体和乌尔都体等十几种。

  梵文是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文字,起源于古印度(约公元前1500—1000年左右),盛行于公元中世纪时代。古印度梵文,一般泛指吠陀梵文和古典梵文。吠陀梵文主要流行于婆罗门教的祭祀仪轨形式中。古典梵文是后期约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中世纪时,经过文法加工提炼和规范化的古印度文。吠陀梵文和古典梵文的主要区别在于年代的先后、文法体系的完整与否和文字的表达功能。现存印度最早的梵语文献是四部吠陀本集,其中最古老的是《黎俱吠陀》(Rikaveda(藏文)),这中部吠陀主要的诗体,是婆罗门祭司为了适应祭祀仪式的需要而加以编写的。通常所说的吠陀文献除了这四部之外,还包括阐述或解释这四部文献的各种著作,即各种《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共100多种,大多是用散文体写成的。以上这些都是梵文的最早文献,使用的语言是由吠陀语演变而成的梵语。

 


  用古印度梵文写成的贝叶经,是目前世界上最为珍贵的文献资料之一,其内容有卷帙浩繁的印度古代史诗、宗教哲学、文学艺术,还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此外,还有政治、法律等的典籍也构成了梵文化宝库的一部分。梵文的影响深入中亚及远东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佛教在亚洲各国的影响,对这些国家的文化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西方社会文化学术界中的新兴学科,如比较语言学、比较神话学、比较宗教学、比较文学等的建立都与梵文的研究工作分不开。在文化方面,梵文对藏族传统文化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影响尤其大。藏文字母、标点符号及藏文数码字都与梵文字母、标点符号和数码字母的书写形式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要深入研究藏族的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天文历算、哲学思想等社会文化现象都离不开古印度梵文文献的研究,深入研究贯穿于藏族伦理道德和生活中的佛教文化等社会思想意识也离  开古印度梵语文化。梵文对藏族文化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藏族文明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藏学的精华部分,即声明学、因明学、式艺学、医学、佛学、修辞学、韵律学、星象学和戏剧学等大小五明的基础理论部分均源于古印度梵语文化。自公款7世纪,藏族译师吞弥桑布札根据梵文文法结构形式,结合传统藏语语法逻辑规则和民间流传已久的不完全统一和规范的文字书写形式后,先后总结创造了八大藏语文法理论(现存的只有《三十颂》和《音势论》两部文法理论传世,其余已失传),从而奠定了藏语文向规范化和统一性方向发展的基础。随着规范文字使用的普及、提高和文法规则的日臻完善,促进了大量引进、翻译和吸收印度佛教和佛教文化的步伐,同时也引来了其他学科的文化,如印度古代的医学、数学、天文学、声明学、工巧学、因明学等,以及汉地中原地区的星算、八卦、建筑工艺学和佛教经典《贤愚经》等,由此逐步形成了以大小五明学科为基础的藏族文化体系。自公元7世纪以来,由梵文译成藏文的佛典经律论就有4570余部,从事梵藏翻译的藏族译师先后就达2000余人。在藏族传统文化梵文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在各藏区一般较大的寺院中,梵文是必修的一门文化课程。因此,精通大小五明学科的学者中很少有不懂梵文的。

  本文在此主要论述的是藏族传统文化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受到古印度梵语文化影响的一个概要过程,至于藏族文化还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以及藏族文化本身的形成、发展、演变等过程,由于论题和篇幅所限,本文不在此论及。藏族传统文化是藏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它居于世界文明的行列,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贡献。从文化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出,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与纯杂,传统文化精品保存的多少与完整程度的衡量一个民族文明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当然,藏族传统文化是一个发展的历史范畴,它具有包容性和续性的特点,它除了具有时代差异性外,尚有着民族的共同性和地域的差异性。它是在连绵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以“博”民族为主体的藏民族各地域文化发展而成的一个综合体。在其发展进程中梵语文化藏传化的过程就进行了1000多年,受其影响的程度从整体而言,有渐变的部分,也有突变的部分,有局部的发展变化,也有整体的发展变化。佛教哲学的观点认为,世间一切事物,包括我们所要认识和掌握的文化知识在内,没有一种事物是永远一成不变的。任何文化都在形成、发展、变化、消亡或再生的运动之中,即使有暂时的停滞或相对稳定的时期,但是文化的本质是发展变化着的,不变是暂时的,而变则是永恒的。藏族传统文化在自身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主动引进或吸收梵文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古印度梵语文化,同时也主动积极地借鉴和吸收内地中原的汉文化,使藏族传统文化从形式到内容得到了更加丰富和完善。用极粗略的线条勾勒一下梵语文化在藏区传播与接受的历史演化过程,就可以看出从文字与词汇、文学与艺术、思想与观念等各个方面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程度。从总体上概括起来,主要还是形式、方法和思想内容上产生的影响更为深入。

  一、关于形式、方法上的影响

  藏文发源于古印度梵文,这点我们从公元1—5世纪的大月氏贵霜王朝时期的文字、公元4—6世纪的古印度摩揭陀国的笈多王朝时期的原始文字,现存公元7、8世纪的梵文贝文叶经写本和敦煌古藏文写本的原始文字书写现象中可以清楚的看出。藏文字母从文字结构到书写形式,以至到读音几乎完全是仿造古印度梵文字母的,这是毋庸质疑的事实,以上这些资料足以证实梵藏文字的渊源关系。藏文的文法规则、行文写作格式都是仿照梵文语法结构和写作格式加以融化推行的。随着佛教经典的大量译传,逐步引来了大小五明的基础理论,使藏族传统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这一既成事实的文化渊源关系上完全可以看出古印度梵语文化对藏族传统文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任何文字、文化自产生到成熟、定型和发展都要经过漫长的实践应用过程和发展演变过程,藏文也不例外。印度佛教文化直接渗入藏族文化,开始是通过几百年的梵藏翻译实践来实现的,通过翻译把梵文的文法理论、各种学科词汇、佛教思想、人生观等融化、渗透于藏族文化的生命体系中,并与之血肉相融,成为藏族自身的本体文化,这中间经历一个很长的适应、融化、演变的过程。虽然藏文产生的确切年代尚无一致的定论,但是藏学界较公认的提法是,至少在藏王松赞干布以前不规范的藏文就已形成,并在民间使用。至于藏文产生的确切年代问题,有待考古史学专家去进行考究论证。从上面的梵藏字母对照表中可以看出,藏文字母从字型、读音几乎都与梵文字母特别接近或相同。

 

 


  梵文有元音与辅音之分,但在印度的不同梵文文法中元音与辅音的多少有很多不同的记述,例如,早期迦拉巴文法《藏文》(声明集分论)中有11个元音和37个辅音;《藏文》(旃陀罗波声明论)中有132个元音和4306个辅音;《藏文》(妙音声明论)中有19个元音和33个辅音;《藏文》(声律学·宝生论)中有22个元音和37个辅音等。但公认的说法为16个元音和34个辅音,即以上表中所例的。藏文30个字母不是一时一人所创造的,而是从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根据藏语自己的语言逻辑特点,在与古印度文明的交往中仿照梵文字母的字形与读音,吸收了30个字母,即16个梵文元音中的(藏文)(i u e o)4个元音和34个梵文辅音中除了(藏文)(gha jha dha bha)(藏文)(ta tha da na sa)(藏文)(ksa)11个浊辅音字之外,其余都照原样借用过来了。另外,历代藏族学者公认的传统说法是,藏文30个字母中的(藏文)6个辅音字母的吞弥桑布札根据藏文的需要创造的,而梵文字母中是没有的,但在藏语发音中是非有不可的。看来这似乎缺少充足信服的根据。实际上这6个字母也和其他24个字母的形成过程一样,是早在公元7世纪以前的聂赤赞普时期就已从古梵文演变而成的借用文字。当然,也有可能个别是根据自己语言特点创造的。这从贵霜王朝时期的字母表中可以得到引证。

  以上古印度贵霜王朝时期与笈多王朝时期的文字中有很多与古藏文字母极为相似,例如:ka kha ga na ca cha ja jha na ta tha da na pa pha ba ma ya ra la va sa sa sa ha kya从字形到读音完全相同,著名学者根敦群培先生曾有专题实地考查论著。仿古印度梵文字母创造的古藏文字母经过长期的实践应用后,才逐步走向公元7世纪由天弥桑布札进行统一、规范化的发展道路。而统一、规范、确定后的字形,即文字书写形式也是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应用后,才逐渐形成现代所使用的规范模型。关于藏文统一规范后的发展情况,著名学者才旦夏茸先生在《关于藏族文法理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谈到:公元7世纪吞弥桑布札刻在拉萨东部坚枯囊(藏文)寺庙的崖石碑文史称形如“黑蛙跃于沼地”之状;松赞干布之子芒松芒赞时,由书法家恰阿·仁钦巴尔所写字体史称犹如“拼砖”之状;芒松芒赞之子堆松芒松时期,由书法家恰布·嘎尔柏才所写的字体史称似如“雄鸡欲飞”之状;赤德祖赞之子赤松德赞时期的书法家柏晓昌木写于桑耶寺石碑上的字被称为“像珍珠穿连在一起”;赤松德赞之子牟尼赞普时期的书法家才邦降曲所写的字体史称为“如蜣螂”,似有点贬义的味道;牟德赞普之子赤德松赞(赤热巴巾)时期,由书法家札氏和晓氏二人所传的字体被称为“狮子欲跃之状”等等。

  以上是佛教前弘期时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著名文字书法家所传的字体。佛教后弘期由卓尼赤根据扎氏和晓氏的碑文创造的字形被称作“巴尔塞尔(藏文)体传抄;阿底峡在西藏传播佛法时,曾出现释迦多杰等大书法家。此后有嘎氏和琼氏书法家,其中琼吾玉普根据坛城外型创造的字体被称为”恰琼、恰钦“(藏文)而著称,他有12位著名的书法徒弟,再传弟子有绒吾等书法家,现在所使用的书法形式基本上是由琼吾玉赤所创造的书法传承。琼吾玉赤根据大译师噶瓦白泽之书法传承制定了藏文正楷的书写规则。其弟子著名学者绒博撰写了《关于文字书写规则明灯》专著,对此,五世达赖时期的第司·桑杰嘉措在他的《白琉璃论除疑》(1688年,桑杰措为答复穷结·拉阿旺堆《白琉璃论》所提疑难而撰写的一部论著)一书中有详实的解释和论述。

 

  现代藏文的书写形式是经过统一规范化,并已形成固定字体的书写形式,而最初的藏文书写形式未必完全与现在的相同。文字最初都是以记录语言的符号形式而出现、再经过漫长的实践应用之后约定俗成的,藏文也一样,尤其是借用或仿照古印度梵文字体而创立的藏文字母更更是如此。藏文自开始形成到逐步完善,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应用之后,才逐渐形成为吞弥桑布札得以顺理成章地进行整理、统一、规范化时的古藏文形式。公元7世纪中世,藏文松赞干布派吞弥桑布札等青年学者到印度学梵文、翻译、取经并引进其他学科的先进文化。吞弥学成回来后,根据梵文文法理论,即仿照梵文八大家文法理论结构形式,并结合传统藏语法逻辑规则,首创了藏文《三十颂》和《音势论》等八部文法论典,以解释藏文的正规用法和文法规则。例如,藏语文法中(藏文)等等很多文法现象术语,均源于梵文文法。

  另外,藏文的标点符号和数码字,也是仿古印度梵文的标点符号和数码字而创造运用的。如藏文行书和皆书文章开头处的开首符号“藏文符号”用于词、句、章节首尾处的垂直符号,此符号又分单分句后的单垂符“藏文符号”、章节名首的蛇形垂符“藏文符号”、卷首的聚宝垂符“藏文符号”,章节前的分句前垂符“藏文符号”等。从现存大量梵文贝叶经写卷中,完全可以看出藏文现行数字的书写形式也是仿古印度数字创造的,请看上列表。当然,现代藏文数码字的书写形式是已经过约定俗成、统一、规范化的写法,其最初的书写形成梵文的数码字没有多大区别,这点从早期梵文贝叶经写本中完全可以得到印证。

  梵语文化的传入,促进了藏文声韵学的形成和发展。尤其从梵文翻译了以古印度论师兴底所著《声律学·宝生论》为代表的关于论述诗句组合规律和偈句轻重音组合规律的论著后,相继问世了由藏族学者撰写的有关阐述和注释声律学的论著近百部。藏文作为拼音文字,也和梵文一样,特别重视声韵学。因而,在梵文语法学方面论著,藏区各大寺院及印经院都有大量的藏书,大有可供发掘研究的价值。印度佛教文化的渗透,给藏族传统的绘画、雕塑艺术和寺院、王宫等的建筑造形也带来了许多新的表现形式。形成了以继承尼泊尔画风的曼、钦两派和欠吴派、嘎儿赤三扎西派为代表的不同风格画派。自出现佛教造像艺术以来,在绘画的先导下,石刻、铸造、塑像及木雕等工艺也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藏族艺术工匠们善于把印度、尼泊尔和汉地等地的艺术特点进行研究、吸收,最后创立自己的独特绘画塑像艺术。寺院建筑也充分体现了藏族当时高度发达的建筑、雕刻和绘画艺术的特点。

  由于梵藏文字、佛教文学和佛教艺术的渊源关系,古代藏族学者撰写经典论著、经典注释、教派源流、人物传记和诗歌文学等的谋篇布局、划分章节、贯通词义义和归纳主旨等的方法、形式,以及书首礼赞体的格式,均受梵文偈颂文体写作方法的较深影响。凡是从梵文翻译成藏文的佛教经典和其他学科的经典论著的卷首都有梵文原著名称,而且,诵读佛经、诗歌的形式也是受诵读梵文佛经、诗歌音律规则的影响,并带来了印度梵语文学和因明学等理论,这在藏族传统文化的文体学上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虽然,从形式上看,似乎整个印度佛教文化结构照原样被搬过来了,但实际上是有所选择地接受了所需要的和所适用的部分。例如文字接受的过程,先是模仿、使用,然后再创造、使用。

  印度梵文写本贝叶经的大量译传,对藏族古代书籍装订方法和技术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古印度佛经在贝多罗树叶上写成的,简称贝叶经,由于贝叶而磨轻便,千百年后字迹仍清晰可读。它有一定的长短、宽窄规格,并可在叶面穿孔贯线,穿成一本,携带、翻阅都很方便。贝叶经这种独特装册技术对藏族长条书籍册页装订的形式无疑产生过深刻影响,在贝叶经装帧术的启发下,约公元7世纪产生了藏族长条纸装册成卷的书籍。

  藏族雕版印刷术的最初原形起始于古印度梵文佛教文化,公元7、8世纪时西藏就有咒经旗帜和佛像雕印技术。以后,为了便于校勘佛经和译文的规范、统一,公元13世纪时,用新型的木刻印刷代替了书写行文不规范的手抄本。由于经典流通需要量的增加,促进了雕版印刷术的创造发明和不断完善。木刻印刷术的产生,使得藏族的古代文化更加丰富多彩,藏区各地先后建起了刻版印刷机构,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西藏那塘寺印经院、拉萨雪印经院、四川德格更庄寺印经院、甘肃夏河拉卜楞寺印经院、青海塔尔寺印经院、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印经院。自各地先后刻版印刷《甘珠尔》和《丹珠尔》大藏经的不同版本后,更加促进了印刷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刻印技术工匠。由于大量印刷佛经等的需要,造纸业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发明了驰名中外的不为虫蛀且又易于长期保存的藏纸。这种纸韧性强,印色不退,字迹清晰。雕刻文字的木板都是精心挑选的红桦木,经过多道加工,然后精工雕刻而成书版,藏区各地的印经院,实际上即是一个印刷出版系统,也是藏族文化保存和传播的中心。

  总之,藏族传统文化,在文字、文法、书籍装帧、文体、文学、建筑、塑像、雕刻、绘画艺术等方面广泛地吸收了古印度梵语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方法,但并不是照原样地全盘接受,而是结合自己的实际特点,有所选择地采取借鉴、创造的方法,并融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心理特点,进行综合加工逐步予以接受的,由此创造和形成了具有藏族传统文化特色、民族风格和充满高原文明精神的文化艺术宝库。

  二、关于思想、观念方面的影响

  佛教自公元4世纪,即第二十七代藏王拉妥妥日年赞时期由印度传入西藏后,直到公元7世纪才正式翻译成藏文得以广泛传播。源于梵语文化的藏传佛教之所以有别于印度佛教,其主要特点是与藏族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在教义上保持印度的传统,同时也吸收了一些汉地佛教文化之长,创造了具有青藏高原藏民族特色的佛教文化。佛教传入吐蕃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其译传时间最长,发展变化最多,影响面也最为广泛。在藏区由于历代高僧大德对佛教教义进行钻研和辨析,逐渐形成各种宗派。如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等,佛教在藏区所形成的这种多门派的局面,是藏传佛教内容丰富多彩的一个具体表现。

  随着佛教而来的印度梵语文化,不仅在语言、文字及写作形式上,而且在观念意识上也深刻影响了藏族的文化艺术思想和道德观念。公元7世纪,在以梵文文法为蓝本制定藏文文法规则,并按新文法理论规范和统一藏文的同时,开始进行大量的佛经翻译。由藏族译师吞弥桑布札、达摩廓霞、拉隆多吉白等与印度的沽萨惹论师、商羯罗婆罗门和尼泊尔的尸罗曼殊论师等一起在拉萨帕邦喀宫,把先后从公元4世纪藏王拉妥妥日年赞时传进来的佛经和于公元7世纪时由吞弥桑布札等藏学者和译师带进来的21种显宗经典等译成藏文,这是梵藏翻译史上有文史记载的开先河之举。当时藏王松赞干布下令推广佛经,并以佛以所说的十善戒,制定法律。《西藏王统记》中记载,早在吐蕃王朝时期就以佛法十善为依据,制定国法。这就是把佛教义法律化,使之既有利于佛教的传播,又有利巩固国家的政权。根据佛教因果报应说和善与恶的道德标准,判断是非曲直,如斗殴者处罚,杀人者抵偿,盗窃者加倍罚款,奸淫者流放等。与之相反地又制定了十六条人道伦理法。通过这些办法,从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上逐步强化和提高了佛教文化在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与作用。吐蕃王朝的历代赞普对印度佛教文化的竭力推崇和确立、维护其崇高的社会地位,对当时及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尤其在政治、伦理思想和社会文化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大批佛经译成藏文后,随之引进了很多新的词汇、新的思维方法、新的观念和新的理论,从而使藏族人民的人生观、文化心理素质和风俗习惯等也产生了很大变化。以佛教教义为根据,社会上广泛形成了一整套思想行为准则和社会风尚,佛教教理让人认知世间与人生,也解决人类生命中的烦恼,令人们生活在和睦、向善、慈悲,以及内心的平和中。然而,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有其光明积极的一面,也有其黑暗消极的一面,以至于有些行为准则和社会风尚成为藏民族世代相传的一种精神枷锁。

  千百年来,印度的佛教文化对藏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在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哲学思想上都有它浸润的痕迹。自公元7世纪起,佛教词汇随着佛经翻译源源进入西藏,在接受新词术语的方法上译者采用意译、音译和自造三种翻译形式,在大小五明学科中的意译词数量最多、最丰富。音译词,除了在密宗咒语、梵文文法和动植物等一些专用名词术语中之外,其他学科中使用的很少。梵藏翻译中的自选词也不少,大多是佛教高僧、译师们在讲经布道、译经注释和著书立说,以及佛教社会化的宣传推广过程中新创造的词汇。在梵藏翻译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和产生深远影响的《翻译名义集》第一卷中记载了藏王赤松德赞颁布的有关翻译佛经的法令。这项法令不但规定了翻译佛经的总原则,而且对语序、一词多义、一义多词、音译与意译、数词、敬语等具体问题的处理方法和原则,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对在王宫主持翻译佛经的大堪布、大译师们汇编译经中出现的新词术语,一一审定规范、统一。第二卷中记载了当时的一些典型词汇例子,实际上是一部翻译佛经的词语集,所收词条和注释都是以梵藏对照词汇的形式编纂的,经过审定后作为范本词汇加以推广使用。《翻译名义集》是当时梵藏翻译时的一条法定原则,它是以“忠实、准确、通顺”为基本原则和标准规定的,是在长期翻译佛经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由于它的严格规定和权威指导,使梵藏翻译进入了空前正规的发展阶段,在统一语言、词汇方面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存的由梵文翻译过来的藏文古籍经曲浩如烟海,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在翻译学科中首屈一指,鲜与伦比,而且译文质量都保持了很高的水平。翻译方法严谨,忠实原文,理解准确,表达通顺,因而在大小五明的专科词汇上保持了规范、统一的完整体系。自藏王赤松德赞时期兴建桑耶寺,正式创办译场后,佛经翻译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曾到西藏译经的印度著名学者从姿那美多起先后有1000多人,藏族著名译师、学者从吞弥桑布札起先后出现了200多人,所译经论达5000余部。当时以梵语为主的翻译基地主要为桑耶寺的译经院,以梵语、汉语和于阗语为主的翻译基地主要在萨迦寺。

  吐蕃赞普赤德松赞时,拜则译师等把山南帝塘无柱寺中所藏的佛说经典,即《甘珠尔》分卷进行编纂的目录,为藏族第一部经藏目录,名为《旁塘目录》;他们厘定山南地区东塘丹噶宫中所藏佛说经典,并根据这些经典编出的《丹噶目录》,为第二部经藏目录;根据桑耶钦普庙中所藏佛说经典编成的《钦普目录》,为第三部经藏目录。公元13世纪以前,佛经和其他翻译作品均以手抄本形式流传,13世纪以后,盛兴木板雕刻印刷术,那塘寺的堪布俊丹柔贝热赤及其弟子以萨迦寺所藏经典为基础,把所有藏译三藏佛经编订为第一部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即佛说部与论疏两部藏文经律论总集刻版印行。后来又相继在藏区和内地大量雕刻印刷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如卓尼版、德格版和拉萨版等,藏文大藏经根据德格印经院所藏版本计算,《甘珠尔》就有1108种经典,包括显密经律,分为戒律、般若、华严、宝积、经集、涅槃、密乘等七类;《丹珠尔》有3461种经典,包括对经律的阐明和注释、密宗仪轨和五明专科著作等,分为赞颂、咒释、经释、中观、经疏、瑜伽、小乘、本生、杂撰、因明、声明、医学明、工巧明、世论、目录等十三类。藏文《大藏经》中除以佛学经律论为主外,还包括其他学科的专著,它实际上是一部汇集各科知识的大百科全书。它的大部分典籍译自印度梵文,其中也有一些译自汉文的和本地藏族学者自己撰述的,其中有很多在印度已经失传的重要论著,同时还收集了一大批印度佛教的后期著作,如密宗的仪轨等,大多是汉文大藏经所没有的。这些是极为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藏传佛教“前弘期”(9世纪以前),主要是由“祖孙三法王”和“师君三尊”为主的贤明志士们大力弘扬佛法,译传显教义(密宗典籍虽有传人,但当时还未形成主流),建立佛教基地时期。“后弘期”(11世纪)是先后由大译师仁钦桑波和阿底峡为主要代表的佛法大师,广泛宣扬大乘佛教教义、丰富和发展佛教时期。“前弘期”时,由于佛经翻译尚未齐全,教义和修习方面也还没有发展到系统化的地步。因此,从佛经译传到藏区以后,至到11世纪中叶以前,教派尚未形成,因而佛教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从公元11世纪中叶以后,逐步形成教派,佛教才有了广泛深入的发展。如佛经的注释、教义教法的解释、各教派的传承渊源等。各教派的兴起,又大大促进和发展了修习佛教经典及其他五明之学,寺院已成为各地区的文化中心。从11世纪到13世纪,以大小五明学科为主要内容的藏族传统文化体系已全面形成,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五明学者,已见正式目录的就在达2000余人,各种学科的著作有3万多卷。这时著书立说蔚然成风,主要有佛典注释、史书、传记等论著,如佛教史、教派史、王统史、家族史、寺院史、佛祖传记、高徒名僧传记等。这些学者大多是精通佛法及大小五明的高僧大师,他们的作品不但在创作体裁、格式品类和文体形式上对印度文体有所借鉴和模仿,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深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深深打上了佛教思想的烙印。

  印度佛教作为一种文化思想体系和世界观,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虽然在佛教未传入以前,藏族地区就有民间文学、医学和天文历算古老文化形态,但都未形成完整的理论基础和学术体系。如藏族古典历史名著《五部遗教·大臣篇》中记载,在雅隆部落的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约公元前300—400年间)时期,就有了“以药物治疗病毒”的方法。此记载说明藏族那时就已经掌握了治疗疾病的药物,积累了一般的医学知识。但印度佛教文化大量译传到藏区以后,这些学科才得以完善。印度的医学、天文、历算传入藏区以后,不仅为藏族传统医学和天文历算所融化吸收,而且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它。原来藏族传统的医学和天文历算的特点,是巫医和占星术相结合的,科学和迷信混杂在一起,带上了许多神秘的色彩。到公元8世纪时,藏族一代名医宇妥云丹贡布根据多年实践的经验,编著了《医学四论》,对人体生理、病理、症状分类、治疗和制药方法等都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后来由阿底峡所传授的医学八部论著对藏族医学流派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公元11世纪,藏族译师卓希绕扎把印度的《时轮根本经释》译为藏文,又经雄敦多吉坚赞、惹曲绕等学者的传授推广,并加以实际应用,逐步形成了以时轮历法为基础的新的藏族历法。因当时翻译《时轮根本经释》的时间适逢藏历阴火兔年(1027年),藏语中火兔年的异名为“饶迥”,意为“胜生”或“胜生周”。所以,藏族学者吉觉译师达瓦沃色将把把作为纪元,称“饶迥纪元”,从此广泛沿用至今。除《时轮根本经释》外,当时还有《时轮摄略经》等印度天文历算学的重要经典译传到西藏,使藏族的天文历算学理论得到很大改进和发展。

  印度的文学艺术传入藏区后,为藏族学者著书立说所广泛吸收和引用,如源自古印度《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的《尸语故事》;根据《甘珠尔》中的《诺桑本生》改写的《诺桑王子》故事;根据《甘珠尔》中的《太子须大拿经》编写的《智美更登》等,都是以印度佛教文学艺术为蓝本创造的。

  印度的哲学传入西藏后,对藏族学者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更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丰富和发展了印度佛教哲学的内容。公元12世纪,藏族著名学者恰巴·却吉桑格(1099—1169年)首创佛教哲学因明摄类学的辨析理论,更进一步阐明了佛教关于物质世界的认识,奠定了世界是由物质形成的,物质是由分子组成的,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在运动、变化、生灭着的理论体系。这时,西方人还认为世界上帝创造的,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人都是由上帝安排的,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19世纪生物进化论的奠基者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以后,才被彻底推翻。藏传佛教哲学因明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认识概念的分析,都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它的独特的思维方式,给予人们以新的观念启发,把人的思维能力和精神境界推向另一个新的境界。

  三、结论

  综观藏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它除了具有自己古老的传统文化外,还有吸收、利用和融化而来的外来文化。从形式、方法上模仿、接受了古印度梵文字母的书写形式和梵语文法的某些形式,以及文学艺术的一些表现方法;从思想内容上接受了古印度佛教教义、佛教哲学以及大小五明为主要内容的佛教文化。说明历史上来文化总是作为一种营养被我们祖先所吸收。藏民族吸收古印度梵语文化和佛教文化,是除了出自客观政治上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政权需要外,也是出自主观上为了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实际需求。

  随着语言文字的规范、统一和文法理论的创立,以及大小五明学科理论的翻译,使新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逐步为藏族人民所接受,大大丰富了藏族传统文化的宝库。佛教教义、哲学、伦理、文学艺术、医药、天文历算等知识的译传,给藏族传统文化带来了许多新词汇、新概念、新仪轨和新观念,大大丰富和扩展了精神文化生活领域。这不仅促进了藏族古代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完善,而且也促使藏族社会产生了一大批早期的知识分子,改变了藏族古老的传统文化结构,形成了新的风格与特点。由此形成的具有古老文化特色的藏族传统文化,反过来又丰富和发展了印度佛教文化体系。一方面与藏族的思辨哲学相结合,对佛教教义及佛学理论愈研愈精、愈研愈深,逐步向学术化方向发展,形成各种教派,使佛学理论达到高度的繁荣与发展。另一方面与藏族本土的文学艺术相结合,向艺术化方向发展,使之成为藏传佛教文化的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同时与藏族原有的人生观相结合,逐渐向社会化方向发展,使佛教社会化和民族化,使之融化成为本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印度佛教文化在吐蕃强盛时期的公元7、8世纪和崩溃之后的13世纪时大量传播,极大地影响和促进了藏族社会以及思想和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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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桑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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