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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藏文木刻本考略

史金波 发布时间:2005-05-23 15:13:12来源: 中国藏学

  [摘要]俄藏西夏黑水城遗址所出土的藏文文献刻本,为目前所知最早的藏文刻本,具有重要的文献和文物价值,充分反映了印刷技术在民族文化交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藏文;木刻本;西夏

  [中图分类号]J314.2+H2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05)04-0073-05

  印刷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隋唐之际,中国在文化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在纸、墨等物质材料长期使用中,在印章和石雕等技术条件的基础上,发明了雕版印刷。这一重要发明,已为大量历史文献记载和陆续出土的早期印刷实物所证实。印刷术的发明是大量文字复制技术的创新,是文字传输手段的根本革命,使文化的传播、继承和发展更加普遍,更加快捷,对人类文明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经唐代至宋代,雕版印刷事业走向繁荣,印刷技术日趋完善,印刷水平越趋高超,印刷术的应用越加普遍,并陆续传播到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在宋代,契丹族建立了辽朝、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以及当时的回鹘王朝,都创制了记录民族语言的文字,并在宋朝的影响下应用和发展了雕版印刷术。

  藏族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对祖国的文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藏族自唐初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日益密切。藏族也随着自身的发展,北上、东渐,分布地区不断扩大,逐步到达河西走廊,甚至河套一代,与汉族、党项、回鹘密切接触,交往频繁,其文化、科学技术与这些地区发生着深刻而广泛的交流。在中国古时期,影响较大的民族多信仰佛教,与藏族宗教、文化的交互影响越来越多。当时藏族普遍信仰佛教,寺庙有严格的学经制度,需要大量的藏文佛经。尽管抄写佛经也是佛教信仰的功德,但只靠手写已难以满足需求。有宋一代,在雕版印刷繁荣发展的条件下,从藏族宗教信仰和文化发展方面已经有了刻印佛经的需求,藏族使用雕版印刷的条件业已成熟。然而在文献中似乎尚未找到宋代藏族使用雕版印刷的明确记载,长期以来似乎也未发现明代以前的早期藏文刻本。因此,研究早期藏文雕版印刷、寻找早期藏文刻本成为藏学和包括印刷史在内的科技史的重要研究课题。

  藏族有自己语言——藏语,早在7世纪就创制了藏文。据藏文史书记载,藏文是7世纪时著名藏族学者吞米桑扎参照当时梵文体系的一种字体创制的。藏文创制后,先后经过3次厘定。藏文是实用性文字,形成了大量藏文文献。现存有大量8—9世纪的早期藏文文献,皆为写本。藏族从什么时期开始使用雕版印刷呢?对于藏族使用印刷术,在后世的不同著作有不同的提法,如有的记载:“吐蕃王朝崇奉佛教,曾专设译场,宋代自内地传入雕版刻经,其典籍著述之丰富可与汉族媲美”。也有的提出:“十三世纪后又引进了雕版印刷术,大规模地刊印佛经译本等”。但这些提法都未载明资料的出处和具体内容。近又有消息提到创造藏文的大学者吞米桑布扎的故居,西藏自治区尼木县吞巴乡吞巴村至今还保留着传说是他发明的藏香、藏纸和雕版制作工艺,许多村民家还有制作藏纸和雕刻木经板的小手工作坊。若按此传说,唐代初期就已经有藏文雕版印刷了。当然这只是当地的传说而已。

  关于藏文雕版印刷时间,最早的记录为14世纪初。元朝僧录管主八于大德六年(1302)曾印装西番字(藏文)《乾陀般若白伞》30余件,经咒10余部,散放西藏等处,流通通读。这是元代较早地刻印藏文书籍的记录,但这些印刷品没有保留下来。八思巴的弟子汉僧胡将祖将《新唐书·吐蕃传》译成藏文,由仁钦扎国师于泰定二年(1325)在临洮刻版印行,印本也未传世。

  目前一般认为明代永乐版大藏经《甘珠尔》的刊印,开创了藏文木刻印刷大藏经之先河。明朝永乐八年(1410)以藏文《蔡巴甘珠尔》写本为底本,在南京付梓刻印,称为永乐版藏文大藏经,共108帙,为朱色印刷。印后供奉于五台山,并分赠藏区萨迦派、噶玛噶奉派及宗喀巴诸高僧。现存两部,一部存布达拉宫,另一部存色拉寺。这是目前保存最早的刻印的藏文《大藏经》。此举有力地推动了藏族地区印刷事业的发展,对后来藏文雕版印刷有着深远影响。后来很多地区纷纷建立印书院刻印佛经。

  综上所述,此前没有宋代刊印藏文文献的确切记录,也没有明代以前排藏文印刷实物。研究早期藏文雕版印刷、寻找更早时期的藏文印刷品,可以另辟蹊径,从藏族相邻地区的西夏入手。

  西夏在宋代与藏族地区相邻近,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一个有影响的重要王朝,以党项族为其主体民族。党项族在唐代末北迁时便与藏族有密切往来。西夏历十代帝王,享国190年,有广袤而稳固的领土,有完备的典章制度。其武功赫赫,文教兴盛,在宋、辽、金、吐蕃、回鹘之间,纵横捭阖,先与北宋、辽朝鼎立,后与南宋、金朝对峙,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西藏占领河西走廊后,和吐蕃发生了更多,更直接的交往。西夏不仅是吐蕃的宾邻,其领土也辖部分藏族地区,境内有很多藏族居民。西夏境内还有众多的汉族以及回鹘等民族。

  西夏有发达的文化事业,在建国前创制了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番文(后世称为西夏文),尊为国字,下令推行,并用西夏文记录了大量文献。西夏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多信奉佛教。西夏不仅接受了中原地区的佛教,也接受了藏传佛教绘画(唐卡),修筑了一批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的佛教塔寺。更引人注目的是西夏王朝首先封设藏族僧人为帝师。目前已经在西夏文文献中发现了5位帝师的名字,都是藏族僧人名。帝师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特殊的佛教体制,首先出现在党项族为主体民族的西夏,然后在蒙古族掌握政权的元朝继承并完善了这一制度。西夏的帝师制度还表明藏传佛教在西夏影响至深至远,西夏文化和藏族文化有着更深层次的关系。

  西夏接受了汉族的刻印技术,有发达的刻印事业,存世的西夏文献中有很多刻本,其中有西夏文刻本和汉文刻本。不仅如此,西夏还发展了活字版印刷。当时信奉佛教的回鹘用回鹘文刻印了佛经,应用并发展了活字印刷。随着佛教的推行,佛经的出版成为西夏出版的大宗,使西夏的印刷出版走向繁荣。

  西夏发达的印刷术和与藏族的密切关系,为藏文在西夏的刻印出版创造了条件。在西夏,雕版印刷藏文文献已是水到渠成的事。

  近年来,在整理西夏黑水城遗址出土文献过程中,发现了新的重要资料,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1909年,俄国兹洛夫率领探险队自中国的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发现了大批珍贵历史资料,包括文献和文物,载运至俄国圣彼得堡。文献中主要是西夏文和汉文文献,也有一定数量的藏文文献。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俄国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达成协议,共同整理、编辑、出版俄国所藏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汉文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中方自1993年始,前后4次组团到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整理、登录、拍照俄藏西夏文献,陆续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11册。今后还将出版世俗文献3册,西夏文佛教文献十几册,包括藏文文献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文献1册。

  俄罗斯专家对俄国所藏西夏文和汉文文献早已基本整理、登录,并刊布于世,而所藏黑水城出土的藏文文献从未系统登录刊布过。自1993年我们第一次到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整理、登录文献时,就多次与俄方联系希望根据协议查阅、整理、拍照包括藏文文献在内的少数民族文献,但始终未能如愿,仅拍摄到几页零星的藏文写本。直到2000年我们第四次到俄国整理拍摄文献时,才在俄国专家的帮助下看到一批藏文文献,共有60多个编号,近300页。其中包括佛教文献和世俗文献。

  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绝大多数出土于城外一土塔中,塔中都是西夏时期或西夏以前的典籍。而城内外其他地区出土的文献除西夏时期的以外,还有元代的文献。据中国国家图书馆黄明信先生审阅,黑水城出土的藏文文献中有的具有古藏文的特征,如有反i字,和未省略的下加ya字。翻检这些藏文文献多数具有这样的特征。如XT—1、2、11、15、16、17、19等数十号。另有的文献北面有西夏文字,也是早期藏文文献的佐证,如XT—63号。这些藏文文献多数应是西夏时期的文献。

  除敦煌石室发现的早期藏文文献外,唐宋时期的藏文文献为数有限。黑水城藏文文献的发现丰富了早期的藏文文献,增加了不少重要内容,为藏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在初步整理这些珍贵文献时,还惊喜地发现其中有多种藏文刻本,有XT—21、22、23、40、41、63、65、67、68、69号。其中XT—40、63、67、68、69号为木刻本文献,XT—21、22、23、41号为木刻护轮图。

  其实,在1996年刊布的《丝路上消失的王国》中已经刊布了三种藏文刻本,其中两种为护轮,一种是佛经。书中介绍了其形制、内容和时代,认为是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木板印刷品。这些刻本的刊布使我们第一次见到早期藏文刻本,但当时仅是附属在以西夏绘画为主的艺术品之后的个别文献的展示,没有做更多的介绍和分析,也没有论述这些刻本在印刷史、藏族文化史上的价值和历史意义。

  俄藏黑水城文献  中的藏文刻本中,有不同的印刷装帧形式。其中有藏文文献中常用的梵夹装,有借用中原或西夏王朝的蝴蝶装和护轮图单页三种。

  梵夹装起源于印度的贝叶书,后来藏族借鉴这种书籍装帧方式,见在藏族称之为长条书。长条书由很多规格相等的长条纸页组成。黑水城藏文刻本梵夹装有XT—40号,为《般若经》封面残页,右残,高10.6厘米,宽28.1厘米,一面中间有经题,上有云文,下托莲瓣,左有荷花;背面左有佛像,右刻佛经6行,四周有栏线四重,佛像和文字间也有两行双栏线。梵夹装式还有XT—41、69号。

  蝴蝶装是宋朝才开始出现的一种新的装订方法,是册页装订的最早形式。将书页有字的一面沿中缝向内对折,将全书书叶排好为一叠,再将中疑背面戳齐,以胶料粘连,用厚纸包裹做书面。蝴蝶装比卷装翻阅方便,流行于宋元时期,是书籍装帧史上的一大进步。这种方法流传到西夏后,很快被普遍使用。根据存世的西夏书籍看,蝴蝶装是当时流行的基本装帧形式之一,写本和刻本都不少,尤以刻印的世俗著作为最多。

 

蝴蝶藏文刻本

蝴蝶装藏文刻本

 

  黑水城出土的藏文刻本蝴蝶装式有XT—63、67、68等号。XT—67号首尾皆残,据内容看可能包含多种藏传佛教仪轨。其中第19页有经名《顶髻尊胜佛母陀罗尼功德依经摄略》,在第20页中记有“(天竺)五明学僧拶也阿难陀”,还有吐蕃僧人译师名号。拶也阿难陀原是印度僧人,后在西夏译经传教,被西夏皇室封为大波密坦、五明显密国师,有功德司正的职务,被赐“乃将”官号(此官号可赐宰相),曾传《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圣观自在大悲心恭顺》等经。由上述刻本题外可知,他所传佛经也被译成了藏文。此刻本佛经中很多处出现古藏文的反i字,证明其为古藏文,应属于西夏时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藏文刻本,是有重要文献和文物价值的珍贵藏文文献。该经纸幅高13厘米、宽17.5厘米,框高9.4厘米,宽15.8厘米。页分左右两面,面6行。经文页面有的完整,有的缺右面,有的缺左面,有的缺全页。现将保存页面的情况录下:

 

2页右

3页全

4页全

5页全

6页左

9页右

10页全

11页全

12页全

13页左

23页全

24页全

25页右

26页全

27页左

34页右

35页左

37页右

38页左

49页右

50页全

51页全

52页全

53页全

54页左

56页右

57页全

58页全

59页左

60页右

61页左

 


  以上共涉及到31页,15页完整,16页各只有1面,共计46面。因1页分两面,又是双面印刷,实际上1页有4页文字,如2页右、3页全、4页左为一页,4页右、5页全、6页左为一页,依此类推。两面之间有版心,版心中有汉字页码。蝴蝶装容易散页,此经后又经线订。

  这种藏文蝴蝶装一改汉文、西夏文竖写的形式,适应了藏文横写的传统,创造了蝴蝶装的横写方式。与汉文、西夏文蝴蝶装自右而左成行、自上而下书写、先书写右半面、后书写左半面不同,而是自左而右书写、自上而下成行,更为特殊的是每行写到版心时,不是移支下一行书写,而是越过版心继续书写,也即同一页左右两面的同一行是通读的。这是蝴蝶装在横写的少数民族文字中的灵活运用,是蝴蝶装的新发展。有宋一代是蝴蝶装书籍的黄金时代,现在宋版书中的蝴蝶装皆是古本蝴蝶装的典范,然而其中多数已由后人改成线装形式,难以看出当时宋版蝴蝶装的原始面貌。令人惊喜的是,近代考古发现的与宋朝同时的西夏文古籍、藏文古籍中,有这么多原装的蝴蝶装刻本,显得十分珍贵,具有特殊的版本价值。蝴蝶装式是一种较古老的书籍装帧方式,从装帧的角度证明这种藏文刻本是很早的刻本。

  黑水城出土的藏文文献中还有4种单叶“护轮图”。如XT—21号是龟形“护轮图”,纸幅24×24.5厘米,图幅18.7×21厘米。图中画一陆龟,其上画7个同心圆,外圈直径14.7厘米,内圈直径3.7厘米。在4个大圆圈的圆周上,有藏文和梵文咒语,用于水灾祈福。第4个圆圈为十二生肖。中央为九宫,其外圈为八卦,再外圈为十二生肖,再外三圈是藏文咒语,最外一圈是龟背纹,圈外上下有头尾,四角有四肢。又如XT—23号是张开的公猪皮形“护轮图”,纸幅24.5×19.5厘米,图幅15×19.5厘米,右上角残。猪皮中央有一圆圈,圆圈内有一正方形,四解朝向四方,四方形四角内又四处藏文,四方形内又有一小圆圈,小圆圈内有藏文经文,大圆圈的单线和双线之间有一行藏文。这些文字都是为了抵消地祇的邪恶势力,排除疾病和不幸的咒语。至近代德格印经院仍然用雕版印刷的形式印制类似的“护轮图”。

  在蝴蝶装的佛经中,文字书写工整,字体秀美,雕刊精细,行次整齐,版面疏朗,是木板印刷的精品。护轮图能雕出复杂的动物图案和方圆形图案,文字也清晰、流利,特别是圆周内雕刻藏文,难度更大,达到了纯熟精致的程度。由印刷的纯熟和精美可以想见,这些文献是成熟的印刷品。估计在这之前,藏文的雕版印刷已经走过了一段路程。可以推知在这些12—13世纪的藏文印刷品以前,还应有更早的藏文雕版印刷品。这些藏文雕版文献发现于西夏的故城,它们却反映着当时、当地的藏族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是12—13世纪藏文印刷品,比永乐版藏经要早两个世纪,反映了藏文早期印刷出版的特点。由此可见,藏族也较早地应用了雕版印刷技术,与西夏文、汉文雕印出版书籍相映成辉。此外,蝴蝶装应用与横写的藏文书籍,是西夏时期藏族文化一项有特色的创造,在中国印刷出版史上独具特色。

 

长条书式藏文刻本

藏文刻本护轮图

  1988年—1995年敦煌研究院对敦煌北区石窟进行了5次发掘,发现了大量文献和文物,其中有汉文、西夏文、藏文、回鹘文、叙利亚文文献。藏文文献中有刻本残片。有3纸残页发现于北59窟,编号B59:9-1-3。据专家研究,定为元代刊印,并认为“依汉藏木刻印刷史看,此件当是自内地流入敦煌者”。作者可能认为当时敦煌或西北地区不可能有藏文雕版印刷。因此认定为自内地流入敦煌。其实当时这一带已经盛行雕版印刷,是否自内地流入,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西夏,党项族、汉族、藏族文化的交流、影响和融会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比如在藏文文献出现蝴蝶的同时,西夏文的典籍中也出现了梵夹装。一般来说,梵夹装比较适于横写的文字,每页自左至右横写、自上而下排行。而西夏文是竖写的,其梵夹装也是自上而下竖写,自右向左排行。其中又分两种,一种是写完第一面后,向上旋翻,在背面继续书写;另一种是写完第一面后,向右旋翻,在背面继续书写。目前这种装式只在黑水城出土的俄藏文献中见到过。这种把用来书写横行拼音文字的长条书式改进成书写竖行方块字书籍的装帧形式,是西夏人在借鉴藏族文化基础上的一种创造,表现出当时民族文化的横向交流,科学技术在族际间的蔓延拓展。

  [本文责任编辑 陈立健]

  [作者简介]史金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81)

        
(责编: 张素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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