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藏网 > 资料云 > 涉藏期刊库 > 中国藏学 > 2005年 > 第四期

文硕密折的保藏抗英情结

刘丽楣 发布时间:2005-05-23 15:17:38来源: 中国藏学

  [摘要]本文通过未收录于《文硕奏牍》的驻藏大臣文硕的奏折,分析文硕在第一次抗英斗争中表现出的强烈保藏抗英情结:在受命之后,即上奏保藏抗英方策;驻藏期间,不惜顶着抗旨罪名,屡上奏折申明西藏军民固守的隆吐山在我版图之内,英国武装时攻系对我国的侵略;被革职后,仍然不改初衷,多次上疏奏明西藏军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事实。

  [关键词]文硕;密折;保藏抗英;情结

  [中图分类号]K256(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05)04-0057-07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数以百万计的档案中,保存有一批清朝驻藏大臣的秘密奏折当时不公诸于世,具有保密性,可以畅所欲言,因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西藏地方政治风云及秘奏者的真实思想。其中有关文硕的奏牍,对于研究西藏僧俗群众第一次抗英斗争,以及研究清末西藏地方史和文硕其人,都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由于这些资料没有收录于《文硕奏牍》中,有关的论著便未引证并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不揣浅陋略加分析阐述,以其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一、临危受命,预筹保藏抗英方策

  清代有100余名驻藏大臣,文硕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他字俶南,满洲正蓝旗人。咸丰六年(1856)以一品荫生升户部员外郎,十年(1860)荐擢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赏内客学士、副都统衔,充任驻藏办事大臣。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文硕被任命为驻藏大臣时正值西藏地方的多事之秋,是英国第一次武装侵略西藏的前夜。在1840年鸦片战争中,英国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进而加紧了向中国内地的侵略,与此同时,又以东印度公司作为侵略基地,图谋从西藏打开由西南侵入中国的缺口。19世纪中期,英国利用武装入侵,以及拉拢、挑拨和利用上层统治集团等手段,将政治、经济势力渗透到尼泊尔,并以此为基地把势力深入到喜马拉雅山区各地。1865年英国迫使不丹签订了新曲拉条约,通过这个不平等条约,英国割占了长约250英里、宽约22英里的战略要地(包括藏印交通贸易重镇噶伦堡等),又利用收买等手段,使不丹的统治集团为自己的侵略目的服务;更重要的是公然侵占西藏的藩属哲孟雄(锡金)。1835年,英国利用威逼等各种手段,“租用”哲孟雄的大吉岭作为避暑地。1849年前后,又把退还给哲孟雄(曾被尼泊尔占领)的约640余平方英里土地全部占领,与大吉岭一起作为东印度公司属地,称为“英属锡金”。1861年,又威逼哲孟雄土王签订了一个条约,侵占了哲孟雄南门河以北地区,进一步把哲孟雄全部纳入了他的势力范围,大修道路、建造“旅社”,为武装进攻西藏做好了一切战争部署。这不能不引起西藏僧俗的高度警惕。噶厦开始在自己的门户要地隆吐山设防,以备英国人突然发动的武装入侵。

  英国除陈兵西藏门户进行武装威胁外,还以“游历”、“通商”为名,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光绪十一年(1885年),英国派马科蕾为专使来北京与清政府商谈印度、西藏通商问题,许诺如允印藏通商,可不进藏游历,并要求清政府说服西藏地方当局同意。对此,清政府内部意见分歧很大。出使欧洲的曾纪泽认为,英国只意在通商,并无他图,应予答应。而另外一些大员,特别是有守边之责的封疆大臣,则对英国要求通商的政治意图,始终心存疑虑。西藏地方当局僧俗群众则坚决反对。因此长期陷入僵局。

  以上就是文硕受命为驻藏大臣前后的西藏形势,也是历史为文硕提出的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光绪十一年(1885)十二月二十三日,文硕刚被任命为驻藏大臣不久,即呈上一道密折:“为洋人力求游历,藏众坚定拒绝,势无中立,先事宜筹,恭折具陈。”从职守的角度,提出了应对策略。游历、通商问题是西藏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方今藏中急务,莫切于洋人游历、通商,而一则英吉利求望甚殷,一则唐古特(西藏)拒绝尤峻,调停枘凿,水乳颇难,事关筹边至计。”事涉边疆的安危,须措置得当。他指出,处理这个敏感问题,必须对西藏当局多方开导,得其同意后再办,同时通过外交途径说服英国不可借口制造事端。否则,将处于两难境地:“顾有鳃鳃过虑者,则以洋人进藏之谋,蓄志已久。前此英、俄诸国、迭次前往试探,彼时烟台条约未换,是以犹可婉言劝阻。今既换约,以后情形殆非昔比。而藏众僧俗坚持峻拒,去年曾具公禀甘结,誓词极其激切,且闻近年形迹渐露骄悍刁风,是虽多方开导,终恐化诲无由。麻克雷前于请照之时,即有来年进藏之说,虽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谆谆切嘱,必候中国确信方可从容前往,万勿率尔轻进致启衅端。而瞬息即届新正,开印之后,势不能不与该公使回信庶免有所借口,枝节蔓延。设使藏众僧俗竟尔始终固执,则朝廷又将何以处此。”同时,他也指出,既不可轻开边衅,但也要未雨绸缪,加强防备:“从来事涉外国,边衅固不可开,边防尤宜有备。边防既固,边衅自弥,盖必国威克振,然后德化乃成,此一定不移之理也。奴才愚以为似宜乘兹封印期内,请交办理军机事务、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先将边防作何布置,屏翰作何绥服,外侮作何羁糜,进藏作何推展,一切机宜,于原定条约暨四川督臣复奏,参观玩索,密计熟筹,奏请施行,庶期有务,不虞隐忧,或可得资补救。”总之,受命之初,文硕的主导思想是保持西藏边疆的安定,力求避免武装中突,但是又要加强边防,以防外敌入侵。

  光绪十二年(1886)七月,清政府确定了处理游历、通商问题的方针:“英人入藏游历一事,现经总理事务衙门与英使订立新约,允即停止。惟须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如果开办有成,即可永远不入藏。是目前紧要关键仍以开导番众于边界通商为主”。

  文硕经四川赴任途中,与四川总督刘秉璋就西藏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磋商,筹似办法四条上奏:“一、开导藏人与英通商应以僧化僧,故仍请调喇嘛根噶札勒参进藏开导;二、原与英人在大吉岭私相贸易,确有其事,而首先作俑则是内地奸蠹,并非起自藏番,文硕若一到任,即行杰办复奏;三、新约议在印藏交界之大吉岭开办通商,又称议在印度交界地方。意存朦温侵占。约章内应声明议在哲孟雄部之大吉岭作为通商埠口,以此为断,不得再向内移;四、巴、里二塘驻兵于藏亦无大益,防勇不必仍按原拟三千之多,文硕原似增兵一千,亦当缩减。”清政府对于所议四条很不以为然,仍然坚持以开导西藏地方当局僧俗群众为主的方针,对于加强边防等则掉以轻心。光绪十二年(1886)十一月,针对上述四条谕旨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刘秉璋、文硕所筹西藏事宜一折。开导藏番自宜择人而使,惟棍噶札拉参虽曾赴藏,是否与藏众浃洽究难深信,且从前在西北各路带兵,诸多卤莽,于开导藏番,议办通商等事恐不相宜,所请将该呼图克图调往之处著毋庸议。前因英藏私相贸易,谕令文硕查明,如有其事,正可因势利导,为此后开办互市地步,导其将来,并非追其既往。即著仍遵前旨,酌度情形,相机设法开办,以期商务流通,藉为安边之计。藏印边界通商条约原未载明何地,将来开办通商,须就该处地势番情妥筹布署。既不能豫行指定地方,亦何能将已定之约遽议更改。至藏地边防自宜筹备,惟骤带多兵入藏,易启群疑,必须逐渐转移,方不至横生枝节。所请拨兵补勇整顿营伍一节,著文硕到任后体察情形,妥慎办理,切勿遽露更张之迹,俾免另滋事端。现当中英定约之后,藏务已就安谧,该大臣惟当于抚绥开导等事平心静气,筹措得宜,即可潜消隐患,慎毋胶执成见,操切张惶,致误大局。懔之,慎之!”

  这道谕旨把清政府对英国妥协求和的指导思想暴露无遗。相比文硕则始终对英国的侵略阴谋存有戒心。在由他主稿、与川督刘秉璋共同署名上奏的折中,特别强调这一点:“现如抚绥番众,劝导通商,臣文硕自应属遵误码谕,加意为之,以期仰纾宸廑。惟英人性成阴鸷,其专意通商之说,目下虽觉可信,将来有无叵测诡谲,臣等不敢预必,且俄人之窥藏,亦复匪一朝夕。将来边务设有变迁,臣文硕身膺阃寄,固属责无旁贷,而筹饷筹兵,向来倚重四川,臣秉璋亦必力任仔肩,断不敢稍存漠视,至负委任鸿慈。”

  从上述情况,充分说明与清政府“开导藏番”为主的方针不同,文硕临危受命之初,即确定了保持西藏安定、防备外来侵略的治藏方略,表现了保藏抗英的情结。

  二、抗指直言,守土有责,御敌有理

  光绪十三年,(1886)四月,清政府下了一道严旨,催令赴任途中的文硕迅速到职,态度极其严厉:这一方面反映出西藏边情已造成清政府的焦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文硕对边防的严重情况缺乏切身体验,仍然按常规行事(清末驻藏大臣赴任一般都是一年左右时间)。文硕虽然提出了保藏抗英方略,但是对于西藏的危急没有足够认识,没有紧迫感。在这道严旨催促下,他不久即抵达拉萨。经过一段时间的切身体验和实地考察,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对朝廷以“开导藏番为主”的藏事指导方针产生了动摇和怀疑,开始明确地、坚定地支持西藏地方当局和僧俗人民的守土抗英斗争,连续多次上疏,直言隆吐山属我国版图,西藏军民隆吐山设卡是守卫领土,应予支持,英国侵犯我领土主权,是非法的,应该反击。

  光绪十三年(1886)秋,西藏边境的局势急遽恶化。英国驻华公使华尔身照会中国总理衙门,以最后通牒式的强横态度宣称:“若西藏兵丁不肯受屡次谏劝之语,仍在界外踞守地方(即驻守隆吐山)”,则英印“惟有自行设法,迫令退出。”其赤裸裸的以武力相威胁,无异于宣战书。这  自然引起了奉行妥协求和方针的清政府的惶恐。总理衙门强令文硕“剀切晓谕藏众僧俗,申明利害,饬将界外踞守藏兵迅即一律撤回,切无任其滞留,边衅一开,不可收拾。”这对于文硕来说,无异于迎头一棒。朝命难违,不容申辩。但是,他没有为保官惟命是从,而是据实、据理申述。十月初七日,朝廷文硕密函总理衙门,说明西藏地方当局坚持不撤隆吐山守兵,是因“惟以羊人性情阴鸷,行事深险,每以甘言饴饵,日久漫使流毒。屡鉴他处前车,深恐自蹈覆辙”,这是为西藏地方当局拒不撤卡辩护。同时,进一步说明,英国“强欲藏众通商,不知是何取意?此而谓其志仅通商,确无他虑,不惟在愚却顾,即文硕也无把握于其间也。”公然表示站在西藏地方沁局坚持不撤卡的立场,实际上是婉转拒绝了朝廷撤卡的严命。这当然惹怒了最高当局。十月十七日,朝廷电谕驻藏帮办大臣升泰迅即赴任,“会同文硕速筹撤退隆吐山藏兵,并开导边界通商事宜,毋稍延缓”。这是明显的依重升泰,贬斥文硕。

  文硕深知朝命难违,只好转换办法。借办理商上事务第穆呼图克图之口,申明隆吐山设卡实为守卫领土。十月十九日,在致总理衙门的公函中,引用第穆呼图克图的话:“大人传示总署钧谕,理合祇遵,但前建卡房实在中国国境,决不与英界相干。此时中外界趾(址),总署尚未洞彻周知”。(实际上是批评总署昧于事理)。文硕借机建议,为缓和与西藏地方当局的关系,“缓一步另计图维”为宜,即斩缓撤卡。

  已决心对英妥协求和的清政府当然不会听从文硕的建议,于十月二十四日通过川督刘秉璋命令文硕:“将隆吐山之兵速即查撤”。十一月初六日,总理衙门急电川督刘秉璋转咨文硕:“初意不许藏兵在隆吐过冬,本署婉商外部,允展至明年正月底,希飞咨藏中,如期撤兵,再缓必生事”。这实际上是英国的最后通牒,清政府把它变成强令隆吐山撤卡的最后期限。十一月二十七日,西藏三大寺僧俗向驻藏大臣衙门呈递公禀,声明隆吐山在我版图之内,藏兵并未越界,设卡属“自守疆界”,并绘制详细地图加以证明。十一月二十八日,西藏三大寺僧俗向驻藏大臣衙门递公禀,声明隆吐山在我版图之内,藏兵并未越界,设卡属“自守疆界”,并绘制详细地图加以证明。十一月二十八日,文硕将呈送的公禀及地图,备文函送总理衙门。他在公函中强调隆吐山设卡是否越界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强制西藏撤卡,恐激化矛盾,甚至酿成事端。强调指出,隆吐山在我西藏境内,“令其以疆域门户让人,藏番又安肯从事?抑且无理可说,此令撤卡之所以尤难威迫也”,他又引用西藏呈递的公禀说:“唐古特受恩深重,遇事不敢抗违。但设卡之隆吐山实是藏治本境,且为东路门户要区,英请撤卡之谋,不惟有妨藏地,并且无益边防,断难允许,不得不请奏明圣鉴暨咨总署核夺云尔。”文硕是用这咱办法抵制总理衙门转达的  限期撤卡旨意,表明其支持西藏抗英的政治态度。

  十二月初五日,文硕未经总理事务衙门,直接给皇帝呈上长篇奏折,强调隆吐山并未越界无从撤出。奏折的开头,引述了总理衙门限期撤卡的多次电令,又以很大的篇幅转述了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的公禀,说明隆吐山在我境内的事实,以及英人逼我撤卡的侵略图谋和坚守隆吐山的决心。之后,文硕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奴才查英人之窥我西藏,蓄志非一朝夕。积久未发。……兹复口藏番越界戍守,数以请饬裁撤为言,此则边境门户攸关,更非边外通商可比,藏番不允其所求,尤为情理所必致”。“现在英使请饬藏番抽撤卡伦之事,较之边外通商万为紧要。商上绘图呈验,盖为质明缰界,俾以登复英人。奴才详查所绘界址,证以往昔书籍,所谓未曾越界之说,殊觉可信。况西藏之与印度,中融哲孟雄、布鲁克巴两部落地,初非土壤相接,而该二部落向为西藏附庸,同一风俗文字。今核唐古特建卡之隆图山,更在该二部落以内,是为藏境东路门户。而英使数数阻挠建卡,殊属无理渎陈。夫以英使无理之托词,而欲威胁藏番以撤卡,藏番安肯心服就范?甚或铤而走险,岂非敌情未治,边患先滋,徒失三百年藩策。顾势不得已,二者相衡,则藏番之变,较英人之来,其得失是非,判然远矣。所有辗转电来威示藏蕃逐回藏境一说,实有窒碍难行。且藏界即是隆图山迤南之热纳宗营官寨,卡伦犹在热纳之北,地即藏境,人即藏民,撤亦无人再撤也。”“兹既查明界址,绘图贴说,考据详明,藏番既无越界戍守,且其地专是藏中门户,并与印度、廓尔喀往来道路无涉。藏番自因疆域,理难令撤卡。”这道密折直言无隐,说明隆吐山为边境门户,属我领土,“地即藏地,民即藏民,撤亦无从再撤也”。这道密折证据充足,说理透彻,其强烈的保藏抗英情结转化为鲜明的政治主张,顶着抗旨的罪名,明确反驳、拒绝了强行撤卡的朝命。

  光绪十三年(1887)十二月二十日,在痛苦的政治煎熬中,文硕拟就一篇长达3000余字的折稿,又一次申述隆吐山不能撤卡的理由,驰奏朝廷。这样的长篇奏稿在当时的官场是不多见的。它不仅说明问题的急迫,也反映了文硕满腹愤懑要倾吐。奏折开始引述了朝廷逼令隆吐山撤卡的谕旨,谕旨的措词十分严厉,而且直接批驳了文硕历次奏折的主张,严令不管隆吐山在界内界外,必须立即撤卡,否则将对文硕严加治罪。久历宦海的文硕当然知道谕旨背后蕴含的杀机。伏首认罪、坚决照办,会保住功名利禄,否则会大祸临头。经过痛苦的抉择,他选择了后者——冒着抗旨的罪名,再次申述。不过为了自我保护,在方法上他还是作了精心考虑。用大约三分之二的篇幅转述西藏代理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的呈稿,根据铁的历史事实,又一次义正词严地说明隆吐山是在我领土,设卡为正常的守边措施。接着,深刻揭露了英国胁迫清政府压制西藏地方当局的伎俩,表明决不开门揖盗的决心。这是一篇文情并茂的公文,有理有据有决心,对进行恭敬之中暗含尖锐的批判。这篇经过润色的文字,说出了他心中想说而又不敢明言的内心深处的想法和苦衷,是借彼口中言说我心中事的手法。最后,文硕再一次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认为应慎重从事:“奴才窃维此次谕旨,自因英人藉口成约,数来取闹,事机紧迫,故饬严切宣示,俾藏番警而就范,势盖出于不得已也。第详核事实,藏番并无越界,勒令撤卡让地,较之开导边外通商,尤难措置。少失严急,必致激而生变。奴才非敢畏事,要知藏众之鼓噪,与英人之犯境,事正相等,英入之恶劣,更有甚焉。奴才何所用规避?不过激变旧藩,奴才不敢举共事,朝廷亦且不可居其名。是藏番既不能言语导,又不可以威令行。其英人一面,若有转圜,固属甚善,否则番兵既未可尽恃,此外则藏地兵单饷绌,奴才既才庸智拙,即升泰、岐元亦恐不娴军旅,刘秉璋又是腹省之人,恐其不谙番情边务,以是奴才前于寄京笺启公信中,一再言之。今事情愈紧,而所关甚大,究应如何区处,非可以一二人之见臆度率陈,相应请旨,交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速会议具奏,以昭详慎。”这道密折把文硕保藏抗英的情结表达得淋漓尽致。把严令撤卡的谕旨放在开头,虽然是当时官文书的格式,但是随后据实驳议,谕旨就成了批评的靶子。在奏折中这样公然批驳圣旨,在封建官场是很少见的。这无疑是对皇权至高无上的挑战。这样,他就把保藏抗英情结提到了国事决策高度。当然,这样也就彻底得罪了最高当权者和一大批重臣,同时也就自动闯进了政治地狱之门。

  三、革职丢官  凛然不改初衷

  清朝是封建社会,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忤逆朝廷意旨,无异于政治上的自取灭亡,轻者革职查办,重者杀身灭族。这类事情,历史上俯拾皆是。文硕虽然是深受朝廷信任的满洲大员,也难逃同样的命运。

  光绪十四年(1888)正月,到了英国蛮横要求隆吐山撤卡的最后期限,西藏边境弥漫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烈,战争一触即发。清政府为了对英国妥协求和,先拿坚决支持西藏僧俗抗英的驻藏大臣文硕开刀,做出向英国求和的政治姿态。为此,特颁布一道严旨:“命驻藏办事大臣文硕来京,以伊犁副都统长庚为办事大臣”。由于文硕是满洲大员,没有宣布立即撤职,而是以“回京”述职为名调离。但是,朝廷对他的满,已达到了愤怒的程度,这在数日之后给军机大臣的谕旨中表达的淋漓尽致:“文硕受事以后,不能将朝廷保全该番之意剀切劝谕,边章累牍哓辩不休,推其执谬之见,虽兴兵构怨有所不恤,而于藏界尺寸之争不应骚动天下,番众自挑之衅败坏全局,徒手寡弱之众万难捍御强故,彼兵深入之后势更无所收束,一切危急窒碍情形悉置不顾,非不不能开导愚蒙转为愚蒙煽其错焰,其迷误为何如耶?本应治以应得之咎,固藏事未定先行撤回。”清朝竟然还把撤回文硕作为求和的一项条件,由总理衙门告知外务部,通报给了英国,希望英军不要限期撤卡驱逐驻守隆吐山藏兵。正月二十二日,总理衙门致刘瑞芬电称:“现在文硕不能开导藏番速了隆吐之是,奉旨撤回。英廷宣部此意,饬印督勿在限驱逐。”很显然,文硕成了清政府向英国妥协求和的政治牺牲品。这对文硕来说,当然是严重的政治打击。在宦海沉浮多年的文硕当然知道,自己面临的是险象环生的政治上悬崖深谷。按照当时官场的游戏规则,应该是上流疏请罪恳求宽恕。退而求其次,是保持缄默。但是,文硕全然不顾这睦官场的游戏规则,不改初衷,而且依然上疏直陈。正月十三日,他针对“赶紧撤卡,勿徒助番民空言辨界”,“免开衅端”的旨意,据实申辩:“窃维英人自去岁屡以藏番在隆吐山设卡为言,且屡变其说,后先矛盾。推原其意自因设卡以后贸易无人,以是疑为病在设卡之故,因而再三请撤,剌剌不休。其实是彼臆度疑团,而非事之肯綮也,查隆吐设卡之由,是因前来(年)春夏之交,马克雷既有带兵进藏之说,英人又雇向导潜逾日纳宗界入隆吐山隘口,窥探形势,因将山路开宽。唐古特既有知觉,派人以善言劝阻。出境之后,僧俗大众公议设卡巡防,以为亡羊补牢之计此隆吐山建卡之所以然,初不专为禁止汉番商民出境贸易设也。”他根据事实,说明西藏地方在隆吐山设卡,主要是为了防御英人入侵,而并非为禁止正常贸易,“是隆吐山设卡与界外通高原是两事,不相牵碍,”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他进一步深刻揭露了英人的险恶用心是“数以撤卡为言,欲借中国(此指中央政府)之威,为制藏番之计。”即图谋利用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威迫使西藏地方就范,以达到侵略西藏的罪恶目的。

  也在正月三十日,文硕在奏折的附片,带着强烈的感情,再次申明势纳宗实属我国版图。他首先根据西藏噶厦的呈文,说明哲孟雄等“是藏中属部”。同时,又一次郑重申明隆吐山实为我领土,接着笔锋一转,毫不客气地驳斥四川总督咨文(实为朝廷旨意)“今川都部堂来文,谓无论在藏界以外以内,既是在哲孟雄境,既可借此撤回。等语。夫既是在藏界以内,何以又谓是在哲孟雄境,此言太觉笼统,难于适从。此次谕旨中,既将哲孟雄部落弃之版图之外,而热纳宗即日纳宗营官寨,实乾隆五十九年奏明藏界之地,拖卑唐古特誓不暗附英人,热纳宗地必须恪遵乾隆五十九年奏案,收之版图之内,未可任彼英人耸欺饰。呜呼,英吉利昔亦表贡之国,极其恭顺,今竟敢于掉头反噬,肆意猖狂,抚今追昔,良堪浩叹。所有遵案收留热纳宗地一节,最关紧,谨专文呈请,一并奏明大皇帝。”这篇言词尖锐的奏稿,是文硕真实思想的流露,在这道密折的末尾,还附有隆图山一带地图作为证明,这幅地图还同时送军机处和有关衙门作为备案。这道密折击中了朝廷妥协求和的要害,揭露了当权者不顾事实一味媚外的内心隐秘,惹怒了当权者。密折到京数天之后,即二月初八日,立即颁发一道严旨。当权者自知妄说隆吐山在境外,在事实面前已经是白日说梦,无法据此加罪于文硕,只能强词夺理地说文硕不应该将密折、密电泄露给都察院,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革职。

  按照封建官场的游戏规则,官员被革职,只能是上疏请罪,另无其他选择。但是,文硕竟不以为然,于被谕令革职10天后,即二月十七日,又上密折,奏报英国侵略军于当月初七、初八两日武装进攻隆吐山,被西藏军民击退。文硕命噶厦“此后宜倍加谨慎,切勿小胜而骄,并于该仔琫(指挥打击英军的藏军官)略加奖藉,以示绥柔。”说明他仍然公开鼓励西藏军民武装抵抗英军入侵。同时,他再次向中央政府申明西藏军守土有理:“奴才查英吉利狡狯异常,唐古特固执太甚,向来开导,本非易易,而隆图山设卡,实系藏番自守疆域,英人阻止至再,原是无理取闹,以是责饬藏番,该番益不心服。”这是文硕以待罪之身,不顾朝廷意旨,不计后果,理直气壮地为武装反抗外来入侵辩解,表现出了极大的政治勇气。

  这自然是火上加油,更加激怒了最高当局,10天之后,即二月二十九日,四川总督刘秉璋转达朝廷谕旨,严令文硕“开导藏番赶紧撤卡”,“目下事机紧迫,无论属藏属哲,将来自可辩明,现在总以撤卡为第一要义”,“即令印兵已屋,强弱势殊,藏中番兵不可与之接仗”。(即不准对侵略者进行武装抵抗!)“文硕俟升泰到任后,即行来京,不准稍涉逗留。”强令文硕立即离开西藏,剥夺其对藏事的一切发言权。这对文硕来说,无异于面临政治死刑的宣判。在三月十七日的密折中,他只能按照封建官场游戏规则叩头谢罪:“奴才恭读之下,自维才原樗栎,病且纠缠,心气既亏,知识益暗。比得跪聆圣训,有如梦寐初觉,彷徨愧惧,自  无由,谨即免冠泥首,望阙叩鸿慈。”但是,在涉及国家领土和反对英人入侵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仍然旗帜鲜明地坚持已见,申张正义,借掌办商上事务第穆呼土克图呈文,表达自己的心声:“叠次缕诉下情,盖有不已之苦衷,非敢不遵谕旨也。至于隆图山设卡,亦因英人既有逞兵强进之说,且有诡谲窥伺之谋,以是不得不自设卡巡防。然其地在乾隆五十九年奏定日纳宗藏界以内,我唐古特自守疆域,并未越境,致彼英国损其一草一木,乃该国既先渎陈总署,砌词耸听,至本年二月,竟尔逞兵来犯,适巡卡戍卒无多,地致为其所占,理应力图恢复,以正疆域,顾奉大皇帝训谕,不令与之接仗,而该国外部亦自言定主令印兵入藏境,并无强我通商之意。目下卑唐古特自应恪遵谕旨,暂且接兵自守。惟隆吐山实在日纳宗藏界以内,此次钦奉谕旨,既言是藏境是哲孟雄境自可辩明,惟有叩恳天恩,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英使援案辩明疆界。彼若顺理遵从,赶急撤兵回窠,退出藏南旧界,不复另生枝节,果与黄教地方无碍,则我佛宗藏地之人,固自不肯先施构衅,第英人狡诈,恐其不能遵理守信,倘仍恃强行霸,则我唐古特是被迫不得已,断无束手忍受之理。”这在恭敬之中,透出了一股正义刚强之气。四月在《致总署川督函上醇王禀接到藏众公禀大概情节》的咨文中,他再借商上文转呈藏众公禀,表达同样观点:“并非藏番不遵谕旨,实因英人强霸已甚,今若刻即全军撤去境外,则藏兵亦决不肯远出构衅。倘英肆如前任情侵占,则亦不敢托名遵旨而置地土人民于不顾”。

  文硕的强硬态度,更加激怒了朝廷,五月初五日严旨申诉“文硕办理此事,始终不明机要,于撤卡一节,不但不竭力开导,反代为哓辩力争”,“种种乖谬轻忽,深堪痛恨。”当权者的不满,达到了忿恨的程度,雷霆之怒,直接关系到文硕的身家性命。五月十九日,为避免大祸临头,文硕不得不上书醇亲王,诉说万不已之苦衷:“文硕咎由自取,况承发雷霆之下,屏息惶悚之不暇,何敢再有一词。然文硕愚昧苦衷,亦有不得已之情在,请为王爷姑陈之:溯自客秋开导撤卡,文硕每次奏中,多为藏番申明旧界。盖因藏番总以乾隆末年奏案为言,当时若竟为抹却,责以越界戍守之愆,藏番必不心服,开导益难就范,不得不据情转奏,冀为总署聊资办谈之助。事果得行,固属极顺,倘英人必不肯依,然后再以隆吐山虽属藏界,但是边外一隅之地,较之全藏根本轻重悬殊。亦可因小失大之说,劝诲藏众,必能遵从。虽无把握,而较之抹倒旧界,心不输服,则有间矣。若夫奏牍之中,词涉直憨,则因藏番本极愚蠢,译字书识,又复文理不通,若照原文入靠,其势看不明白,不得不为略加润色。然若修饰太过,失其本来面目之真,又恐藏番疑为有意壅敝下情,遇事必尤执拗。此前任曾受之累,文硕是以更张,且蕃服向背,似亦不可不以上闻,用权控驭宽严之准。”这是文硕痛苦心情的真实吐露,作为朝廷重臣,文硕当然衷心效力朝廷,以求官场顺达荣升。事涉国家领土,抗敌守边的大是大非,又不愿意屈从妥协求和的方针,直言无隐说明事实真相,明辨是非曲直。但为了政治上的自我保护,又不得不借“润色”噶厦呈文表达心声。这位有爱国之心的清朝大员内心的痛苦煎熬跃然纸上,也是其在这场政治风浪中惨淡的最后一博。

  对于文硕本人,对于西藏地方史乃至清朝的历史来说,这都是一场悲剧。朝廷政治上的打压,藏事艰难,官场浮沉带来的巨大的内心痛苦,使文硕身心俱损。光绪十四年(1880)五月十九日,在《再上醇王禀敬陈每次申辩藏界苦衷》中,他道出了内心的极大悲苦:“文硕本有心气伤夙病,比者竞成惊悸之疾。旬日以来,目炯炯彻底无眠,食不知味,精神恍惚,疲败(惫)不支。藏地之药无医,唯冀到川调治。然相距七十余程(站),此七八十日之间,翻山越岭情形若何殊不堪想,一念及此,不禁悽生零涕”。数日之后,即五月二十五,在《致川督函定期起程》函中,他再次倾吐心内的悲苦。其精神和身体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强烈的保藏抗英爱国情结,到头来,却使他成了清朝对外妥协求和方针的政治牺牲品。

  文硕的被革职,也严重的影响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西藏上层僧俗感到清政府一味妥协求和,不能维护西藏地方的利益,守土抗敌的热情受挫,清政府难为靠山,逐渐产生了外向心理。文硕的被革职,还直接影响到抗英斗争形势。因为这是抗击入侵激战开始的时候,这对于西藏军民来说,无疑是重大的精神打击,而对于英国侵略军来说则是助长了其侵略气焰,被授以全权处理西藏问题的升泰,完全承朝廷旨意,一味委屈求知,压制反侵略斗争,为英国的侵略张目。战争的结果是西藏军民惨败,英国侵占了哲孟雄,升泰秉承朝廷意旨,在刺刀威逼下,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使国家丧失了大量权益。

  从上述简要的论述,我们可以说,文硕密折的保藏抗英情结,正是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各族人民以反抗外来侵略者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清朝把文硕革职,正是对这种民族精神的打击和扼杀。近代史上,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这也是我们研究文硕密折保藏抗英情结后得到的历史启示。

  [本文责任编辑 央珍]

  [作者简介] 刘丽楣,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资料馆副研究馆员。(北京 100101)

(责编: 张素勤)

版权声明:凡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或“中国西藏网文”的所有作品,版权归高原(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任何媒体转载、摘编、引用,须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和署著作者名,否则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