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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人类学与西藏草地研究

白玛措 发布时间:2005-05-23 15:52:32来源: 中国藏学

      [摘要]以往,关于西藏草地问题的研究中,缺乏一定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存在某些缺憾。本文尝试应用生态人类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思考方式切入这一研究领域,从而使西藏的草地研究为西藏草业的发展模式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客观的建议。

  [关键词]生态人类学;草场载畜量;地方知识

  [中国分类号]F323.212“2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05)04-0003-10

  一、生态人类学的基本概念

  生态人类学的观点之一就是:在人类生存的这个环境中,存在着适应和不适应人类生存的两种生态环境条件。那些适应人类生存的条件提供给人类社会生存的有利机制,为了达到某种最佳的生存状况,人类会尽可能寻找和利用那些生态环境的有利条件,在这种寻找和利用的经验积累过程中,便产生了人类群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生态人类学的发展史上有三种理论学派:环境决定论、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论、人类在有局限性的自然条件中适应的生存论。第三种观点结合了前两种观点的研究视野,称之为文化生态学。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进化生态学、历史生态学、政治生态学和全球环境变化中人文因素学在补充着以往文化生态学的不足之处。本文侧重环境变化中人文因素学的观点。

  环境变化中人文因素学的研究开始于1989—1999年,它侧重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结果和这一结果对人类自身生存影响。全球气候变化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人类对能源的利用和对土地的利用。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城市收入的不断增加,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更加突出了这两个问题的严重性。

  本文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西藏那曲地区草地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以德吉乡10村的“交界”组为田野点。在本人所接触的国内文献中,自1959以来,那曲地区草地生态研究侧重自然科学的研究,强调那曲草地呈现退化现象,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除了自然的因素外还有人为因素。这和“环境变化人文因素学”的基本论点接近。但在分析人为因素的具体内容时,国内现有的研究论点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关于那曲地区草场生态系统的论著目前有两本,都侧重从自然科学研究的角度强调那曲草场呈退化现象。此外,还有一些非正式发表的会议论文也强调了相同的观点。从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角度来看,这些研究结果都有不足之处:1)、文中引用了Carrying  Capacity  (承载能力)的理论模式,但是论述者没有考虑进国际上对这一理论模式所持有的争议性:一定区域有着一定区域的承载能力,而且承载铪是一个恒定的、不变的可以套用的公式。此外,这一以前被广泛接受和应用过的模式受到另一项新的研究理论的巨大挑战。这一项新的理论模式指出:“在一个降雨量很高或者降雨量很彽的地区,承载能力一根而论的应用方式具有质疑性”;2)、分析造成草地退化的社会经济原因中,较为突出的一个观点认为:牧民们传统的牧业方式是一种“不合理的”、“落后的”和“不科学的”(这种观点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曾被广泛引用于描述传统的经济运作方式)。但这一论点有其牵强附会性,研究者对社会文化部分的描述和分析似乎缺乏对地方知识的了解、学习和理解。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强调:当我们证明某种假设之前,首先应该将自己置身于这一群体中,对它进行了解、学习和理解。这是研究从文社会因素方法学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根本环节。下面的章节里,本人将通过生态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模式,就西藏那曲草地生态研究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二、高原生态下的生物因素

  全球高原生态大致分布为5个区域: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埃塞俄比亚的山地、俄罗斯南部的高加索山脉、亚洲喜马拉雅山地和美国的落基山脉。生态学家通过在这些区域的研究,总结出了全球高原生态的一些共同特点:日照不足、氧气的缺乏、降雨量小造成的干旱天气、天气的寒冷、植物群落的不丰富。而其中温度和湿度对高原地区草被植物的种类和分布产生着关键的影响。例如:在同一个纬度上,降雨量丰富、温度高的地带可以生产甘蔗、可可,而在降雨量和温度相对低的高原地带出产高原大麦、小麦,不可能生产出橡胶等热带作物。

  1、气温、日照条件 那曲地区位于西藏自治区北部,其地理坐标为东经83°55′—95°05′之间,北纬29°55′—36°30′之间。那曲地区的这种高海拔、纬度跨度大的特点造成了气温低,西部地区的年气温为-0.80℃—-0.4℃;中部地区年气温-2.6℃0.0℃;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年气温为1.7℃—3.5℃.那曲由于所处纬度较低且海拔高、气压低、空气污染轻,所以日照时间长,西部年日照时数高达3000—3200小时;中部河谷盆地达2600—2944小时;东部在2400—2600小时之间。那曲地区太阳辐射强,是全国同纬度地区太阳辐射最强的地区之一。世界高原气候的特点之一就是空气稀薄,不但造成了紫外线强,而且太阳光的热度极为容易散发在空气中,造成寒冷的空气;多风、干旱也形成了干燥的高原气候。

  2、土壤条件 刘淑珍等的研究结论指出:青藏高原自第三纪抬升以来,冰期与间冰期交替进行,气候寒冷干燥,土壤矿物物理风化强烈、土壤形成过程中的化学作用和生物过程较弱,因而土壤发育程度低,如土壤发育的年轻性、土壤中钙酸钙富积、土壤中易溶盐累积。

  3、降水条件 在全球的高原生态下存在着几种生态系统,涉及本文的是草地生态系统。在草地生态系统中,年降水量的多少和降水量的季节分布决定着草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就那曲而言,在其气温和日照的条件下,年降水量在150—695.5毫米之间.年蒸发量在1414.5—2136.2毫米之间,东南部偏小,西北部偏大,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

  4、草地条件 由于那曲的低温气候,土壤发育程度低、蒸发量大于降水量的气候特点,影响了草地植物根系的吸收,降低了草地的生产能力的提高。由此,形成了几个主要的草地类型:高山草甸土、高山草原土、高山荒原土。

  5、草场和牲畜 此外,食草动物对草场的生长也具有积极的因素,例如:它们在草场生态中起到了营养的分配作用。但食草动物的数量和结构对草场单位面积内植物的生长和植物的被消费有着密切的生物机制关系。因此,有些生态学家的研究结果发现,那些受市场引导下形成的大牧场,为了满足市场对牛肉的需求,饲养尽量多的黄牛。它所带给草场生态的直接影响就是草植物的被消耗量几乎都在8倍以上,草的质量常常也很低。这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个提示,市场动作时应该考虑到的自然生态系统功能。以上这些区域生态环境决定了区域的草地载畜量、牲畜的生物结构特点,影响着该生态环境下的人文因素。

  三、高原生态下的人文因素

  生态人类学强调:一种特定的生态环境孕育一种特定的人文环境。而这种区分是从地理环境的相互不同和文化习俗的不一样来定义的。生态人类学家在全球划分了5个环境区域:北极圈、高原生态、干旱带、草原带、赤道湿润带。我们很容易理解,高原气候环境与赤道湿润的气候具有明显的区别。由于这种物质环境的因素,生活在高原地带的人和生活在热带雨林的人有着各自特有的文化生活习俗。例如:高原地带的人,由于物质环境较之与温湿地带的贫瘠,他们形成了季节性迁移的劳作方式,他们的经济作物产量可能不高,牧民们为获得农作物的热量摄入,通过一定的商业方式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实行作物交换(如曾盛行在西藏、尼泊尔的驮盐贸易)为了尽量减少一个家庭内劳动力热量的消耗,在高原牧业地区儿童会从事放牧的任务。而更为重要的是,高寒地区的生存物质有限,因此当地的人们总结出了一套如何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的知识和技能——挪威人类学家Barth.F称之为地方知识。

  1、人口数量  高原气候的特征对人类自身的繁殖生育产生着影响,体制人类学家Dutt在玻利维亚的研究指出:在高原地带儿童的死亡率普遍高于其他生态地带的儿童死亡率,其中男婴的死亡率又高于女婴的死亡率。基于这一纯生态—生理的研究结果,其他一些体质人类学家提出由于这一原因而产生的相对的社会习俗现象。藏学家Goldstein、体制人类学家Beall和Baker共同提出了高原地区男性人口的向外迁移现象是缓减男婴高死亡率的一种社会调节。这种社会调节机制可以因区域的不同而表现为许多不同的方面,在西藏它的表现之一是许多男性入寺为僧。另一方面,人口的对外移民现象起到了缓减人口对草场压力的作用。从具体的例子来分析:如图表1所示:在1976年“交界”组共有15户定居牧民,人口娄为63人。到了2001年户数增加到21户,人口数上升为120人。这只是官方的统计资料,而实际上该组的人口数高于120人(2001年)。造成这个误差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一些户口在该组所辖村中,但本人长期生活在镇上或者其他地方的牧民未统计在内。在2002年,就有两户牧民从该组移居到镇上,但是其户口仍然在村中。此外,一些年轻的牧民虽然其户口在村中,但是本人却因就学长期在镇上居住,有的牧民作为保姆生活在镇上亲戚家中。因此,表中所示只是当时居住在村中的人口数。

图表1  1979年和2001年家庭人口数

数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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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1976

6

5

1

1

 

5

 

6

2

2

6

6

 

3

6

10

1

3

2001

8

9

6

6

7

8

5

5

6

10

2

4

9

8

8

15

4

8

  虽然仅仅从图表1中可以说明“交界”村的人口数呈上升趋势,但是由于没有“交界”组成年的人口统计资料,很难说明1976年到2001年之间人口数的变化趋势。值得欣慰的是,本人收集到了管辖“交界”组的10村和该村所属德吉乡历年的人口统计资料。图表2和3分别显示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数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以及单位户数的变化不大。

  如果不考虑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社会体制、政治变化的人文背景因素,仅仅从官方统计数字上来看,上述图表显示出德吉乡自1988年以来人口数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是,在运用统计数字时,为确保其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必须考虑所收集资料的误差及社会人文背景因素。首先,70年代末(1978年),在取消了“公社”和“队”的体制,由“乡”代替“公社”期间,“公社”的人口注册资料许多都被遗失了。因此,从1970年到1978年之间的人口统计数字有一定的误差。其次,1988年以“乡”代“区”,原德吉“区”改为德吉乡;原来的德吉乡和阿宏乡归并为德吉乡下属共有12个村委会,现德吉乡管辖的人口数大于“区”制时的德吉乡人口数。

 

图表2  1982年—2000年10村户数和人口数

 

图表3:1970年—2000年德吉乡单位户数和人口数


  现在将图表2和图表3放在上述的人文背景中了解为什么1988年以来人口数呈明显的上升现象,不难理解现德吉乡所辖村的范围大于原德吉乡,因而其人口多于“区”制时德吉乡人口数。上述图表还显示人口数在上升,但是单位户数却没有很明显的上升趋势。难道说:家庭单位的人口数在增加,但这些增加的人口数并没有形成新的单位户数?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对牲畜的消费数也必定会增加。在过去30年中牲畜数也必然呈上升趋势。

  首先我们从人口数的统计说明:1)、国家的户口登记政策规定了新生儿要随母亲的户籍(城市户口或农村户口)。从农村户口转到城市户口有严格的限制,例如,出生在“交界”组的人必须在所属乡政府注册登记,即便他们可能常年在外就学、被城市中的亲戚收养或者和城市人结婚,在统计人口数时他们仍然被作为“交界”组的居民统计在内,由此类推到整个乡。因此,事实上长期定居在德吉乡的人可能相对少于统计数字所显示的数字,它说明了上述图表人口数呈上升趋势存在的统计数字上的误差。2)、人口的流动性除了因教育、婚姻等原因外,还可能因为家庭经济极限性的原因而产生,例如,在“交界”组就有一些富有的牧民家庭从所属“乡”中移居到镇上,从牧业劳作转向经营茶馆、杂货店等,这部分人虽然不居住在所属乡的范围,但他们的户口仍然保留在乡上。另外,一些非常贫穷的牧民当他们拥有的牲畜数已经低于维持基本的生存时,他们便移居到县镇的郊外,这样便于找到一些低收入的零活,或者和镇上的亲戚生活在一起。因此,我们可以说人口在上升的同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性(外迁性)。

  2、牲畜数量  其次,我们从牲畜数量的统计说起。涉及草场资源生态问题的除了人口数量的承载方面,还有草场对载畜量的承载问题。一定范围内的草场只能承载一定数量限度的牲畜,如果载畜量超过了这个限度,便会对草场生态系统造成某种压力。生态系统为了缓解这种压力可能会表现为草被的退化(草被退化递减了牲畜数量的增长)、牲畜群中可能出现疾病而导致它们的死亡(疾病缓减了牲畜数量对草场的压力)。

  让我们分析上述人口的增长是否伴随着牲畜数量的上升呢?比较牲畜数变化的方法,我采用Humphrey和Sneath在分析内陆亚洲牧业研究时所运用的方法,即,将牲畜数量转化成载畜量单位(以羊单位计算)。图表4显示了“交界”组在1978年、1999年、2000年和2001年牲畜数量大约呈上升趋势,由于统计资料的缺失,我们没法确切的了解1978年到1998年之间“交界”组的牲畜数量是怎样的变化,但是我们可以从德吉乡现有的资料来分析“交界”组1982年到2000年之间所拥有牲畜数量的变化情况。

图表4 “交界”组每户家庭单位拥有牲畜数量  单位:羊(不包括马)

  图表4显示了在没有将牲畜数量转化为标准的“羊”单位之前的牲畜数量的变化:自1982年10村的绵羊呈下降趋势,而牦牛、山羊和马没有明显的增长和减少。我们再来看图表6,它显示了在过去20年期间将所有牲畜数量转化为标准的“羊”单位后10村的载畜量的变化:1)、绵羊没有减少的情况;2)、载畜量的总和变化趋势是平稳的,即1990年的载畜量基本保持着同上世纪80年代一样的数字。

  我们再来看德吉乡的数据。在没有转化为标准“羊”单位之前,图表7显示了过去30年内整个乡的绵羊头数呈上升趋势。牦牛、山羊和马没有明显的增长和下降趋势。但是,当我们将所有牲畜数量转化为标准的“羊”单位后(图表8),自1970年以来:1)绵羊、牦牛、山羊和马都没有呈增长趋势;2)载畜量的总和变化趋势是平稳的。假设本人的田野取样点有草场退化的结果,那么根据草场承载量和载畜量之间的平衡关系公式,自然机制应该通过降阺牲畜的生产率(如草料的短缺)和提高其死亡率(如畜病)将载畜量降低在承载量的平衡轴下。但是,以上这些数据显示过去30年期间,该地区的草场承载着几乎平稳的载畜量,没有明显的增加或减少。因此,本人不得不对有关学者指出的“那曲地区的载畜量量上升趋势,这造成了草场的过度利用和大范围的草场退化”的研究结论产生质疑。

图表5 10村单位牲畜数量(没有转化为标准“羊”单位之前的情况)

图表6 10村载畜量(牲畜数量转化为标准的“羊”单位)

图表7 德吉乡单位牲畜数量(没有转化为标准“羊”单位之前的情况)

图表8 德吉乡载畜量(牲畜数量转化为标准的“羊”单位)(SSUs)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1)、田野点的人口数在上升,但伴随着人口的向外迁移流动性;2)、载畜量的变化基本上呈平稳趋势。此外,当地百姓向本人说明了他们所观察到的周围草场的一些变化:1)、和过去几十年相比,周围草场中五处地方有轻微的破坏现象。例如,那些经常被牲畜经过踩踏的地带,如靠近水源的草地。2)、那些被鼠挖掘出的土洞周围。3)、“人民公社时期”修筑的“草坯围栏”。4)、常有车辆来往的地带。5)、自然沙化的山草地。6)、从草的需求量来看,每年12月到次年4月以及大雪季节有草料短缺的现象。7)、从草的质量来看,牧民们解释质量不及以往,例如,在1950年6只牦牛可以挤出40斤牛奶,但是现在不及40斤。

  以上的第6点和第7点现象可以运用剑桥大学生态人类学家Sneath的下面这段描述得到理论上的解释,“这种现象可以暗示草地的情况。当草地有某种退化现象时,草地的生态系统会通过降低草的质量和数量而减少每只牲畜的摄入量”。

  3、初步分析  本文虽然没有非常直接的理论载畜量的研究资料,但是从以上间接性的资料和分析来看,可以初步假设该地区可能看轻微的草场退化现象,存在草地自身的生态调整机制,即,草场的退化通过草地自身的生态调节机制获得缓解:1)、通过降低草的质量和草的数量来减少牲畜的摄入量,以缓解牲畜数量的增加会带给草场的压力,这也说明了载畜量没有明显上升和明显下降趋势的原因。2)、人口的外流迁移在缓解由于人口增长而带给草场的压力。

  草地生态是否存在这样的自我调解机制呢?答案是肯定的。长期在非洲牧区工作的挪威生态人类学家Haaland指出:在草地生态系统中,量的增长必然会增加草场的压力。这种压力的缓解是通过减少每一头牲畜的摄入量得以缓解。换句话说:这将影响到那些家庭人口数多但牲畜数不多的贫穷家庭;或者那些牲畜数量多但劳动力不多的富有家庭。因此,在草地生态的适应性机制中,在这两种情况下的家庭会通过部分的人口外迁流动的形式人共同使用草场的群体中被“淘汰”掉,以缓解人口增长对草地的压力。关于“人口外迁流动,缓解草场压力的理论”人类学家Barth在伊朗南部牧区的研究中得到了论证。同样,在“交界”组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牲畜数量多但缺乏劳动力的家庭和牲畜数量少的家庭。没有家庭劳动力的家庭移居到镇上,或部分人口人那些牲畜数量少、劳动力多的家庭外迁出去。这种人口外迁的现象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产生:

  1)、通过婚姻:在“交界”组共有8户人家的部分人口通过婚姻形式迁移出了该组。2)、希望通过上学受教育在城市寻得工作。该组中有11个牧民的孩子正在镇上或内地上高中、中专或大学。3)、该驵有7个牧民通过先在镇上打零工,然后在镇上获得相对稳定工作的方式迁移出了该组。4)、有2个牧民长期和城市中的亲戚生活在一起。

  以上结论仍然需要和草地生态专家一起实地采样,取得相关的精确数据,能过改进以往忽视统计资料的人文背景因素的缺陷,才能进一步证明该地区的草地承载量,以及人畜数量在这承载量平衡中轴的振动度。讨论草地生态问题时,除考虑到人畜数量的起伏对草地产生的影响外,我们还需要涉及到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草地使用的方式问题。下文所要涉及的是和草地使用方式有关的两个方面:草地的放牧方式和草地的“包产到户”制。

  4、草场与游牧  由于高原的生态气候不能提供丰富而高产量的生存作物,于是游牧作为高原经济生产活动的特点之一,为当地的人类提供了在不同的季节利用不同草场资源的一种生存方式。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存资源(草场资源和水资源)。在世界各地的游牧社区中,这种按照不同季节或者月份循环运用天然草场资源的游牧生产方式虽然已经递减不少,但是仍然非常普遍。

  高原特定生态下发展出的游牧方式是牧民们在长年累月的实践经验中,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的和社会的)适应性的生存而积累出的劳作方式。这一观点已被许多人类学家和草地生态专家所提倡。但是目前国内大多数研究者指出西藏草地退化原因之一就是由于牧民们传统的游牧方式而造成的,认为游牧是一种不合理的、落后的、不科学的途径(这种观点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曾被广泛引用过)。为考虑草地的长远生态平衡,这种理解是否具有学术的合理性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此外,那曲部分县开始实行草地“包产到户”制。除了考虑到该制度可能产生的某些积极意义外,我们还需要借鉴其他牧业地区在实行相同政策后出现的某些负面结果。英国剑桥大学内陆亚洲研究中心的Hamphey和Sneath通过在内蒙古的研究指出:“尽管草地分配给了个体家庭单位,但是出现了明显的草地压力……过度使用草地的现象仍然在,它造成了对草场资源的破坏……”。此外生态学家Haaland也指出了草地“私有化”的实行,会进一步缩小放牧的范围,降低其灵活性。这对人、牲畜、草地之间的长远的生态和谐将产生的影响令人质疑。通过参考生态人类学家对世界其他草场和游牧方式的部分研究结果,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思考和论证“定居型牧业生产”和“草场承包到户的资源使用方式”可能带给西藏草场生态的负面影响,以及如何避免这种负面性。

 

  四、结语

  当我们经历经济全球化、全球温室效应带给人类的影响时,许多科学家提出:全球环境变化问题中,最迫切的是需要研究人类自己对自然环境产生和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资源的利用方式和政府对资源利用的政策制定方面。因此,针对西藏那曲草地生态环境的研究,本人认为:第一、需要加强人文科学(生态人类学、社会学)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的研究参与力度。需要加强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对话;在研究过程中需要综合双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式。第二、我们必须了解世界其他地区在草地生态管理中的经验和教训。第三、在考虑到地方生态机制的前提下,制定符合我国地方需求的草场管理政策。第四、应该重视地方知识在生态可持新方法发展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在制定发展政策时认识到游牧方式的生态性。在我国,如果说定居牧业形式是发展农牧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一个必经之路,针对草地生态系统可能存在的自我调节机制,政府就应该注意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第一、针对就业市场的需求,为牧民创造一定的就业机会,这样可以吸引牧业地区的人口外流,从而缓解人口增长对草地的压力。第二、为那些富有的牧民鼓励和创造资产投资的机会,如,开小饭馆、茶馆等。这样可以让那些富有的牧民将一定的牲畜资产转化为其他资本,部分人可以迁移到镇上。人畜的这种向外迁移,可以间接缓解人畜增长对草地的压力。

  本人针对现行政策的一些建议:第一、在重视牧民子女的教育问题的同时,应该寻找解决物区学生的就业问题。1)、牧区的部分人口可以通过上学受教育,在城镇获得工作而到流动。但是,许多牧区子女在完避专教育后并没有太多的就业机会,更不用说那些只完成小学或者中学教育的学生。他们中的大部分或待业在家,或找些零工。他们是地方人才资源利用政策上需要考虑的一个群体。2)、“让牧区子女全部脱肓”的政策中应该考虑进牧民生存劳作的实际问题。例如,一户牧民家庭最少需要一名劳动力。让物区子女全部上学,否则进行罚款的政策给许多牧民家庭带来劳动力缺乏的困难。因此,这一政策能否采取一定的灵活性,如,每一户家庭至少可以让一名子女作为劳动力不爱这种罚款的限制,他们可以自愿决定是否上学与否。第二、为了更有效的体现定居政策的优越性,应该注重提高乡村医疗队伍的质量和医疗设施的完善性。第三、重视并且对畜牧医疗(兽医)的建设,给予资金投入。

  总之,西藏的草地生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问题,同时也与国家的整体社会体制和文化全球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不单单是自然科学工作者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的问题,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政治政策决策者需要共同对话、交流和商议的迫切课题。

  [本文责任编辑 央珍]


  [作者简介]白玛措,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拉萨 850000)

(责编: 张素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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