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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藏当代音乐事业的发展特征

米玛洛桑 发布时间:2007-06-06 14:42:00来源: 中国藏学

  [摘要]本文以1950年迄今为止西藏音乐事业中的翔实资料为研究基础,围绕西藏当代音乐事业的自身发展情况,对西藏当代音乐发展中出现的音乐专门机构的设立、人才的培养、现代音乐教育的创办、外来音乐文化的吸收、专业音乐创作、藏族传统音乐的继承与理论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客观分析和理论探讨,从而揭示出西藏当代音乐事业的基本发展特征。

  [关键词]西藏;当代音乐事业;发展状况;特征

  [中图分类号]J69“2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07)03-0081-10

  西藏当代音乐,就其时间而言,应从1950年算起。①(注:此处所言定义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参照了《当代中国的西藏》[M]一书中“当代”一词所含内容;二是参照了刘志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文艺》这一标题。)因为,1950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同年10月,解放昌都。此间,在部队中产生了用藏族音乐语言创作的《藏胞歌唱解放军》等歌曲,开始播下了西藏当代音乐的种子。就其内容而言,包括音乐专门机构的设立、音乐人才的培养、现代音乐教育的创办、外来音乐文化的吸收、传统音乐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音乐的服务对象上发生的变化、专业音乐创作、藏族传统音乐的继承与理论研究、国内外音乐交流以及群众音乐活动等。纵观西藏音乐发展史,当代西藏音乐的发展只有50多年的历史,同几千年的西藏传统音乐相比,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然而,由于西藏当代音乐是在社会主义形式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因此,无论从它的发展速度、规模上讲,还是从它的发展特色上讲,与几千年的传统音乐相比有着质的飞跃,它代表着西藏音乐的一个新纪元,标志着西藏音乐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本文试从10个方面对西藏当代音乐事业的发展作一个比较全面和客观的阐述。

  一、设立音乐专门机构

  1、管理机构 早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西藏工委下辖的文工队和各地区分工委下辖的文工队,是在工委、分工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当时的宣传部就成为西藏当代音乐发展史上的最早的管理机构。随着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贯彻执行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1956年自治区筹委会文教处正式建立,其职责是管理西藏的文化教育事业,并使之发展。从此,西藏开始有了文艺的专门管理机构,从而使西藏当代音乐的发展开始有了组织保证。1959年后,在拉萨及各地区先后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文教卫生处,处里设有文化科,文化科负责管理文艺事业。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与此同时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文教厅。随后,在西藏的各地市、县等行政部门相继建立了文教局、文化科等专门管理机构。至此,西藏已初步形成全区范围内的文艺管理体系。

  1976年1月,西藏自治区文教局分开,文化、教育各自成立独立建制。随后,各地市、县的原文教局也相继分开,成立文化局,为文艺事业的管理争得自主权和主动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作为文艺管理部门的配角,群艺馆、文联、文化馆等新的机构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藏相继成立,并扩展到全区各地市、县。如:1975年底西藏自治区群艺馆成立,1981年底西藏自治区文联成立,随后各地市文联相继成立。到目前,已全面形成全区范围内的文艺管理体系。

  2、表演机构 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出于当时政治宣传等工作的需要,凡在西藏工委、分工委所在地都建有文工团(队),如:西藏工委文工团(亦称达赖文工团)、日喀则文工队(亦称班禅文工队)、昌都文工队等。当时,这些文工团(队)的规模很小,一般都由十几人或几十人组成,其成员大多数为部队转业下来的汉族文艺工作者和部分当地民间艺人,排练设施及道具、服装、乐器都很简陋,节目也均属于小型。对此,如果按现在的标准去衡量,或多或少表现出业余性或不规范性。然而,这些表演团队在人力、物力、财力等诸方面均受到工委与分工委的重视和资金投入,因此,它们在西藏当代音乐发展史上已成为最早的表演机构。随着“17条协议”的深入贯彻执行,1958年8月西藏歌舞团正式成立,它是在原工委、分工委下辖各文工团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当时西藏各族各界文艺人才的一次优化组合,也是西藏自治区文艺事业真正向专业化道路上迈进的开始。西藏歌舞团的成立,为西藏自治区专业表演团体的建设开辟了新的道路,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西藏当代音乐事业的发展。

  此后,在西藏自治区、各地市相继建立了专业文艺表演团体:1960年西藏自治区藏剧团和西藏自治区话剧团成立,1965年拉萨市文化工作队和山南地区文化工作队成立,1966年阿里地区文工团成立,1971年日喀则地区文工团成立,1972年昌都和那曲地区文工团成立,1979年林芝地区文工团成立。在专业文艺表演团体建立的同时,从70年代以来在全区范围内还组建了一批业余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如:1972年堆龙德庆县文艺宣传队成立,1982年乃东县文艺宣传队成立,等等。目前,西藏已建有10个专业文艺团体(其中区直3个、各地市7个)和17个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以及160余个民间业余文艺演出队和藏戏队。

  3、研究机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艺术学科重点科研项目集成工作的开始,经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1983年初在区文化厅下属组建了艺术研究室。1986年召开的全区第一届民族文化遗产抢救工作会议上成立了全区民族文化遗产抢救领导小组,并把艺术研究室更名为西藏自治区民族艺术研究所,从区级建制提升到县级建制,兼负全区民族文化遗产抢救办公室职能。此后,又在全区各地市相继组建了民族文化遗产抢救、整理和研究机构,并展开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抢救、搜集、整理、研究、编辑、出版民族民间艺术遗产的工作。随着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所属的四川大学、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成立,2001年成立了西藏大学艺术研究所(校级)。

  二、培养音乐专门人才

  众所周知,旧西藏只有一支官方组织的宫廷乐舞“嘎尔巴”队,其人数不多,乐队人员就更少;另有民间组织的“囊玛基度”和各地方的藏戏队,属于自发性的群众组织,其中的乐手、歌手均属民间艺人,谈不上现代意义的专业音乐工作者。然而,随着当代音乐专门机构的组建,党和政府大力加强了音乐专门人才的培养。早在十八军部队进藏途中,一路上吸收了包括白登朗杰、彭青、格桑达杰在内的一批藏族音乐爱好者,并于上世纪50年代末将他们送往北京、上海等地学习音乐专业。在和平解放初期建立的西藏工委、分工委所在地文工团(队)中,相继吸收了一批当地民间艺人和新学员进行培养。1954年赴内地巡回演出的大多数演员,经国家民委的安排留在中央民族歌舞团等单位学习文化知识,接受专业训练。1957—1958年当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在西安成立之后,其演员就留在咸阳西藏公学,一边学习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一边准备为国庆10周年献礼的节目。1956—1965年期间,先后选送包括才旦卓玛在内的零星学员赴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学习音乐专业。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以后,随着各地市专业艺术团体的组建,西藏各艺术团体相继向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成都、广州、西安等地艺术(音乐)院校选派大批学员学习音乐专业,使西藏音乐工作者队伍得到不断充实和加强。

  西藏的文艺管理部门和各艺术团体,在高度重视学员送往内地培养的同时,也注重了在本地区和本部门在岗的培养。如,当今在西藏自治区作曲界较为活跃的洛泽、索玛尼、达瓦等,在声乐界较有名望的拉萨市民族艺术团的达珍、原那曲地区艺术团的索朗旺姆等均属于在岗学习提高而成才的。1975年西藏师范学院文体系的建立和1980年自治区艺术学校的建立,为全区艺术教育及专业艺术团体的人才培养开辟了新的道路,从而使得西藏自治区音乐师资的培养逐趋自给自足化。根据笔者统计,截至2003年5月1日,西藏共有专业音乐工作者489人,其中乐队演奏员210人,专业歌手61人,专业作曲26人,音乐师资183人,指挥2人,音乐编辑3人,音乐集成4人,这与西藏和平解放前夕相比(12人)增长了40倍。

①(注:下乡实地考察所得数据。)

  三、创办现代音乐教育

  和平解放以前,西藏约有20所官办学校和90多所私塾,但这些学校均未设音乐课程②(注:见《西藏艺术研究》[J],1996年第2期第76页。)。1951年,随着昌都解放,西藏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小学——昌都小学开学。1952年,随着拉萨第一小学成立,又相继办起了拉萨回民小学、拉萨第二小学及各地区公办小学。1956年西藏第一所中学——拉萨中学正式开学。这一时期各学校都已经配有1—2名兼任音乐教师(随十八军进藏的音乐工作者),每周设有一节音乐课,以学唱歌曲为主,主要教唱当时国内流行的革命历史歌曲及汉族民歌等,它标志着西藏当代音乐教育的诞生。自西藏民主改革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建立,西藏的音乐教育事业不断得到加强、发展和完善。如从民主改革到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的那一阶段里,各学校结合西藏民主改革内容纷纷成立了演出队,文艺活动开展得比较活跃。其中,拉萨中学的文艺活动搞得最为活跃,他们设有校合唱团、文艺宣传队、学生乐队,并每年都要举行以班级为单位的合唱比赛及各种文艺活动,使得学校文艺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到了1975年,西藏师范学院招收了第一批音乐师范专业学生。当初开设的课程有基本乐理、视唱练耳、钢琴、风琴、手风琴、二胡、声乐、舞蹈等。这批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了全区基层教育岗位上任音乐教师,从此解决了西藏音乐师资缺少的问题,开始有了西藏本地培养的音乐教师。1978年,在原音乐、美术专业基础上成立了文体系。同年春季招收了第一批参加全国统考的音乐学生,秋季招收了首批4年制音乐本科生,并开始增设了和声、曲式、配器、中国音乐史、外国音乐史、音乐欣赏、指挥等课程。此后,先后从社会上聘请精通藏族传统音乐的学者雪康·索朗达吉和嘎尔本·巴桑顿珠为该系教师,同时先后调进善于演奏藏族乐器的白珍、扎西次仁等为文体系音乐教师,并增设了“藏族音乐”课程,这为后来艺术系的教学向民族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1975年建立专业到1985年西藏大学艺术系成立期间,曾受到内地援藏教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1975—1978年间上海音乐学院相继派来3批援藏教师。1979年援藏任务转到天津市和吉林省。在援藏教师的带动下,该系的教学逐渐趋于完善,并开始形成了援藏教师、本地教师和大学毕业生相结合的师资队伍,为后来提高办学层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1985年,原文体系改为艺术系,并搬到全新的艺术楼办学。此时,通过10年的建设,使教学的硬件、软件设施都得到很大的改善,此后艺术系的教学真正走向规范化。目前,艺术系已全面建立了具有西藏地区特色的现代化音乐教育体系,全系拥有35名音乐教师。据统计,截至2000年9月,该系共招收了13届音乐班级,其中大专班11届、本科班2届,培养学生达173人次,其中大专生149人次、本科生24人次。这些学生中除个别被留校或输送到文艺团体外,其余都分配到全区的基层教育岗位上任教(中学为主),以满足基层音乐教育之需要。

  过去,西藏各类学校在音乐师资的培养上呈现以下特点:中等学校(指中学、各中专学校)的音乐师资一般由西藏大学艺术系承担培养,小学音乐师资主要由各地市师范学校承担培养。因此,全区各地市师范学校为小学音乐师资的培养付出了较大的努力,那些历届师范学校毕业生对西藏小学音乐教育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作为西藏中等师范学校的典范——拉萨师范学校,如今已全面建立了中等师范音乐教育体系,该校设有音乐组,有7名音乐教师,配置全新的音乐设施,并已面向全区招生,开始担负起全区最基层的音乐师资的培养任务。还有,原西藏自治区艺术学校曾在上世纪90年代相继招收了2届音乐师资班,每班约有20名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全区各地市小学任音乐教师。据有关资料显示①(注:见《中国藏学》[J],1999年第1期第88页。):截至1999年3月,全区有806所小学、94所中学、13所中等专业学校、5所中等师范学校,以上学校中的70%已配有音乐教师。

  四、吸收外来音乐文化

  自古以来,藏族人民就有吸收和借鉴外来优秀文化的传统。如在吐蕃王朝时期吸收了印度的佛教文化,并借鉴古印度文字创造了藏文,同时从汉地吸收了工艺、历算等,从尼泊尔吸收了建筑文化;在封建割据时期曾派众多僧徒外出取经,从而迎来了藏传佛教史上的后弘期。从音乐上讲,早在吐蕃王朝时期通过文成公主使多弦琴(竖琴)传入西藏;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通过拉达克歌女乌坚布赤、嘎尔本·古第及其儿子普扎西等使西藏上部阿里的“嘎阿尔”、“嘎尔鲁”等歌舞艺术传入拉萨;在七、八世达赖喇嘛时期通过多仁班智达使扬琴、工尺谱等传入西藏。

  纵观西藏当代音乐发展史,它也是一部不断吸收和借鉴外来音乐文化的历史。首先,早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由进藏部队中的音乐工作者们最先把内地及世界的音乐文化传播到西藏高原上。他们带着二胡、板胡、笛子、三弦、梆子、小锣等民族乐器和手风琴、小提琴、大提琴、小号、长号等西洋乐器来到西藏,成立文工队(宣传队),并组建包括藏族本土乐器六弦琴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乐队,从而使内地的民乐演奏法和西洋乐及其演奏法开始在西藏流传开来。同时,他们带来了简谱、五线谱两种记谱法和西洋作曲技法,并对藏族音乐素材最先使用西洋作曲技法,从而创作了众多以歌曲为主的音乐作品,开创了西藏当代音乐创作的先河。

  自从西藏民主改革,特别是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政府相继选派了一批又一批藏族学员到内地接受新音乐文化,他们学习了二胡、笛子、扬琴等民乐演奏法和小提琴、钢琴、手风琴、长笛等西洋乐器演奏法,而且学习了视唱练耳、乐理、西洋作曲技法、中西方音乐史以及歌唱法等专业知识。与此同时,西藏的各艺术团体不断从内地引进各种音乐器材。如今西藏各专业艺术团体中已全面接收了内地和西洋的作曲法、演奏法和演唱法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从而开辟了西藏音乐事业与全国和世界接轨并与之同步发展的局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港台及内地流行歌曲的问世与传播,通过藏族音乐工作者的借鉴、创作,产生了如《圣地之歌》等藏族通俗歌曲;随着藏族音乐工作者队伍的不断发展与壮大,产生了由藏族作曲家创作的《吉祥九重天》、《雪域大法会》、《大雁颂》、《金色岁月》、《大峡谷》等既属于民族,又属于世界的大型优秀音乐作品;随着MIDI音乐制作技术的问世,从90年代起MIDI制作技术开始传入西藏,而且逐渐被藏族音乐工作者学会并使用,相继制作出众多歌曲音带(包括伴奏带),从而推动了西藏通俗歌曲的创作。另外,1996年西藏(爱乐)室内乐促进会的成立和随之而举行的音乐会,1997年举办的“97新年音乐会暨俄珠多吉指挥专场交响音乐会”等,为严肃音乐在西藏的推广和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传统音乐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

  西藏和平解放以前,由于受旧的社会等级制、价值观与宗教观的影响和制约,音乐的表演内容、表演场合等方面存在着很多清规戒律,对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及民间音乐制定有种种禁锢。如,宫廷音乐一般只允许在宫廷中表演,仅供少数上层僧侣及达官贵人欣赏,禁止为下层老百姓演出,其表演内容大多为宗教或与之相关的内容,很少有民间内容;宗教音乐一般在各个宗教节目中表演,并成为宗教活动的一部分;民间音乐一般在民俗节日中表演,并禁止在宗教音乐、宫廷音乐中融入民间音乐。这种严格的清规戒律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而导致了传统音乐文化的封闭式发展。

  自从西藏和平解放,特别是实行民主改革以来,西藏音乐事业的发展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此,打破了过去的清规戒律,在音乐的表演内容、表演场合、表演对象及形式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具体变化状况有:1956年民间歌舞堆谐、囊玛第一次被吸收到宫廷“嘎尔巴”队中,并为陈毅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演出,它象征着民间文化与宫廷文化间的开始结合,同时演出了平时在公众场合被禁演的“刀舞”等宫廷“嘎尔巴”节目。1957年西藏藏戏艺人随团赴莫斯科参加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出,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藏族的歌舞和戏剧艺术,并第一次把西藏民间艺术带入世界艺术殿堂。1959年正当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西藏文艺代表队赴京演出了反映百万翻身农奴得解放内容的“丰收舞”等节目,第一次把翻身农奴庆丰收的喜悦心情展现于现代舞台。1960年初“第一次把西藏民间的一种叫‘折嘎’的说唱形式搬上了舞台……”①(注:见《西藏日报》[N],1960年9月7日。)。随之民间藏戏也开始从露天广场搬上现代舞台,并开始“用藏戏形式表现新内容,在表演中巧妙地穿插了些歌舞,使主题思想得到更好的发挥……”②(注:同上。)。随后,对藏戏艺术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出现了很多新编剧藏戏,并在传统的一鼓一钹伴奏基础上开始加进民乐伴奏,从而使其表现力更加富于戏剧性。1965年推出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融歌曲、舞蹈、音乐为一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翻身农奴向太阳》,它为传统歌舞艺术向现代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传统音乐文化已全面走向开放。1982年10月,长期被禁演的宫廷“嘎尔”歌舞通过抢救正式与广大群众见面。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以《雪域大法会》为代表的宗教音乐搬上舞台与广大群众见面。如今,传统歌舞艺术伴着现代化的舞台布景、数字化技术控制的灯光音响效果,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观众面前,无论是宫廷音乐、宗教音乐,还是民间音乐,均以同等的地位出现,其观众也均为广大的人民群众。

  六、音乐的服务对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新旧西藏社会中文化艺术的服务对象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旧社会,“西藏的生产资料和文化教育为极少数上层僧侣、贵族所垄断,文化艺术只供少数上层僧侣和达官贵人消遣,占西藏人口95%的广大农奴生活极度贫困,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毫无保障,根本谈不上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①(注: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0年6月发布的《西藏文化的发展》第2页、14页。)。如西藏和平解放以前仅有的官方文艺团体——宫廷嘎尔巴队,其服务对象就是上层统治阶级,他们常为上层僧侣和达官贵人演出,禁止为社会下层的广大农奴和平民演出,成了为少数人服务的工具。

  在新社会,文化艺术的服务对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根据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西藏的文化艺术从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转向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有从事文化艺术和欣赏文化艺术的权利。50多年来,在党的文艺“二为”方向的指引下,西藏的各专业艺术团体不断创作了许多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而且坚持经常下乡为农牧民演出。据有关部门统计②(注:同上。),仅1995—2000年间,全区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共演出4887场,观众达279万人次,每年为基层群众演出达400余场;全区各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每年下乡演出达2000余场次③(注:见《西藏艺术研究》2001年第2期,第21页。)。由此可见,音乐的服务对象上的深刻变化。

  七、音乐创作繁荣兴旺

  西藏和平解放以前,可以说西藏没有专业音乐创作人员,尽管曾由多仁班智达及民间“囊玛基都”组织中的阿觉朗杰、热布塞·阿布都热玛等创作有部分囊玛堆谐歌曲,然而这些歌曲都是以民间手法即兴发展而成,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民间即兴创作的特点,还谈不上现代意义的创作。自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十八军文艺工作者的进藏,简谱和五线谱记谱法开始传入西藏,同时使西洋的作曲技法也随之传入,从此,在西藏音乐史上开始出现了专业音乐创作者队伍,而且开始产生西洋作曲技法与藏族音乐语言相结合的音乐作品。根据作者的民族成分和作品类型,西藏当代音乐的创作可分为两个时期,即1950—1980年间为第一时期,1980年至今为第二个时期。

  从1950—1980年间的音乐创作而言,因为这一时期的音乐工作者大多数为十八军汉族同志,所以在音乐创作领域中同样表现出“汉族作者居多”这一特点,形成了以罗念一为代表的音乐创作群体。这一群体的主要成员有罗念一、时乐蒙、周明德、白登朗杰、高如星、孟贵彬、吴光旭、格桑达杰、边多、常留柱等。他们先后创作的主要作品有:《歌唱二郎山》、《叫我们怎么不歌唱》、《阿妈,你不要远送》、《拉萨之春》、《毛主席的光辉》、《西藏好》、《请您喝杯酥油茶》、《翻身农奴把歌唱》、《美丽的西藏,可爱的家乡》、《毛主席派人来》、《我的家乡好》、《咱们的书记下乡来》等歌曲和《洗衣歌》、《逛新城》、《翻身农奴向太阳》等歌舞作品,以及《丰收之夜》、《昌都锅庄》、《铃鼓舞》、《山南果谐》等舞蹈音乐和笛子独奏曲《春到拉萨》、管弦乐作品《西藏组曲》等。这些音乐作品以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曾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藏族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等演唱而广泛流行于区内外,从而形成了西藏当代音乐创作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从1980年至今的音乐创作,一方面由于党和政府不断加强对藏族音乐人才的培养,从而使一批批藏族的音乐创作人员茁壮成长,并逐渐形成了以藏族为主体的音乐创作群体。这一群体的主要成员有:白登朗杰、格桑达吉、格来、索玛尼、强巴尊珠、李光德、马阿鲁、洛桑三旦、格桑平措、尼玛达瓦、达瓦、其米多吉、边洛、扎西次旺、旦巴、仁青、洛泽、曲根、觉嘎、多吉次仁、美朗多吉、多吉欧珠等等。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而带来的宽松环境,为音乐创作提供了绝好的机遇,加上由于改革开放而带来的各种新文艺思想、新潮流的创作手法,为各种音乐门类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于是,最先于上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桑吉卓玛》、《请告诉拉萨景况怎样》、《拉萨姑娘》等朗朗上口的藏族歌曲①(注:这些歌曲对后来《圣地之歌》等歌曲的问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歌曲均用藏文歌词写作,其音调与藏族民歌非常接近,因此备受广大藏族群众的喜爱。从80年代末起,相继出版了3盘名为《圣地之歌》的藏族通俗歌曲盒式音带。这类歌曲的特点是词意明朗、朴素,音调自然、抒情,并运用自然的发声方法演唱②(注:如:轻声、气声、直声、喊声、吐声、颤声等。),通过电声乐为其伴奏,产生出一种全新的音响效果,深受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人所喜爱。从此以后,在雪域高原上全面掀起了“藏族通俗歌曲热”浪潮,一盘又一盘藏族通俗歌曲盒式音带相继问世,一首又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与广大听众见面。与此同时,由藏族作曲家独立创作的舞剧《热巴情》、组曲《吉祥九重天》、《雪域大法会》、《大雁颂》等大型音乐作品相继问世,从而迎来了西藏当代音乐创作史上的第二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品有:大型主题歌舞《大雁颂》、史诗性大型乐舞《珠穆朗玛》、藏传佛教音乐组曲《吉祥九重天》、大型藏族器乐组曲《雪域大法会》、大型藏族器乐组曲《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歌曲《春风在心中荡漾》、《我爱金子般的家乡》、《藏文识字歌》、《阿绕康巴》、《香巴拉并不遥远》、《青藏高原》、《咱们西藏好》、《欢聚拉萨》、《吉祥颂》以及表演唱《打墙歌》、《沉甸甸》、《阿觉索朗多布杰》等等。

  为了发现新人新作,推广优秀音乐作品,在西藏当代音乐创作史上曾于1985年和1991年举办了首届、第二届“珠穆朗玛奖”优秀歌曲评选,于1996年和2000年举办了首届、第二届“才旦卓玛艺术基金奖”歌曲作品比赛,于1990年举办了全区首届管弦乐作品比赛和第二届全区专业民族器乐作品比赛。同时,先后出版了《白登朗杰创作歌曲选》、《啊,西藏……》、《格桑达吉音乐作品选》、《腾飞吧!西藏》、《西藏新创作歌曲选》、《罗念一创作歌曲集》、《圣地之歌》、《唱给太阳的歌》以及《雪域少儿歌曲选》(3本)等优秀创作歌曲精选。通过比赛和创作歌曲集的出版,既检阅了创作队伍、又交流了创作经验,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西藏音乐创作的繁荣。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至今新创作的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器乐曲)达5000件(首)以上③(注:平均每年按100件计算。)。

  八、传统音乐的理论研究空前活跃

  对于藏族传统音乐的理论研究,虽然其历史较悠久,早在13世纪就出现了由藏族著名学者萨迦班智达·贡嘎坚参所著的《乐论》,表明从那个时候起已开始了对传统音乐的理论研究。然而,对传统音乐的比较系统、全面的抢救、搜集、整理、归纳以及理论研究,还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随着西藏发展和进步的历程,一批又一批专业音乐工作者成长,继而也开始了对传统音乐的理论研究工作。

  从1950—1980年期间的理论研究状况看,研究人员几乎都为汉族音乐工作者,他们克服了语言的障碍,对藏族传统音乐进行潜心研究,并撰写了许多音乐理论文章。这一阶段出现的音乐论著有:1、音乐文章:樊步义《藏族人民的歌舞》见《新观察》1953年3期;黄秉山《弦子音乐》见《人民音乐》1954年4期;白桦《热巴的歌》见《新疆文艺》1956年4期;王尧《藏歌——“谐”浅谈》见《民间文学》1957年3期;何永才《西藏山南的果谐》见《舞蹈》1958年第7期;西藏社会历史调查组《西藏古典歌舞——囊玛的调查报告》见《民族研究》1959年6期;何乾《康巴歌舞万紫千红》见《人民音乐》1960年4期;夏川《藏民对口曲》见《青海湖》1962年5、6月号;罗念一《关于西藏音乐》见《西藏日报》1979年5月13日等等。2、抢救的乐谱:《西藏古典歌舞——囊玛》、《西藏民间歌舞——堆谐》,这两本乐谱书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由中国音乐研究所搜集、整理而出版的。

  从1980年至今的理论研究状况来看,一是研究人员从前期的“汉族居多”现象转为“藏族居多”,初步形成了以藏族为主体的音乐研究者队伍;二是研究的深度比前期有了较大的提高,突破了以往的“介绍”或“说明”性层次,并开始出现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论著。如,西藏大学音乐学科硕士研究生导师、藏族音乐史学家更堆培杰教授曾发表的《赏心悦耳明目之喜宴中的古谱破译》一文,以严密的逻辑性和极其扎实的专业功底,把300年前的“嘎尔鲁”古谱(文字谱)破译成现代乐谱(简谱、五线谱),从而使300年前的西藏音乐展现于当代人面前。因其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故而也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赞赏,显示出了西藏音乐理论研究的水平。这一阶段出现的主要音乐论著有:

  1、文章(论文) 边多《谈谈藏戏音乐》见《西藏歌舞》1982年试刊号;娜茜《藏戏源流初探》见《西藏研究》1987年1期;刘志群《试探我国藏戏艺术的起源萌芽期》见《艺研动态》1987年1期;格勒《藏族的歌舞》见《民族文化》1983年2期;雪康·索朗达吉《略述“堆谐”和“宫廷歌舞”的产生》见《西藏研究》藏文版1984年2期;《藏族歌舞的传说》见《民族文化》1985年1期;廖东凡、边多《阿嘎谐——西藏盖房劳动歌》见《民间文学》1985年1期;糜若如《藏族民歌中特有的演唱技法“镇固”的探讨》见《少数民族文艺研究》1986年1期;雪康·索朗达杰《论西藏囊玛堆谐的由来》见《艺研动态》1987年3期;嘎尔本·巴桑顿珠《略论“嘎尔巴”乐舞存世情况》见《西藏大学校刊》藏文版1987年总22期;泽仁雍珠《浅谈藏族声乐艺术的发展和提高》见《艺研动态》1987年6期;旺堆《昌珠阿谐舞的源流和特点》见《西藏艺术研究》1988年1期;马阿鲁《西藏民间音乐基本规律初探》见《西藏艺术研究》藏文版1988年1期;嘎尔本·巴桑顿珠《略谈培养嘎尔巴人才及嘎尔的历史》见《西藏艺术研究》藏文版1988年1期;雪康·索朗达吉《谈谈西藏民族民间音乐的音律》见《西藏文艺》藏文版1988年4期;徐清华《对藏族歌舞“弦子”的探索》见《音乐探索》1989年6卷1期;更堆培杰《七音品对研析藏族音乐的重大理论价值》见《西藏艺术研究》1989年2期;堆果《略谈流传在甘南草原上的阿里扎念琴及其演奏特点》见《西藏艺术研究》1989年2期;仁增《关于泽当嘎尔巴谐玛的音乐》见《西藏艺术研究》1989年4期;索次《漫谈谐钦艺术》见《雪域文化》1989年4期;边多《浅谈藏族古老的民间音乐——朵塔尔玛》见《西藏艺术研究》1990年2期;江果·次平《从金果地区的“果谐”看藏族“果谐”产生年代》见《西藏艺术研究》藏文版1990年2期;格桑曲杰《西藏民间音乐的瑰宝——彭波冲鲁谐青》见《西藏艺术研究》1991年3期;拉巴顿珠《略论“囊玛”歌舞的由来》见《雪域文化》藏文版1991年3期;次旺《略谈堆谐“觉”的种类》见《西藏艺术研究》藏文版1992年2期;谷格·喇嘛次仁《译介札西伦布寺“色姆庄姆”羌姆》见《西藏艺术研究》藏文版1992年1期;孟源《藏族管乐莽号》见《康巴文苑》1993年1期;赤翁克埃《防雹歌舞》见《民族》1993年3期;扎西达杰《藏传佛教的乐谱文化》见《中国西藏》1993年3期;格桑曲杰《“归布”琴初探》见《西藏研究》1994年2期;央金卓嘎《初探藏北牧歌的演唱方法和技巧》见《西藏艺术研究》1994年2期;格桑曲杰《卓鲁的概念与种类划分》见《西藏艺术研究》1995年1期;雪康·索朗达吉《从囊玛“扎拉西巴”谈囊玛的结构特征》见《西藏艺术研究》藏文版1995年1期;米玛洛桑《浅析堆谐囊玛音乐》见《西藏艺术研究》1995年2期;扎西达杰《蒙藏“格萨尔”音乐比较研究》见《西藏艺术研究》1995年3期;扎西达杰《论牛角胡》见《西藏艺术研究》1998年3期;贡嘎次旦《康巴“长调”小议》见《西藏艺术研究》1996年2期;雪康·索朗达吉《浅析雪域高原民族乐器“贵布”即扎念琴》见《西藏艺术研究》2000年1期;更堆培杰《略论割据时期的藏族民间歌舞音乐》见《西藏艺术研究》藏文版1999年1期;更堆培杰《略谈藏传佛教音乐与乐谱》见《西藏艺术研究》2000年2期;更堆培杰《嘎尔的历史及其音乐》见《西藏艺术研究》2001年1期;雪康·索朗达吉《传统藏戏唱腔探究》见《西藏艺术研究》1999年2期;格桑曲杰《夏尔巴器乐曲》见《西藏艺术研究》2002年1期,等等,此类论文举不胜举。

  2、学术专著 《当代西藏乐论》(边多著)于1994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歌舞概论》(雪康·索朗达杰著)于1992年6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西藏音乐简史》(更堆培杰著)于2003年5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六弦琴弹奏法》(次旺著)于1997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3、抢救部分 萨班《乐论》(藏文版)于1986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其原文于1982年由著名藏族音乐学家雪康·索朗达吉在布达拉宫内的经文堆中发现,1985年由赵康翻译成中文,见《西藏歌舞》1985年4期;《供云乐舞》(嘎尔鲁歌曲集)于1985年在拉萨出版,它是由拉萨市群艺馆和西藏自治区群艺馆联合组织抢救的,并根据嘎尔本·巴桑顿珠等亲自演唱的录音带记谱、整理而成;《赏心悦耳明目之喜宴》(第司·桑杰嘉措著)于1991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古谱是被嘎尔本·巴桑顿珠于1990年赴印度探亲期间从拉达克地区找回来的。

  4、集成部分 上世纪从70年代末开始,国家对西藏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进行了大规模而系统的普查、搜集、采录和整理工作。80年代初,西藏自治区各地市成立了民族文化遗产抢救、整理和研究机构,展开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抢救、搜集、整理、研究、编辑、出版民族民间文学艺术遗产的工作。据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01年7月收集到“录音带500多盘,包括民间歌曲、曲艺音乐、宗教音乐、戏曲唱腔、器乐曲等共有1000多首,文字资料1千多万字”①(注:见《西藏艺术研究》2001年第3期,第4页。)。《中国戏曲志·西藏卷》于1993年出版;《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西藏卷》、《中国民族民间曲艺音乐集成·西藏卷》已通过文化部终审,有望近期出版《中国民族民间歌曲集成·西藏卷》正在编辑整理当中。

  九、音乐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西藏和平解放以前,由于经济落后、交通不畅,因而区内各地间的人员往来稀少,各地区间的音乐文化交流也相对迟滞,很少听到异地音乐,与区外和国外的音乐交流更是寥寥无几。但是,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畅通,区内各地间的人员往来与日俱增,从而使音乐文化的交流也日益频繁,使音乐的地区与地区间的交流,城镇与乡村的交流,区内与区外的交流,区内与国外的交流等变得更加活跃。如今,在西藏随便某个地方,人们随时都能聆听到本地、外地,甚至是异国的音乐。从西藏当代音乐事业的发展来看,音乐文化的交流主要在两个方面得到发展。

  1、区内交流 1956年、1965年、1972年、1979年、1985年、1996年各举办了全区第一、二、三、四、五、六届专业文艺会演;1985年、1991年、1996年、2000年各举办了第一、二届“珠穆朗玛奖”歌曲评比和第一、二届“才旦卓玛艺术基金奖”作品比赛;1990年举办了全区首届管弦乐作品比赛、全区第二届专业声乐和专业民族器乐作品与演奏比赛;1963年举办了全区第一次群众文艺会演,此后相继举办了多次群众文艺会演②(注:包括藏戏、曲艺等小型会演。在六七十年代,群众文艺会演一般每两年举行一次。);1986年起恢复了拉萨市的传统雪顿节,从此,全区的各藏戏团队每年汇集于拉萨并举行藏戏表演等等。通过上述文艺会演、比赛、演出,促进了西藏各地区音乐文化的交流,推动了西藏当代音乐的发展。

  2、区外交流 一方面,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自治区很多专业、业余演出团曾先后赴京参加全国性的文艺会演及比赛,从而使西藏悠久的传统艺术走向全国,也加深了全国对西藏音乐的了解。与此同时,每当自治区级的各大庆典之际,中央派来很多艺术团为西藏的大庆做献礼演出,从而使祖国各民族的优秀文艺作品展现于西藏人民面前,加深了西藏对祖国各民族音乐的了解。另外,早在1965年,西藏军区文工团曾以“西藏歌舞团”的名义前往尼泊尔进行友好访问演出;1978年,西藏歌舞团出访北欧五国(瑞典、挪威、丹麦、冰岛、芬兰);从8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对外文化交流已日益成为宣传西藏、展现西藏的重要途径。从此,全区各专业、业余艺术团相继以“中国西藏艺术团”的名义前往世界各国演出。据有关资料显示,仅1995—1999年,西藏自治区就先后派出包括藏族群众业余演出团在内的40个艺术团组,360人次,到世界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演出③(注: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0年6月发布的《西藏文化的发展》,第14页。)。

  十、群众文艺蓬勃发展

  群众文艺也是西藏当代音乐事业的一部分。在旧西藏,也有群众文艺活动,有很多民间演出组织,这些演出组织常结合各民俗节日开展一系列文艺活动。然而不同的是,在当代音乐发展史上,由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因而使群众文艺事业在发展速度、规模以及内容等方面都与旧西藏形成鲜明的对比。首先,早在1953年拉萨市爱国青年联谊会成立之初,在该组织下面就组成了一支业余文艺宣传队。到了1957年,又在拉萨青妇联组织下面成立了一支业余文艺宣传队。与此同时,在各地区也相继成立了青妇联业余文艺宣传队。1959年以后,随着西藏民主改革的推进,在全区各地广大城乡纷纷组建了许多业余歌舞队和藏戏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自编自演了众多反映翻身解放后新生活的节目。并相继举行了地区性的群众业余文艺会演,如,1960年9月拉萨市举行群众业余文艺会演,参加会演的有拉萨市所属各县(区)、机关、学校的10个业余演出队,共有演员350多人①(注:见《西藏日报》1960年9月26日。)。1963年举行了全区第一次群众文艺会演,它是西藏当代音乐发展史上出现的第一次全区性群众文艺大交流。通过会演,树立了拉萨市和江孜县业余宣传队等典型,并以这两个队的演员和节目为基础,吸收其他代表队的突出节目和演员组成了一个能够代表西藏群众文艺水平的代表队,先后在拉萨、成都等地集中排练和培训,于1964年赴京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第一届群众业余文艺会演,使西藏的群众文艺活动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亮相。之后,经西藏自治区文教处批准把该代表团改编成为“乌兰牧骑式”文艺宣传队,并步行到山南等地演出,它对促进西藏自治区群众文艺活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②(注:叶玉林:《风云万里,艺苑纪行》[A],《西藏艺术研究》1999年第2期,第76页、77页。)。1965年,随着西藏自治区的正式成立,全区群众文艺事业继续向前发展。据有关资料显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各地有业余演出队约二十几个,到六十年代末,已发展到四百多个,这种勃发的形势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百花凋零的形势下仍得到发展。到七十年代中期,全区已有业余文艺演出队六百余个……。”③(注:同上。)又有资料显示,到了70年代中期“全区已有业余宣传队一千多个,共有队员一万五千余人。”④(注:《全区群众业余文艺调演在拉萨开幕》[N],《西藏日报》1975年10月23日。)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先后召开的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全区群众文化建设日新月异,群众文艺得到蓬勃发展。首先,在各地区陆续成立了群众艺术馆,它为群众文化的有序、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如,西藏自治区群艺馆曾多次派出干部和业务人员下乡深入农牧区、边境县(口岸),举办音乐、舞蹈等培训班,培养群众文艺骨干,并赠送乐器、服装和化妆品,指导各地(市)举办群众文艺会演⑤(注:徐大猷、绕元厚、达·雪涓:《西藏四十年文化艺术成果》[A],《西藏艺术研究》,1991年第2期,第12页。)。同时,相继在县、乡建立了文化馆站,从而为群众文艺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区已有自治区级和地市群众艺术馆7座(林芝除外),县级多功能文化馆49座,乡级文化站213座,村级文化活动室535个,国家级农村儿童文化园1座,少儿艺术团3个,老年活动中心(室)10多个,乌兰牧骑文艺演出队(民间艺术团)17支,业余文艺演出队、藏戏队近千个,各种文化设施、文化队伍配套发展,基本形成了具有西藏特色的地、县、乡、村四级文化网络,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⑥(注:尼玛:《西藏文化艺术事业现状》[A],《西藏艺术研究》2001年第2期,第21页。)。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相继恢复和新建了如拉萨市的“雪顿节”、泽当的“雅砻民间艺术节”、那曲的“赛马节”、日喀则的“珠峰文化艺术节”、江孜的“达玛节”、昌都的“康巴文化节”等群众文化节庆活动,为全区群众文艺的开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时间,有力地推动了群众文艺的发展。[本文责任编辑央珍]

[作者简介]米玛洛桑,西藏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副教授。(拉萨 850001)

(责编: 张素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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