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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康区研究的历史突破

尼玛扎西 发布时间:2007-06-02 14:02:00来源: 中国藏学

  [摘要]近期,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呈现出新的研究趋势,表现为新的研究方法与手段的采用,即区域性研究出现,如茶马古道、藏彝走廊等民族交融地区研究平台的建立;多学科知识的交叉使用和借鉴;民族学研究内容的丰富和新的发展趋势。康巴文化,正位于西南民族长廊中心地带,其文化既为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独特性与多样性又十分明显。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对其文化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才能由“边缘缺失”来理解“中心文化”。①(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杜永彬为首的一批学者,有感于国际“藏学”持续升温,“安多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的现状,提出了有必要建立“康巴学”学科体系。格勒、任新建、王怀林等一批学者也指出,建立此学科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近期,李绍明先生、任新建先生,已经在共同署名的《康巴学简论》中,系统地对建立“康巴学”学科体系、推动康巴文化研究,进行了全面阐述。

  [关键词]康区;康巴文化;突破

  [中图分类号]K28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07)03-0067-06

  一、康区文化

  四川藏区在地理上位于青藏高原向川西台地、云贵高原过渡地带。平均海拔3500米左右,气候因高度而呈现出梯级变化,自高寒带至亚热带。北部地区为高山草甸地带,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中部及南部为河谷和山原地带,森林茂密,宜农宜牧,本区域内森林、水利、矿藏资源十分丰富,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纵贯全境,这些南北与东西走向的大河在高山地貌上分割出众多半封闭的民族定居点,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分散丰富的民族资源,使该地区的民族、历史、文化具有独特的和重要的研究价值。

  康区为我国三大藏族聚居区之一,其包括四川藏区(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西藏的昌都、云南西部地区和青海的玉树州以及果洛的部分地区。地区总面积为24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省面积的42%左右,藏族人口108万余人,约占藏族总人口的25%,是仅次于西藏的第二大藏族聚居区。除藏族外,区内还有羌、彝、纳西、蒙、回、汉等10余个民族。

  关于康区独特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学者王秀玉曾指出“康区横跨中国内陆与西藏中部,中华帝国官员认识到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而不仅仅将它看作是前往拉萨的通道。官方对于地理安全的考虑使康区成为一个特别的边境地区,将其看作是四川的门户,其重要性诸如皮肤之于毛发,牙齿之于内脏,咽喉之于躯干上身”。②(注:王秀玉:《四川与康区寺庙间战争:晚清改革前的战事》[A],彭文彬:《康巴研究的新视角:空间、历史与族群》[C],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0页。)作为汉藏“茶马互市”的要津,康区是历代中央政府实施“以茶制番”策略的关键所在。唐朝时期,康区为唐与吐蕃争夺要地,后为吐蕃所占。吐蕃瓦解后被中原政府重新控制。元代为加强对该地区管理,在该区实行分封羁縻,戍兵屯田,“以宣王化”。明代将本区规定为藏地政教首领的朝贡通道。清末以来就有“治藏必先安康”之说,足见此区重要的政治地位。清朝时期,康区一直是当地土官、西藏噶厦政府与清中央政府间权力斗争的重点地区。经过西炉之争(1700)、大小金川之役(1746、1773)、乡城之役(1905—1906)、凤全事件(1905)、瞻对之争(1896—1911),清朝政府加强了中央集权,将地方行政自治权力逐步收回。1906—1911年,清政府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康区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政策,新设二道、四府、一州、二厅、二十五县。民国设置川边镇守使管辖康区,此后建西康省。甘孜州境属西康省,阿坝州境为四川第十六行政区。1950年,甘孜地区设为西康藏族自治区,阿坝地区为四川省藏族自治区。1955年,两地合省后分别被改为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康文化在藏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藏文典籍中,历来就有“卫藏教区”、“多堆(康区)人区”、“多麦(安多)马区”的“却喀松”(chol-kha-gsum“藏区三宝”)提法,先后有七世、九世、十世、十一世等4位达赖喇嘛出自康区。反映出康区在藏传佛教中重视人文价值,讲究教派间兼容共生、和谐发展。其中的德格文化更是在卫藏教区外开辟的影响广泛的佛法道场,先后出现了巴珠·吉美曲旺(1808—1887)、贡珠·云丹嘉措(1813—1890)、蒋扬钦哲·秋吉罗卓(1829—1892)、米旁·降央朗杰嘉措等一批大师学者。康区文化在藏文化中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

  1、语言差异。四川藏区流行藏语三大方言中的两种方言,即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康方言以德格话为代表,主要流行于今甘孜州地区;安多方言主要流行于阿坝州。在康方言内部,存在许多差异较大的被称为“地角话”的土语,如:嘉绒语(丹巴)、木雅语(康定、九龙、雅江)、鱼通语(康定)、道孚语(道孚、丹巴、新龙、炉霍)、扎巴语(道孚、雅江)、尔苏语(九龙)、纳木义语(九龙)、普米语(九龙)、曲域语(新龙、雅江)。2、宗教信仰方面的多元互动与文化包容特点。康区由于位于藏文化边缘地带,使得在卫藏地区被压制的宗教信仰得以在本地区生存并迅速发展。“据20世纪90年代的有关资料统计,全国藏族地区共有藏传佛教寺庙3300座,僧侣12万人。而四川又主要集中在康巴地区,在全省的700座寺庙中,康区就有500余座。从寺庙绝对数看,四川藏族地区仅次于西藏,但从僧尼绝对数及其在信教民族人口中所占比例来看却远远高于其它各藏族地区”,①(注:佚名:《康巴文化的华丽面容》[J],《西藏旅游》2004年第8期。)“如曾一度高僧辈出、颇有盛名的觉囊派,在西藏被视为‘外道邪见’遭到禁绝,但在四川藏区的壤塘一带,它却得到相当大的发展,拥有不少信徒,印刷大量宣扬该派宗义的经籍传播。在西藏式微的苯教和宁玛派,在四川藏区却十分兴盛,信徒和寺庙超过格鲁派。德格土司的‘五大家庙’中有三座都是宁玛派大寺。康东明正土司的‘五大家庙’则格鲁、噶举、萨迦、宁玛都有”。②(注:任新建:《略论“汉藏民族走廊”之民族历史文化特点》,引自“西藏网”,2005年,http://www.tianyabook.com.)多民族杂居状况使本地区内宗教信仰也表现出多元共生的繁荣景象,包括藏传佛教各教派、康区苯教、汉地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彝族的毕摩信仰、纳西族的东巴教等。3、康文化内文化区域性特征明显。“形成了诸如以德格为中心的康文化圈,以川西北草地为中心的游牧文化圈,以大小金川为中心的嘉绒文化圈,以贡噶山麓为中心的木雅文化圈,以大渡河中下游河谷为中心的‘西番’文化圈等各具地域特色的亚文化圈”。③(注:同上。)4、康区对于中国西南边政的辐射带动作用。清末川边改革与民国时期,康区发生过多起影响中国西南政治局势的历史事件,如:“康(川)藏纠纷”、巴安事变、红军长征过康区、西康建省等等。1904年,西姆拉会议提出的“内外藏分治”,英印当局将康区作为分裂中国政治图谋中的重要步骤。此外,发源于康区的邦达仓、桑都仓代表着西藏资产阶级新兴上升势力,不但在抗日战争时期,供应输送援华物资,而且直接影响到西藏近代政治、经济、历史的发展进程。

  二、新时期康区研究

  由于地理区位重要性与文化独特的双重价值,中央政权历来重视康藏地区的经营与筹划。在康藏、卫藏与安多三地区之间,存在广泛而复杂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关系,其中尤以康区对卫藏影响最为直接,近代以来,藏区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大多与康藏地区有直接关系。清朝以来,藏事经营中更是有“治藏必先安康”之说。上个世纪20至30年代民国时期对康藏文化研究达到新的高度,当时的调查材料包括数量众多的回忆录、日记、奏牍、报刊杂志、调查材料、游记、地方志等①(注:参见《清代藏事奏牍》[Z]、《锡清弼制军奏稿》[Z]、《赵尔丰川边奏牍》[Z]、《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Z]、《有泰驻藏日记》[Z]、《清季筹藏奏牍》[Z]等;报刊杂志书籍众多,主要有《边政》[N]、《边政公论》[N]、《边政导报》[N]、《康藏研究》[J]、《康藏前锋》[J]、《康导月刊》[J]、《蒙藏旬刊》[J]、《西康日报》[N]、《新西康》[J]、《边疆通讯》[J]等等。文献汇编集可参见:赵心愚、秦和平:《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赵心愚、秦和平:《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M],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年。)。调查者多为政府官员、汉藏学者与民间研究者、新闻记者和文人游客等等。调查材料内容广泛,丰富翔实,范围涉及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农林牧业、工矿交通、邮政通讯、财政差税、商贸金融、人口户籍等等。这些文字材料对于我们理解康区近代历史中的国家政治权力空间变化与族群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辅助。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科知识间借鉴与研究领域的深入,国内外“藏学”研究开始新的转型。以往的藏学研究注重于典籍研究与“外部观察”。随着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积极介入,藏学研究开始注重“参与式观察”与社区研究。其中美国人类学家戈尔斯坦运用人类学方法所作的近代西藏“全景式”研究,开创了藏学研究的新局面。“藏学研究”转型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与趋势:

  ①研究内容的多元化。在传统研究项目的基础上,一些新兴研究领域开始逐步涉及,包括藏族族群建构与文化认同的历史发展及现实关注,朝圣与空间研究,地方历史与文化,女性问题,寺院与社区的关系,民族旅游,藏传佛教,民间宗教与地方社区的关系,藏区教育与现代化等问题。1997年在荷兰莱顿大学召开了“第一届藏族朝圣国际会议”。1998年以来,相继出版了“西藏朝圣”、“藏族文化的神圣空间与地方”,以及“当代西藏的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等文集。除了朝圣研究外,还有学者对九寨沟朝圣空间与旅游的关系进行了研究。②边缘性研究“中心化”。在2004年圣地亚哥的亚洲年会上,印第安拉大学的中亚系主任Elliot Sperling教授说,“相对于20、30年代中国对川康研究的热潮,西方对康区的知识显得非常薄弱,康区研究是藏学研究的一个挑战”。以往藏学研究中以拉萨—卫藏地区为研究重点的模式开始转变,康区、安多研究得到关注与加强。1997年在哈佛大学召开了“第一届安多国际学术讨论会”,2000年在荷兰莱顿大学召开的第9届、2003年在牛津大学召开的第10届国际藏学研讨会上,以及2004年圣地亚哥的亚洲年会上,都专门组织了有关康区近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并出版了“康巴研究”学术文集。如艾普斯坦主编的《康巴历史——人民、地方、权力的视野》(2002),彭文斌博士主编的《康巴的英雄叙事:边疆、族群与国家》。③历史人物“能动性”诠释与重新诠释,如彭文彬博士的《纪念罗哲情措——现代康区的女性和地方政治》与《边疆过程——建省政治与民国时期的康人治康运动》,金红梅的《英雄还是恶棍?贡布朗吉的形象构建》②(注:彭文彬:《纪念罗哲情措——现代康区的女性和地方政治》[A],《边疆过程——建省政治与民国时期的康人治康运动》[A];金红梅(Yudru Tsomu):《英雄还是恶棍?贡布朗吉的形象构建》[A];[美]艾普斯坦:《康巴历史——人民、地方、权力的视野》[C],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2年。)。④以欧洲与北美为中心,西方康区研究以点带面,开始形成组织规模,如波恩大学的Peter Schwieger、科罗拉多大学的carol emcgranahan、印第安拉大学的Elliot Sperling、阿姆斯特丹大学的wim van spengen、华盛顿大学的Epstein等。

  藏学研究的转型变化,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创新与社会学科多学科借鉴的学科背景密不可分。从人类学的分析角度来看,康区研究继承了“地方性知识”研究传统,着眼于地方政治与文化的重新阐释,注重“草根政治”与“平民话语”,挑战传统藏学的历史研究框架,不再单纯强调汉藏族群互动与文化接触,将康区看做是不同族群间文化、经济、政治交融的重要“接触区域”(contact zone)与“文化走廊”。康区独特重要的研究价值,也涉及到人类学研究中的根本性问题,即文化与历史变迁是一个连续而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是时间更替与权力空间的弹性伸缩变化,是一种通过社会行动者进行实践的不断的模塑和重塑的开放性过程。

  1、历史人类学或人类学历史研究:中心化与去“中心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界与史学界开始检讨以往研究方法与叙述话语(discourse)。人类学家马尔库斯、费彻尔主张建立“作为文化批判的人类学”,批评了人类学由于与“殖民主义”的联系,在“处理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题材”时表现出的“缺乏敏感或无效”①(注:Marcus,Fischer:《Anthropologyas Cultural Critique》,The 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1999,p.34.)。如何重新解释并建构“没有历史的人民”(Wolf1982)的历史,人类学强调关注历史、社会现实,并与文化解释有效结合的“实验性民族志”。人类学“历史化”的研究大致可分作以下几种类型:①大历史研究。1960年以来,人类学家伍尔夫(EricWolf)、西敏司(Sidney Mintz)、纳什(JuneNash)开始改变传统人类学写作方式,努力“将资本主义当作一个文化体系来看待,将人类学纳入历史的中心地带”②(注:马歇尔·萨林斯著、王铭铭、胡宗泽译:《甜蜜的悲哀》[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西敏司的《甜蜜与权力:糖在现代历史中的地位》(1958)将欧洲糖的消费与资本主义的扩张联系起来,论证了西方历史文化变迁对其本土文化符号体系的依赖。伍尔夫的《欧洲与无历史的人民》(1982)将传统人类学中部落社会与第三世界农民命运起伏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动态历史发展联系起来。②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吉尔兹(Clifford Geertz)与萨林斯(Marshal Sahlins)关注于文化的独立性,文化意义与符号对于西方历史变迁与社会结构起决定作用。马歇尔·萨林斯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的同质性与地方差异性是同步发展的,后者无非是在土著文化的自主性这样的名义下做出的对前者的反应,非西方民族为了创造自己的现代性文化而展开的斗争,摧毁了在西方人当中业已被广为接受的传统与变迁对立、习俗与理性对立的观念,尤其明显的是,摧毁了20世纪著名的传统与发展对立的观念”③(注:马歇尔·萨林斯著、赵丙祥译:《文化与实践理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吉尔兹提出文化作为“地方知识”(1983),了解“异文化”与“他者”必须从当地的角度出发,了解当地人的文化符号系统,以及当地人如何利用文化系统进行身份认同(self-identity)。③专题史、口述史、意义史研究。专题史注重于通过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就历史事件的细节与局部进行深入研究,揭示文本差异与文化生成的地方意义。吉尔兹在印尼的研究《尼嘎拉:19世纪巴厘的剧场国家》(1980),讨论了权力政治和地方自治共生关系。口述史则一般通过文化分析笔触,通过社会结构分析将历史记忆与社会事件进行民族志写作记录④(注:如林耀华的《金翅》[M](1947),庄孔韶的《银翅》[M](1996),及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M](1989)等。)。

  历史学家对人类学研究写作方法的关注也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一些历史学派学习借鉴人类学研究方法,因为人类学能够提供细节描写、多样化场景与文化动态展示,这改变了年鉴历史学派“宏大叙事”的传统结构方式。20世纪70年代,勒高夫(JacquesLe Goff)描述史学未来发展前景:“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关于这一学科,保罗·韦纳称其为‘社会学史学’,而我则更倾向于用‘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⑤(注:[法]雅克·勒高夫:《<年鉴>运动及西方史学的回归》[J],《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第124页。)虽然历史学家较早提出“历史人类学”这一专有名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学家很早就在对“异文化”研究中,将历史研究纳入民族文化研究里。然而,早期的历史学家没有将人类学“社区研究”与微观调查方法有效地与历史学对重大事件“叙述”结合起来。人类学家试图建立两种学科的关联,建立起历史范式,在文化研究背后寻找出历史发展脉络。两种学科相互吸收借鉴,并不成功,表现在传统历史学的“古板无生气”,与人类学“事件连续性整体断裂”。历史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意识到历史学事件敏感度缺乏,在历史事件研究中强调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手段结合,即结构的历史、局势的历史和事件的历史三种历史观。⑥(注:[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页。)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转向包括对于平民史、口头史的注重,地方知识重要性的关注,对于文化批判力量的借助等。这些新手段丰富了历史学研究内容与方法论。

  2、历史记忆与权力空间:知识—权力体系西方历史学家的中国研究长期受到了“西方中心论”思想的影响,夸大中西方间的文化差异,以“文化决定论”的思维模式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变迁,即“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论的产生。中国文化往往被作为在西方自由经济主义冲击下东方专制集团的象征。这种文化观忽视近代中国文化内部变革与更新能力,将近代中国文化模式化为缺乏历史纵深感的静止物。这种历史研究方法在上个世纪50至60年代的美国十分盛行。一些研究集中于研究中国文化如何与西方、日本文化不同,这种文化差异性如何使资本主义无法在中国有效生成并组织起来,如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港口的开放》(Trade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冲击—反应”论暴露出的研究局限性,使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于中国文化内在生命力与文化接触背景下中国文化自身的调整适应问题。1984年,保罗·柯文(Paul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一书中,就检讨了西方中心观的偏见,提出了“中国中心论”(China-centered)的历史研究观,从中国历史的观点出发,注意中国历史的轨迹和中国人对自身问题的看法,而不仅仅从西方历史期望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中国历史。“中国中心论”研究中的另一位重要学者就是施坚纳(William Skinner),施坚纳模式超越了人类学对于社区村庄的集中研究,更多考虑市场体系,或市场共同体,他早期的研究单位是市场体系,由村庄联系而成的一个个更大的经济、行政、社会编织的网络。施坚纳模式(集市体系理论与区域体系理论)把农村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放在国家政权与村庄权力的互动或搏弈之中来考察,使我们认识到有必要展开多学科近代中国研究,特别是方法论检讨和历史学反思。

  国外康巴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早期较为著名的为法国藏学家大卫·妮尔,妮尔的26部作品中主要是通过在康区的田野考察,对西藏原始宗教和佛教教义、修行仪式及西藏历史文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整理研究。20世纪下半期,康区研究中重要人物是法国藏学家石泰安(Stein)和美国藏学家劳伦斯·艾普斯坦(Lawrence Epstein)。石泰安的研究集中于康巴地区“格萨尔”资料的收集研究与整理工作。艾普斯坦一直重视康区文化研究,在其主持编辑的《康巴历史——民族、地方和权威的视野》,将2003年第10届牛津国际藏学研讨会上的康巴研究成果作了丰富多彩的介绍。这8篇论文对传统的康巴历史叙事构成挑战,从新的视角对康巴历史中的“政治—英雄人物”文化认同感的历史建构中的多元复杂性,探讨了历史记忆、官方文本与民间记忆间的重叠与出入,以及国家与地方政治关系中权力空间扩张与收缩等问题。这些文章在历史学、藏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结合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

  在彭文彬博士编辑出版的论文集《康巴研究的新视角:空间、历史与族群》中,以艾普斯坦主编的《康巴历史》为基础翻译汇集的这本书,收集了最近几年来国外康区研究的最新成果,不仅反映了当代西方藏学研究理论方面的新趋势,也呈现出学科交叉的特征。笔者承担了其中3篇文章的翻译,即《天邦达、地邦达——谋杀、历史与1920年代的社会政治》(卡洛尔·梅·麦克格拉纳汉)、《六世班禅的中国封号》(比恩勒·雅古)、《四川与康区寺院的战事:清末藏区“新政”的军事前奏》(王秀玉)①(注:卡洛尔·梅·麦克格拉纳汉:《天邦达、地邦达——谋杀、历史与1920年代的社会政治》[A],比恩勒·雅古:《六世班禅的中国封号》[A]、王秀玉:《四川与康区寺院的战事:清末藏区“新政”的军事前奏》[A]、彭文彬:《康巴研究的新视角:空间、历史与族群》[C],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6年。)。卡洛尔通过对邦达仓家族“发迹史”成因分析,研究了邦达列加如何影响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治,以及通过他本人的遇害事件对西藏政治文化发展变迁作出了研究。雅古的文章则通过九世班禅大师出走西藏,中国政府对他的“封号”及他在内地的活动,反映出民国时期九世班禅大师如何积极通过个人努力,对加强边疆安全与改善民族生机做出的努力。王秀玉介绍了四川省如何通过与康区巴塘、理塘寺庙间百次战争,达到“改土归流”与加强省政的目的,她的研究涉及了四川军事动员时期的财政、军事、物资准备,及“凤全事件”的前因后果,区域性研究特点明显。

  三、从边缘回到中心的文化

  康区文化边缘性主要表现在“文化混生性”与“文化边缘性”②(注:“彝藏走廊”:见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第128页。“文化旅行”的概念得到了第一届康藏国际学术研讨会[法]Gros Stephane:《关于19—20世纪滇西北族群间的多样交换关系》中“culture flow”概念的启发,在此一并致谢。)。当地汉、藏、彝、回民族文化在多重影响下形成文化混生状态。如:康定、丹巴、九龙一带的汉族在藏文化影响下,带有明显的藏文化特征;九龙、泸定两地的彝族文化除保留彝文化特征外,文化内容同样具有汉藏文化要素;康南的纳西族和丹巴的羌族,则具有非典型的藏文化特征。康区文化虽然与藏文化有着内在密切关系,但在羌文化、汉文化、彝文化、纳西文化、蒙古文化的交错与包围影响下,因此康区文化与藏文化并非完全一致或“边界重叠”,康区文化是藏文化的衍生物与地方生成,其地域性特点十分明显。康区文化边缘性的另一方面是其处于汉藏文化交界地带,是两种文化触角与末端地带,是处在汉藏两种文化的边缘。康区文化是以拉萨为中心的藏文化的东部边缘。而汉文化直至川边“改土归流”和民国西康建省时,才开始大量进入康区,汉文化影响也主要集中在康东地区,并由东向西呈逐渐减弱之势。康区独特的“文化主客体并置”(juxtaposition)地位,使其在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康区文化的独特性还体现在其地理区位、历史传承、宗教信仰、民族工艺、风俗习惯、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笔者认为康区研究是藏学研究的下属分支,其研究方法与内容受到藏学研究的制约和影响,只有深入研究康区文化,才能理解藏文化的博大精深,才能在民族历史互动过程中理解文化变迁现象。通过康区文化“边缘地位”分析,我们能够为藏学研究提供可借鉴的“镜像”,深入理解藏学研究中的“文化缺失”,使藏学研究通过文化内部“他者”研究实现对藏族认同感的整体历史构建。此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历史文献、参与观察、文化比较)能够加强藏学研究中的个案研究与社区研究,使藏学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与灵活化。因此,“藏学、人类学综合研究”是未来藏学研究发展的方向之一。美国人类学家戈尔斯坦的西藏研究范式,成功地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在藏学方面独树一帜,在其藏学专著《喇嘛王国的覆灭》中有充分反映。在该书中,“他非常重视档案材料、实地调查材料和口碑材料”,注重“实地考察和采访”①(注:[美]戈尔斯坦、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第8页。)。可以说,他的藏学研究方法主要是人类学方法,人类学特色十分明显。

  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康区研究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康巴学也随后呼之欲出。笔者认为,康巴学与人类学研究交汇点之一就是对于文化同一性与异质性的考察思考。康区位于“藏彝走廊”的中心地带,这一地区南北分布有6条大河(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以及横跨河流的数座高峰,这些高山大河将地表分割为不同河谷盆地。与中国北方的长江、黄河流域的民族同化现象不同,在横断山的南北两麓,在三江流域的诸多水道上,形成了文化特色鲜明的不同民族。如雅砻江上游是藏族,下游分布有彝族、纳西族;澜沧江两岸分布有藏族、纳西族、傈僳族、白族、彝族、布朗族、基诺族等。在这一民族文化长廊上,各民族是如何进入走廊的;族群边界是如何确定的;民族间的交流、冲突、融合是如何展开的;族群认同与文化特色是如何保持并发展变化的;国家疆界、历史记忆、地方认同、族群空间的复杂关系如何;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政治与地方民族自治关系等等。因此,与其他的区域性民族研究相同,康区研究需要通过不同理论与研究方法借鉴,多学科的整合,才能使研究者实现文化自觉性思考,实现民族文化长廊上的自由旅行。[本文责任编辑央珍]

[作者简介]尼玛扎西,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人类学硕士,西南民族大学藏区社会经济博士生。(成都 610041)

(责编: 张素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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