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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朝鲜学者对清代西藏的观察

张双志 发布时间:2007-05-28 10:50:00来源: 中国藏学

  [摘要]18世纪(清代中期)朝鲜学者朴趾源,随朝鲜使臣赴中国祝贺乾隆帝70寿诞。期间,他以外国人的视角,观察乾隆盛世的风物人事,将所见、所闻、所思记述在《热河日记》中。其中也包括了有关六世班禅、黄教(藏传佛教)、乾隆对班禅的态度、对藏政策等方面的内容,为今天清代西藏的研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关键词]《热河日记》;朴趾源;六世班禅;黄教;乾隆

  [中图分类号]K281=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07)03-0033-07

  《热河日记》是朝鲜李氏王朝学者朴趾源的代表作。朴趾源(1737—1805)字仲美,号燕岩,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朝鲜著名的思想家和现实主义作家。乾隆四十五年(朝鲜李朝正祖四年,1780年)六月,以朴明源为正使、郑元始为副使、赵鼎镇为书状官的朝鲜使团,赴中国祝贺乾隆帝70寿诞。朴趾源应堂兄朴明源之邀,以随员的身份随行。渡鸭绿江,取道东北,经盛京、山海关到北京,再转赴热河,后返抵朝鲜,历时3月有余。回国后,以日记、随笔、问答、议论等形式,举凡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历史、名胜古迹以及人情世故等清代社会各方面,用汉文写成《热河日记》。1784年成书后,名闻于朝鲜。其内容丰富,文字清雅,从中可以体味清代社会风物,又可考诸史实。其中“黄教问答”、“班禅始末”、“扎什伦布”、“太学留馆录”、“行在杂录”等节,记述了六世班禅、黄教(藏传佛教)①(注:藏传佛教格鲁派,清朝内地人俗称黄教,《热河日记》中也统称为黄教,本文遵从其俗,以利行文。)、乾隆治藏政策等方面的情况,兼有自己的述评,为研究清代的藏传佛教及藏事,提供了许多珍贵材料及思考。

  一、朝鲜使者眼中的黄教与六世班禅

  乾隆70寿庆,也是一次政治集会。不仅国内的蒙古王公、回部(维吾尔族)王公伯克、四川土司、台湾高山族等少数民族首领来朝祝寿;而且朝鲜、越南、琉球也派使团前来。特别是西藏藏传佛教两大领袖之一的六世班禅万里来朝,乾隆视之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盛事,极为重视。随朝鲜使团祝寿的朴趾源等人,沿途耳闻京城内外臣民的议论,特别是在热河亲眼见到了六世班禅,引起了对六世班禅和黄教的极大兴趣和思考。清代在蒙藏地区势力和影响最大的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有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系统。但从《热河日记》中来看,朝鲜人对黄教、班禅和西藏所知甚少。

  朴趾源在与清朝的士大夫聊天中,曾专门问“黄教”何意?认为“以黄名其教者,意者黄老之道耶。”②(注:[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M]中的“太学留馆录”章节,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39页,朱瑞平点校本。)把黄教与道家学说混淆在一起。又问及活佛投胎转世、轮回之说。“所谓喇嘛何种,皆蒙古别部耶”。①(注:[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中的“太学留馆录”章节,“黄教问答”,第171页。)这反映了当时朝鲜人对佛、道知识的贫乏。按朴趾源的解释是,朝鲜立国400年,俗尚儒教,“但知诵习孔子”,儒学有着不可撼动的统治地位,视佛、道为异端。②(注:同上,“黄教问答”,第169页。)故朴趾源常常以儒家的眼光审视黄教。

  《热河日记》中涉及到黄教的内容主要是记述六世班禅的。六世班禅来朝是京城内外关注的热点,也是朝鲜使者与清朝士大夫讨论的中心话题之一。通过与士大夫的交谈,朴趾源对班禅有了大概的了解:班禅额尔德尼,西番乌斯藏大宝法王。番语犹云光明神智法僧。自言其前身巴思八。活佛之称,始于中明。今班禅,乃其大宝法王,已十四世投胎,元明间所有神僧皆其前身。③(注:同上,“班禅始末”,第181页。)从描述看,略微知道大概的历史情况,但对宗教内部各派别的发展演变之间的关系,班禅额尔德尼封号的来龙去脉了解甚微。蒙古人敬旬弥曾对他讲过:明中有宗喀巴,诸法王皆以为师。大弟子是达赖喇嘛,次曰班禅额尔德尼。本朝天聪时,班禅遣使来贡。康熙时,圣祖欲其入朝而未来。但朴趾源表示怀疑,“天聪距中明可百余年,今距天聪又百余年。以一人而常住至今耶,抑投胎四世而常袭其一名耶”。④(注:同上,“班禅始末”,第182页。)他显然不知道班禅额尔德尼是一封号,历辈转世,皆袭其封号。

  对于朴趾源来说,最“幸运”的是见到了六世班禅本人。并生动地描写了时年43岁的班禅的容貌,这未见于藏文的《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以下简称《六世班禅传》)记载,可以弥补相关史料的缺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朝鲜使团一行是在当年八月初九,进入热河(今河北承德),寓住承德府太学(承德文庙)。初十日,乾隆传旨让朝鲜使者到扎什伦布寺(乾隆敕仿西藏扎什伦布寺所建,赐名“须弥福寿之庙”,为六世班禅寓居,俗称“班禅行宫”。)拜见班禅。视佛、道为异端的朝鲜人起初不情愿去拜见,但敕命难违,十一日,朝鲜正使朝觐乾隆之后,前往扎什伦布寺拜见班禅,朴趾源也随之而往。透过扎什伦布寺大殿,朴趾源望见:“殿中北壁下设沉香莲榻,高及肩,班禅跏趺南向坐。冠黄色氆氇,有鬣,状似靴,高二尺余。披织金禅衣,无袖。祛褂左肩,围裹全躯。衽右腋下露垂右肩,长大如腿股而金色。面色深黄,圆几六七围,无髭须痕。悬胆鼻,眼眉数寸,睛白,瞳子重晕,阴沉窅冥。”“余俄视金瓦日烘,入殿中,宇阁沉沉。其所披着皆织金,故肌肉色夺深黄,类病疸者。然大抵有金色而脓肿蠢蠕,肉多骨少,无清明英俊之气。”“语响殿宇,如呼瓮中,微笑頫首,左右周视,眉见皱蹙,瞳子半涌,睫裹细开深流,类视短者,睛底益白而暖霾益无精光”。⑤(注:同上,“扎什伦布”,第184页。)“类如来尊者像也”。⑥(注:同上,“黄教问答”,第177页。)从描述看,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班禅的相貌,身着喇嘛衣帽,面容稍胖,手臂长大,眉目细长,眼睛黑白分明,睛光内敛,鼻直无胡须,声音洪亮,有如来佛相。

  在拜见班禅之前,军机大臣令朝鲜使臣行叩拜礼,使臣不愿意,强调:“拜叩之礼行之天子之庭,今奈何以敬天子之礼施之番僧乎?”双方争执不定。实际的拜见行礼是,“军机双手擎帕,立援使臣。使臣受帕,仰首援班禅。班禅坐受帕,略不动身,置帕膝前”。茶行数巡,班禅问使来由,经重五译。按朴趾源所说,使臣已类“土塑木偶”,通官成“聋哑”;在朝鲜使臣眼中,班禅是“鬼怪莫测,言之不能勘其状,视之不能定其色”,⑦(注:同上,“黄教问答”,第179页。)也猜不透班禅所思所想。双方都未能详谈,潦草结束了这百年不遇的“佛缘”。最后,班禅赠与正使、副使、书状官3人铜佛、氆氇、哈达、猩猩毯子、藏香等物。

  关于这次会面,《六世班禅传》记载为:“大师摩顶加持,与使者用茶交谈,由一名大臣翻译。尔后,传授经典,厚赐使者”。⑧(注:嘉木央·久麦旺波著,许得存、卓永强译:《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01页。)虽然简短,但看来有粉饰之处,反映了信教者在描述宗教领袖的事迹时,一般会有溢美之词,夸大了朝鲜使臣对班禅的信仰。实际情况是,朝鲜使臣崇尚儒家文化,视蒙古为胡虏,满洲为夷,何况一“番僧”,故“使臣实未尝拜佛”,“只得望见”。①(注:朴趾源:《热河日记》“黄教问答”章节,第176页。)见班禅时“仰首”,未施叩拜之礼。在退出大殿后,对如何处理班禅赐物,使臣议曰:“吾辈见番僧,礼殊疏倨,违礼部指导。彼乃万乘师也,得无有生得失乎。彼所给与物却之不恭,受又无名,将奈何。”“使者既还北京,以其币物尽给译官。诸译亦视同粪秽,若将焉。售银九十两,散之一行马头辈,而不以此银沽饮一杯酒。”②(注:同上:“行在杂录”,第190页。)这是不同文化的“碰撞”,表明了朝鲜人对藏传佛教的基本态度。

  二、清士大夫眼中的黄教和六世班禅

  现在我们见到清代黄教和班禅的史料,主要来自于官方文献和宗教经典,能反映出当时普通士大夫对黄教的认识和态度的资料很少。朴趾源等一路进京,在热河入住太学,与之交谈的主要是各地来朝的一般官员和文士,有汉人、满人和蒙古人,具备了一定的代表性。朴趾源专门记述了他们的言语,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黄教在内地的社会影响,以及民众对黄教和班禅的感性认识和态度等。例如:

  翰林庶吉士王晟谈:元世祖赐号巴思八为大宝法王,乃佛之尊号,非有土王爵,法王之号始此。封大元帝师。终元之世,岁崇其教。明西番诸国遣使朝贡,帝悉改帝师为国师。广赐大乘、大慈、阐教、阐化、大宝封号,使各自通贡入朝,以阴分其势。番人贪中国赏赍,以贡为利。万历时,有索兰坚措亦通中国,称活佛。③(注:同上,“班禅始末”,第180页。)

  职为讲官的蒙古人敬旬弥说:西番,古三卫地。卫是达赖喇嘛所居,古之乌斯藏。藏,班禅喇嘛所居,古亦曰“藏”。喀木,无大喇嘛,古曰“康国”。中唐时成吐蕃大国,为中原患。元初,有巴思八,具大神通,封为帝师。明初,诸法王来朝,成祖鉴于唐,皆优礼之。明中有宗喀巴,诸法王皆以为师。大弟子是达赖喇嘛,次曰班禅额尔德尼。本朝天聪时,班禅遣使来贡。康熙时,圣祖欲其入朝而未来。④(注:同上,“班禅始末”,第182页。)

  山东都司郝志亭谈:元明时,番王朝贡,常带三四千人,得厚利,或留养京师诸寺不还。洪武初,敬重番王,宠锡无比。本年虽创金宫,活佛居之。但比元明,“则其供亿殆不如也”。⑤(注:同上,“黄教问答”,第171页。)
  上述所说与《元史》、《明史》、清代官方记载的大同小异。反映了经过几百年的交往,西藏与内地的关系未曾中断过,交往的历史已为清代的士大夫所熟悉。相比较而言,士大夫对西藏文化习俗、藏传佛教等知识知道的就很少了。只知道有转世投胎、活佛之称,但具体的又谈不上来。有的人认识到藏传佛教与内地的佛教不同。朴趾源曾在长城下遇一客,记其言:“西番,故吐蕃地。黄教其实大异佛教,曰今中国佛教废久矣。”⑥(注:同上,“班禅始末”,第183页。)少数人对藏传佛教信仰比较客观。例如,长于京城,职居讲官,自称康熙外孙的蒙古人破老回回图,认为信仰黄教,对净化世风有好处。“徼外风尘常清。盖其门杀寇盗,番俗所忌,则抑亦黄教与有补于中国圣化之万一云尔”。⑦(注:同上,“黄教问答”,第175页。)一般来说,受儒学熏陶的知识分子仅凭自己的想象和道听途说,去看待藏传佛教,“大约其教僧名而道家实也,其观想、运气、持咒与道家相类,而其书之博深夸大亦过道家”。⑧(注:朴趾源:《热河日记》中的“班禅始末”章节,第182页。)说明对藏传佛教的内容、来龙去脉知之甚少,只看到有宗教仪轨的存在,表明汉族文化与藏族文化之间,沟通起来有一定难度。正因如此,清士大夫普遍将六世班禅看做是具有神通法术的人。朴趾源在与他们交谈中,听得最多的就是广为流传的班禅神通事迹。山东都司郝志亭讲了两个故事:主要是羡慕班禅法术神通。一次是,皇六子与班禅路遇大虎,持杖说咒大蛇,救两虎子。虎护驾十日,甚为恭顺。⑨(注:朴趾源:《热河日记》中的“班禅始末”章节,“黄教问答”,第167页。)另一次是,一日班禅与皇上吃茶,忽南向漓之,对皇上曰,方见七百里外,大火延烧万家,故送雨救火。翌日,部臣奏:正阳门外琉璃厂失火,火势浩大,非人力可止。时方响午,天晴无云,忽有猛雨从东北来,即刻灭火。这事,朴趾源未入京师,就已道听途说。①(注:朴趾源:《热河日记》中的“班禅始末”章节,“黄教问答”,第172页。)可见,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是班禅的神通,而不是宗教事迹。翰林庶吉士王晟讲到:班禅在来朝的路上,对内阁言,永乐天子与我烧香,正德天子会我豹房。②(注:同上,“班禅始末”,第181页。)实际上是,演绎明朝皇帝与西藏大喇嘛的事迹,宣扬藏传佛教的轮回转世。

  虽然中原士大夫极口赞美道术神通,羡慕朝鲜使臣得见班禅。但基于汉人的文化传统,仍存在着无知和偏见,认为班禅终究是一“番僧”。对六世班禅,士大夫们持批评态度的占多数。举人邹生比喻六世班禅来朝是“杨琏真珈复生于世”。③(注:同上,“黄教问答”,第169页。)“元时入中国,都发宋朝陵寝,毒于兵祸,积聚宝玉如丘山。他有密术。”④(注:同上,“黄教问答”,第172页。)元代的吐蕃僧人在中原士大夫心中口碑极差,以之为喻,显示一些人对六世班禅来朝抱有敌意,认识不到其政治意义。更有人对六世班禅完全否定,任职贵州按察使的满洲人奇丰额,就批评班禅“贪”,无不嗜者,马牛驼羊,猪狗鹅鸭都吃,甚至能吃全驴,“无不求,无不取”,不持斋戒,不像出家人,更无法术神通。⑤(注:同上,“黄教问答”,第177页。)这是以汉传佛教的清规戒律为标准,衡量藏传佛教,且对藏族习俗无知。在讨论活佛转世之说时,破老回回图告诉朴趾源,他在滇南曾问过大学士阿桂。阿桂曰:“不必问此事实有实无。设有我辈家生一极聪明之子,自四五岁时不令知一毫世事,日使老师宿儒不离于座,惟以圣贤之言灌溉其心。即长而又衣食无忧,金玉锦绣人间可欲之物,过目不使留,敬之如神明,日起惟知向道,安得不为圣为贤。此辈甚幼,惟令老僧育之,日说法,知作功矣。即使督作功尊敬之极,自幼至长,不以世法婴其心,亦安得不为佛乎。”⑥(注:同上,“黄教问答”,第174页。)阿桂不从宗教信仰出发,而是从事理出发,看待活佛转世之说。确实,当活佛转世灵童觅得之后,即拜精通经典的师长学习各种经文,自己也要闭关修持,可以说是师长不离左右,佛法经典灌注其心,不受世俗污染,及年长,言行举止自然有“活佛”之德学,受万众敬仰,后天的培育造就了高僧大德。

  总的来看,清代士大夫对西藏、藏传佛教的知识多少有不同,但几乎都不真心信仰藏传佛教,对西藏内部的行政组织、宗教生活更是一无所知,缺乏对西藏文化习俗必要的了解。同样,西藏对汉地的了解也是不足的。这反映出了西藏文化的独特性,间接证明了历代中央对西藏实施治策管理的难度。

  三、朝鲜使者眼中的乾隆治藏政策

  众所周知,清代治藏政策的“走向”与蒙古问题息息相关。如乾隆在《喇嘛说》中所言:“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清廷为“柔顺”蒙古,必崇黄教。对此,已有很多研究成果。不过,基本上都依据汉文、藏文、蒙文史料。《热河日记》所记,是朴趾源以外国人的眼光,评价乾隆及其治藏政策。

  1、蒙古问题 入关前,清政权与漠南蒙古联盟,夺取天下。不过,元代以来,蒙古铁骑侵凌中原的教训,却一刻不能忘怀。除了联姻、结盟、封爵等恩拢之外,清帝也以“众建分其势”等手段削弱其实力。国家统一后,蒙古的“故事”却依旧积淀在天下人心中。朝鲜使臣自北京赴塞外热河时,谈论的都是“嘉靖时,俺答猝围皇城”等元明时蒙古部南下欺中原的故事。在八月五日,夜宿西馆时,朴趾源曾开玩笑曰:“皇帝在热河,京城空虚,蒙古十万骑入”。激起一馆鼎沸,通官朴宝秀等人“面失人色”,或击头,或击面,或自划其颈,号泣曰:“乃今将开开也”。开开者,斩断也。又跳跃曰:“好颗头砍下”。⑦(注:朴趾源:《热河日记》中的“漠北行程录”章节,第114页。)生动有趣地反映了蒙古铁骑的厉害影响之深,非一般的史书所能记述。从中,可以想象明清统治者为何都以蒙古为心腹大患,朝乾夕惕,日以为忧,就是因有极大的畏惧之心。

  对此,朴趾源也强调“惟以胡虏之患为中国万世虑”,而黄河水患才是中国第二之忧。①(注:朴趾源:《热河日记》中的“还燕道中录”,第154页。)因此,他认为建避暑山庄,“地据险要,扼蒙古之咽喉,为塞北奥区。名虽避暑,而实天子身自防胡,如元世草青出迤都,草枯南还。大抵天子近北居住,数出巡猎,则诸胡虏不敢南下放牧,故天子往还常以草之青枯为期,所以名避暑者此也”。②(注:同上,“漠北行程录”,第112页。)朴趾源有侧重于强调防蒙古,夸大其威胁的一面。实际上康熙修山庄,木兰秋狝,除了演兵习武,示以武威之外,还有照顾其习俗,实施恩拢的意思。

  在朴趾源眼中,满洲人进入中原百年,培养风气,无异汉人,“清汰粹雅,已自文弱”。“顾今天下之势,其所畏者,恒在蒙古而不在他胡”。③(注:同上,“黄教问答”,第178页。)蒙古乱则威胁辽东;辽东摇,则“天下左臂断”;那么天下右臂,河湟不能独支;西番则可趁机出窥陇陕。西北不稳,则中原倾覆在即。当今蒙古不造反的原因是,“莫相臣属,势分力敌,未敢先动,此固中国所以晏然而无事者也”。④(注:同上,“黄教问答”,第177页。)蒙古各部中,其中土番尤强悍。土番,西北胡,蒙古之别部,皇帝之所尤畏者也。⑤(注:同上,“太学留馆录”,第134页。)指出了蒙古在清代边疆安危中的战略地位,并特别点明了吐蕃的地位和影响,与清帝的认识相同。但其错误在于把藏人看做蒙古的一部。

  2、乾隆对六世班禅的礼遇 鉴于蒙古、西藏的特殊情况,清帝对西藏的达赖、班禅的政策,是以恩抚为主,不干涉其宗教事务,同时,厚赐恩赏,以邀其感激之心,从而达到对西藏因俗而治,纳入中央管理,以及安抚蒙古的目的。可以说,礼遇达赖、班禅,是清代治藏、治蒙政策的核心。

  达赖喇嘛、班禅喇嘛进京朝觐,是清朝对藏政策的标志性事件。从五世达赖喇嘛朝觐顺治,中央与西藏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过康雍的治理,无论是清朝的政治,还是西藏地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乾隆平定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之乱后,清朝的威望和对西藏的有效控制力进一步加强。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最终平定了新疆,统一蒙古诸部。清朝的文治武功渐臻于鼎盛,政权巩固。此时的西藏,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二月初三日,七世达赖格桑嘉措逝世后,年轻的六世班禅,遂承担起了全藏地区宗教领袖的重任。清朝与西藏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乾隆欲借庆寿之机,邀请班禅进京觐见,巩固对西藏、青海、内外蒙古的统治。六世班禅则通过章嘉呼图克图,主动提出赴京祝乾隆70大寿。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禅自扎什伦布寺启程,途经青海、宁夏、内蒙伊克昭盟、察哈尔部,直赴热河避暑山庄。乾隆派皇六子和章嘉呼图克图隆重迎接,会于内蒙岱海(今凉城县)。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二十一日,六世班禅抵达热河。中外嘉宾齐聚避暑山庄,祝贺万寿。八月二十四日,皇六子陪同班禅离开承德,九月初二日抵达北京。因天花,十一月初二日下午,六世班禅圆寂于黄寺。翌年,乾隆派人护送班禅灵柩回藏,抵达扎什伦布寺。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乾隆尊崇恩遇六世班禅,远远超过了对蒙古王公及皇帝亲族。从班禅决定进京来朝之日起,途经一地,乾隆必派人隆重接待,馈赠礼物,特遣皇六子前往迎接。在热河修建金顶扎什伦布寺,供班禅居住,接待费用前后耗资上百万两白银。到避暑山庄后,“朕赐御用仪仗、毯子、伞、宝、旗帜、御轿”。⑥(注:嘉木央·久麦旺波著,许得存、卓永强译:《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第472页。)七月二十二日,班禅乘御轿,首次觐谒乾隆。“当班禅大师准备屈膝跪拜时,皇帝急忙握住大师的手,用藏语说:‘喇嘛不必跪拜’”。⑦(注:同上,第73页。)接待规格逾越常礼,充分体现了乾隆对待西藏及其宗教领袖的态度。

  朝鲜使臣旁观乾隆与班禅会晤的场面只有一次(八月十二日或十三日不详),地点是在山庄的园林内。朴趾源描述了这一情景:班禅先至,坐榻上。后天子乘舆至,“班禅徐起,移步立榻上东偏,笑容欣欣。皇帝离四五间降舆,疾趋至,两手执班禅手,两相搐搦,相视笑语。皇帝冠无顶红丝帽子,衣黑衣,坐织金厚褥,盘股坐。一榻两褥,膝相联也。数数倾身相语,语时必两相带笑含欢。数数进茶,户部尚书和珅进天子,户部侍郎福长安进班禅。长安,兵部尚书隆安弟也,与和珅俱侍中,贵震朝廷。日既暮,皇帝起,班禅亦起,与皇帝偶立,两相握手,久之,分背降榻。皇帝还内,如出仪。班禅乘黄金屋轿,还扎什伦布”。①(注:朴趾源:《热河日记》中的“扎什伦布”章节,第186页。)在藏文的《六世班禅传》中,记的是八月十四日,在皇宫外院园林中,“大皇帝驾临,于大黄帐中与班禅会晤,供施双方相互赠送见面哈达。随后,皇帝握住班禅大师的手走进宫殿,皇帝面朝南而坐,班禅面向东而坐,身前三名大臣列立”。②(注:嘉木央·久麦旺波著,许得存、卓永强译:《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第504页。)在时间上、细节上可能有些出入。但从《热河日记》中,可以看出乾隆对班禅确实是非常礼遇。明确了班禅朝觐天子“位在诸王之上,称臣而不跪拜”的崇高地位。③(注:在乾隆《起居注》中,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记班禅首次朝见乾隆是“于澹泊敬诚殿丹樨跪请圣安“,而藏文的《六世班禅传》记班禅没有跪。从《热河日记》所述,班禅见乾隆也没有跪拜,并且,在《起居注》中,再也没有班禅见乾隆“跪”之词出现。说明,班禅在首次朝觐乾隆时,并没有行跪拜之礼。)当初,五世达赖喇嘛来朝见顺治亦是如此。由此可见清帝希望恩拢西藏的宗教领袖,“俘获”众信教者之心。六世班禅在与乾隆面谈时,明确表达了感激之情,“为报此恩德,祝文殊大皇帝万寿无疆,我与众僧诵经,置他事于一边”。④(注:嘉木央·久麦旺波:《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第505页。)班禅的态度,也代表了蒙藏的信教者对乾隆优渥的感激。

  客观地讲,六世班禅进京朝觐,是与清朝长期对藏实施的有效政策分不开的。自清初以来,在驱准保藏,平定西藏地方内乱;在因俗而治、优礼宗教领袖的政策感召下,西藏的僧俗逐渐靠拢中央。六世班禅进京朝觐,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趋势。这是《热河日记》给我们的启示。

  3、朴趾源对乾隆的评议 《热河日记》中,朴趾源对乾隆的评议主要涉及到乾隆对班禅的态度,及其对蒙藏的政策。“近皇帝身自统御而居守之矣。西番强悍而甚畏黄教,则皇帝循其俗而躬自崇奉,迎其法师,盛饰宫室以悦其心,分封名王以析其势”。⑤(注:朴趾源:《热河日记》中的“审势篇”章节,第219页。)大体上指出了乾隆对蒙藏的基本政策。

  朴趾源也认识到蒙藏有特殊的关系,皇帝既与蒙藏王公结盟,又以蒙古、西藏为心腹大患,班禅及黄教的影响所及,可以直接威胁到政权的安危。他曾记下了街市儿童唱的《黄花谣》:“‘红花落尽黄花发,元是古物谁是主。’红花指红帽,而蒙古西番皆着黄帽。观此二谣都应蒙古。吐蕃,蒙古之别部,皇帝所尤畏者也。”⑥(注:同上,“太学留馆录”,第134页。)红花指的是噶举派红帽系;黄花指的是格鲁派,俗称黄教,意思是黄教在西藏击败了红帽派,成为藏传佛教影响和势力最大的教派,故有红花落尽黄花发之语。“元是古物谁是主”,应理解为蒙古曾称霸天下,如今信仰了黄教,被西藏所控制。《黄花谣》指出了黄教势力兴盛,影响遍及蒙古社会,蒙藏势力连成一片。故朴趾源认为,“西藏人冠服皆黄,蒙古效之而亦尚黄”,西藏的宗教领袖班禅有极大的影响力,在从藏来京的过程中,“或言其搛徒众入徼后,稍稍落留,而随至者犹不下数千人,皆暗藏器械,独皇帝不觉也”。⑦(注:同上,“太学留馆录”,第134页。)批评乾隆疏于防范,过分礼待班禅。所以,朴趾源认为乾隆应该警惕黄教,“则以皇帝之猜暴,何独不忌此黄花之谣耶”。⑧(注:同上,“太学留馆录”,第139页。)朴趾源对乾隆优渥班禅的评价,实际上也代表了一些清朝士人对此的看法。另外,他认为乾隆避暑于山庄、建黄金殿是有“政治用心”在里面,“皇帝年年驻跸热河,热河乃长城外荒僻之地也,天子何苦而居此塞裔荒僻之地也乎。名为避暑,而其实天子身自备边,然则蒙古之强可知也。皇帝迎西番僧王为师,建黄金殿以居其王,天子何苦而为此非常之礼乎?名为待师,而其实囚之金殿之中,以祈一日之无事,然则西番之尤强于蒙古可知也。此二者,皇帝之心已苦矣”。⑨(注:朴趾源:《热河日记》中的,“黄教问答”章节,第165页。)朴趾源解读乾隆塞外避暑,礼遇班禅,为国家稳定做出的战略措施,给人以深刻启示。

  但是,乾隆的这种做法却又引起了他的反感和批评。帝王“独尊胡僧方术,左道异端之流。不耻以身下之者,何也。余今目击其事,彼班禅,若果贤者也。黄金之屋,今皇帝之所不能居也,彼班禅何人者,乃敢晏然而据之乎。或曰:自元明以来,征唐吐蕃之乱,有来辄封,使分其势。其待之以不臣之礼者,亦不独今时为然也。此非然也。当时天下初定,意未尝不出于此。然元之号帝师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大圣至德真智,一人者天子也,为万邦共主,天子岂有复尊于天子者哉。……或曰梁陈之帝舍其身为佛家奴,则僧之高于天子久矣。特未闻为黄金殿云”。①(注:朴趾源:《热河日记》中的,“班禅始末”,第183页。)也就是说,在天下未定之时,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天子可以有权宜之计,未尝不可屈尊于僧人。况且,南朝梁、陈朝皇帝,舍身信佛;元朝蒙古人以“番僧”为帝师,都是天子屈尊于僧的典故。但他认为,历史上天子尊僧的行为,都不如乾隆建黄金寺庙做的逾制,有失天子的尊严。不仅如此,朴趾源对“悠然自得”受天子之礼的班禅也是大加批评。“使者虽勉强就见,内怀不平”。“下隶则莫不心诛番僧,腹诽皇帝。为万邦共主,弗可不慎其一举措也”。②(注:同上,“太学留馆录”,第139页)他认为乾隆对班禅的礼遇太过分了。这样做的后果是,激起中原读书人好谈佛,称羡活佛神通法术的“希世博会之风”,使得社会风气“终古世道之污隆,人心之淑匿”,这种世风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莫不由上道之也”。③(注:同上,“太学留馆录”,第139页。)在他看来,京城内外士人到处谈论班禅的神通事迹,都是因为乾隆礼奉班禅、“崇信”黄教造成的。

  朴趾源的不足在于,只看到乾隆恩礼六世班禅,“天子之所师事”,屈尊的都有点“低微”;甚至认为康熙驱准保藏,乾隆平叛金川,都是为了西藏,“皇帝之所私护”,④(注:同上,“太学留馆录”,第139页。)没有看到清帝对西藏一直有恩威并用,维护国家稳定的施政策略。乾隆礼遇班禅,主要是基于班禅是蒙藏民族的宗教领袖,其言行所系,足以影响信教民众,甚至会影响整个西北边陲乃至中原的稳定。故乾隆待班禅殊礼,施之以恩,是稳定全国统治的需要。所以,天子非常礼遇班禅不是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出于统治需要。实际上,从古到今,凡是对国家稳定威胁最大的异族,天子对其首领就特别的礼遇,这种礼遇是随着异族威胁程度的大小或提高或减弱的。在西汉时,匈奴呼韩邪单于首次朝觐时,宣帝亲自定“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的礼遇,⑤(注:《汉书》[Z]卷94下,《匈奴传下》。)地位高于皇帝亲族诸侯王,称臣而不名,就是仍可以使用“单于”的称号,“单于”之称相当于汉之天子,这把匈奴单于“抬高”到略低于皇帝的地位。到东汉,部分匈奴内属时,皇帝给予单于的地位也就下降了,这是匈奴威胁性降低的必然结果。同样,隋唐如何礼遇突厥可汗,也是如此。故乾隆待班禅以殊礼的缘由,与之也是相同的。而朴趾源及一些士人,没有从国家政治的高度,理解统治者的做法,也就不会揣摩到乾隆的真实内心。

  乾隆尊崇黄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有积极的作用。但对社会民风、经济发展也有负面的作用,容易引起一些内地民众的反感。而《热河日记》中记载的一件事,却充分表明了皇帝与民众不一致的态度。朴趾源等人在酒楼饮酒时,曾询问一客班禅之事,“座有冯生者目止之,余甚怪之。久之,闻山西布衣有七条上疏者,其一盛论班禅,帝大怒,命剐之。我东驿夫多见之宣武门外云。自是不敢复询班禅事”。⑥(注:朴趾源:《热河日记》中的“班禅始末”章节,第183页。)大概是说山西一个读书人认为皇帝过分屈尊于“番僧”班禅,有失天子的尊严,对乾隆提出批评。这种事,不见于清代官私著述,却让我们了解到内地民众对黄教的另一面态度。同时,也可窥见乾隆的真实感受。乾隆待班禅“平等”之礼,有损天子的尊严,则是可意会而不可言说的做法。而一介布衣“妄论”班禅,却触动了乾隆心中隐情,处之以极刑,当是某种情绪的发泄。

  综上所述,《热河日记》的内容,与清代官方史书、私人著述、藏文史料的记载和观感都有所不同。清前期,文网森严,官私著述,多为粉饰之词,掩饰了许多真实情况。朴趾源却以外国人的视角,如实的记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为今日的藏学研究,留下了值得珍视的史料,这也正是《热河日记》的价值所在。[本文责任编辑 央珍]

[作者简介]张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生。(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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