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蕃尼古道”是在文成公主入藏和王玄策出使印度之后引起人们瞩目的一条通道。1990年，一次“恰到好处”的文物普查，霍巍等人发现的“大唐天竺使之铭”更是首次以可靠的实物，证实了当时新开通的国际通道“蕃尼古道”的出山口位置，还反映了当时吐蕃与唐朝政治关系的密切，更撩开了高原古道神秘面纱的一角。 记者 韩海兰 整理

一次“恰到好处”的文物普查

有文字记载，1990年5月，一支由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霍巍、李永宪和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尼玛、张惠清组成的文物普查队，沿着希夏邦玛峰下那条坎坷之路风尘仆仆地来到吉隆。这是西藏根据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从1984年开始的全区大规模文物普查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为“大唐天竺使之铭”的发掘提供了恰到好处的机遇。为什么说恰到好处呢？作为当时文物普查队中的一员，霍巍曾这样记述：“一天在野外调查的途中，宗嘎乡乡长罗桑表情有些忧郁地提到，现在县城北面的马拉山下县里正在修建一条水渠，可能要炸掉一块‘神石’。他想请我们出面跟县里说一下，不要破坏了这块‘神石’，它上面刻有好多汉字。我们一听立刻感到这个线索十分重要。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请罗桑老人做向导驱车前往马拉山口。车出县城，向北行驶约四、五公里进入一条比较宽阔的山沟。在离沟口不远处，罗桑让司机停车。他领着大家步行片刻，穿过一条小溪爬上山坡，来到一块崖阴下面，用衣袖揩了揩上面抹涂得厚厚的一层酥油，指着一块长宽不到一米的岩面对我们说‘看吧，就是这块石头！’我们凑近岩石细细观察，上面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些竖书的汉文。当洗净岩面上的酥油，显露出一行行残缺的字迹，并准确地识读出‘大唐天竺使出铭’7个左书大字。这块被当地藏族群众视为‘神石’的石刻，比举世闻名的‘唐蕃会盟碑’还要早出160多年。” 后来，经过考古学家反复对石刻文字研究推敲，将这块碑称之为“大唐天竺使之铭”。

题铭现存共24行约311个字

根据考古研究统计，我们在西藏图书馆馆藏书籍《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第四章之“大唐天竺使之铭”中发现相关记载：这块珍贵的“大唐天竺使之铭”位于日喀则市吉隆县城正北方约4.5公里处的一条山沟中，系在一西北方向的崖壁之上镌刻，海拔4230米。崖壁面阔约1.5米，高约4米，其上有崖棚遮盖，现代水渠从崖脚下环绕而过。崖面距地表高度约5米，一条名叫“鲁玛满久”的小溪从北向南经崖壁面前的溪谷流向一片开阔地，该片开阔地名叫“阿瓦呷英”。

题铭系阴刻，字面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下部修筑现代水渠时遭到破坏。字面用阴线细刻方框间隔，每一方框约高4厘米，宽3.5厘米。字体为楷书汉字，约2厘米见方，现存共24行，约311个字。题铭额题为隶篆，字约5厘米见方，上书“大唐天竺使出铭”7字。

题铭文字因多年风化侵蚀严重，有许多字已不太清晰，加之近年来宗嘎乡在题铭附近修建水渠，开山炸石的过程中又造成了题铭文字不同程度的损坏，因而使得文字已经无法连贯成文。但从题铭额题及文中“大唐显庆三年”的年号来看，系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的一方题铭，文中记述了大唐使节不远万里，在出使古代天竺（今印度）途中经过吉隆山口时感慨抒怀，勒石记事的过程。

那么石刻碑文到底记述了什么内容呢？有记载说：碑文大意是大唐显庆三年六月，大唐国势强盛，高宗皇帝继承太宗皇帝所开创的宏伟功业，一统天下之威。教化所致，达于四海。故派遣使节左晓卫长使王玄策等选关内良家之子数人，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跋涉，越雪山，过栈道，经小羊同之西出使天竺，因感征程多艰辛，边境风光之壮美，联想到东汉破匈奴于稽落山之后，尚有刻石勒功，记汉威德之举，而此行动倍于往，更当于此建碑刻铭，以记功德。

在“大唐天竺使之铭”发现之前，人们知道“蕃尼古道”开通后，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通道。中原的纸和造纸术也经由此道传入尼泊尔和印度。 然而，关于“蕃尼古道”在吐蕃西境的具体走向和出口位置，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谜。一千多年的历史风尘早已“湮灭”了这条古道的痕迹。“大唐天竺使之铭”的发现，不仅反映了当时吐蕃与唐朝政治关系的密切，更撩开了高原古道神秘面纱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