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我常打趣道：“当过兵，扛过枪；上过山，下过乡；出过国，留过洋；上大学，站讲堂；挥挥手，写文章；与西藏，情意长。”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的一个小山村，早年双亲相继离世。我18岁时，北京军区38军到我们家乡来招兵，我如愿参军。

　　当兵期间，我开始与西藏结缘。当兵第三年的一天晚上，连队组织大家看纪录片，片名叫《祖国处处是家乡》，反映的是济南军区两名战士不畏艰苦，赴西藏列麦公社插队的故事。看到他们的事迹后，我深受启发，与其他几名战友一起主动申请提前退伍，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1976年4月，经过组织联系，我们如愿以偿，落户地区定为西藏自治区那曲县罗马公社。向西藏出发的那一天，在军区大院里，大家排成两队为我们送行，还有人爬到房顶上向我们招手致意，场面壮观。在进藏途中，我写了一首小诗：站在沱沱河边，眼望唐古拉山，山峰银光闪闪，好似骏马等我牵。我日思夜想的西藏啊，我即将来到你的身边！

　　到了平均海拔4700米的藏北草原，我们的主要工作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放牧，另一方面是修草库伦（草场围栏的一种形式）。我很享受当时的生活，赶着牛羊，来到草原，往山坡上一躺，远望蓝天，碧蓝如洗，远远的雪山上白雪皑皑，终年不化，绿茵茵的草原像地毯一样，草原上的牛羊如满天繁星，时不时还有骏马奔腾。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人人都会感到幸福和宁静。

　　在藏北草原两年多的时间里，我遇到过三次险情。第一次是骑马被摔。生产队长把马群围成一个圈，让我们去挑马。他说：“你们选中的马，以后就属于你们。”我仗着年轻，喜欢挑战刺激，请他们帮我选匹烈马。一位老牧民就给我牵来了一匹枣红马。我纵身上马，马就开始飞快奔跑，直到前方有条小河，马跳过河，却把我给摔了下来。我被摔得昏迷了，醒后第一感觉是：我还活着，真好。

　　第二次遇险是有次我到山坡上放羊。任凭牛羊到处吃草，我躺在山坡上，无意当中一抬头，就看到从山顶上滚下巨石，幸好我穿着皮大衣，石头砸到了我的背上，只是有点儿疼。但是，如果我不抬头看的话，那石头妥妥地就会砸在我头上，想想都后怕。

　　还有一次，我到公社开会，回程途中，天上乌云越来越厚，瞬间就下起冰雹。天黑后，地面到处都是白茫茫的冰雹粒，我找不到回去的路，只能凭感觉牵着马，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走。草原上有很多水坑，走着走着就掉进坑里，爬起来再走，一直走到半夜，都绝望了，但也只能强迫自己继续走下去。快天亮时，我才走到家。我想，那天晚上要是懈怠一点儿，停住不走，肯定冻死在草原上了。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这样的精神，延续到我后来的求学工作之路中。1978年9月，我考上了当时的西藏民族学院（后更名为西藏民族大学）。我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反复研读经典著作，窥见了学术世界的大道无垠。

　　毕业后，我留在了学校宣传部工作。由于对学术的热爱，后来我进入学校民族研究所工作。1992至1993年，我被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师从罗国杰先生做国内访问学者。在罗国杰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民族伦理学方面。1994年，我被调入中央民族大学工作。虽离开了西藏，但我从未忘记与西藏人民结下的深厚情谊，一直心系西藏，长期致力于西藏相关问题的研究。

　　从到藏北草原插队，到考进西藏民族学院读书，后留校任教，整整二十年，其间的工作生活场景如今仍历历在目。退休后，从2017年秋季开始，我作为西藏自治区柔性引进人才、西藏大学特聘教授，来到西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每个学期分别给博士和硕士各上一门课。除了给学生上课，还要指导论文，畅谈人生，答疑解惑，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会继续为西藏的人才培养尽献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