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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的风》:史诗、知识性与“返本”式写作

温奉桥 发布时间:2020-05-22 09:30:00来源: 光明日报

  《笑的风》

  作家出版社

  2020年4月出版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正在上海隔离,收到王蒙先生发来的微信:“我宅在家里,看到已经发表的笑的中篇,居然被吸引得欲罢不能,居然又大动干戈,增加五万多字,若干调整,成了另一长篇版。闹得相当大发。”这里所说的“笑的中篇”,是指发表于《人民文学》2019年第12期的中篇小说《笑的风》,“另一长篇版”则是最新长篇小说《笑的风》。

  作为共和国文坛不知疲倦的“探险家”,近年来王蒙连续推出《仉仉》《女神》《生死恋》等作品,一次次给文坛带来惊喜的同时,也带来了冲击、挑战乃至困惑。王蒙与自我为敌,并在挑战的快感中创造着一个个文学奇迹。他曾多次自喻为“蝴蝶”。《笑的风》真正显示了“蝴蝶”的自由与潇洒,悠游与从容,其史诗性美学品格、开放的文本结构,以及对时代、历史、人性等宏大命题的哲学思考,都堪称向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小说传统的一次回望和“返本”。

  《笑的风》具有史诗气魄,全景式地展现共和国60余年社会生活的历史变迁,特别是人们思想、意识的内在变化。仅就篇幅而言,这其实是个“小长篇”,然而表现出的却是“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大视野。小说的史诗性首先表现为其宏大的时空结构。《笑的风》正面描写60余年来的历史,实际上隐性时间跨度更大,例如通过歌曲《四季相思》、电影《马路天使》等巧妙地把时间上溯到20世纪30年代,为读者提供更多回忆的可能。空间上更是从一个名为“鱼鳖村”的北方小村庄写起,一直写到边境小镇Z城、上海、北京、西柏林、科隆,直至希腊、爱尔兰、匈牙利。可以说,《笑的风》在一个完全开放的时空背景下,从历史和现实双重维度,呈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从乡村到城市的广阔图景。更重要的是,这种呈现不是静态的、封闭式的,而是在家与国、古与今、边疆与城市、中国与世界的开放式时空语境中完成的。小说的这种时空结构,体现了作者完全崭新的时代意识、世界意识。

  《笑的风》流露着对于现代性与发展的渴望与欢呼,也渗透着对于传统与初衷的留恋与珍惜。从本质上讲,现代化构成了中国近一二百年来最重要的民族主题、社会主题,也是当然的文学主题。同时,《笑的风》将60余年的时代巨变纳于主人公傅大成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之中,将波澜壮阔的时代图景纳于琐碎的日常生活之流,既浓墨重彩描绘了时代大潮的翻滚涌动,又细密呈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恰恰是在对小说艺术史诗性的营造中,《笑的风》重塑了小说艺术的庄严感。这集中体现在傅大成身上。这是一个蕴含着历史内涵和精神深度的审美形象,透过他的个人命运变迁,我们看到的仍是时代和社会的缩影。正如作者所言:“通过个人故事,婚恋家庭的特殊命运,爱恋情仇的情节写历史,写地理,写人生、写社会、写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冲撞与整合。”傅大成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影像,他与《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完成精神对接,他们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精神兄弟。

  《笑的风》是小说,更是哲学,体现了王蒙新的探索和生命体验。故事一般被视为小说的基本前提。但是仅有故事还远远不够,还要有真正的思考和发现,这同样是中国小说的传统之一。与故事相比,王蒙在这部小说中更感兴趣的似乎是一个关于个人、时代与命运的哲学命题。他站在时间与经验铸就的人生高处,回望历史,重新思考和探讨个人、命运与时代的缠绕。就傅大成而言,因一首小诗《笑的风》改变了生活轨迹,然而从时代发展的角度而言,小说反复阐明“时代比人强”。《笑的风》超越《青春万岁》的激越,也超越《活动变人形》的决绝,是对历史的抚摸和吟唱;是一往情深,更是回眸一笑;是万般滋味在心头,更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得与失,悲与喜,缺憾与圆满,绝望与希望,在这部小说中都达成新的“和解”,因为所有这一切,其实都不过是生命的固有风景。

  《笑的风》还探讨了生命和人性中某种悖论式境遇。悖论是生命的“无常”,是生命的偶然性,更是生命的“有常”。傅大成与白甜美的爱情在特殊时期显得亲切安详、和谐融洽,而当一切欲求和可能都变成现实时,他感到的不是圆满,而是“得而后知未得”的遗憾。他在“找到了自己”的同时,又陷入“再也找不到原来的自己”的尴尬乃至必然的悔意。傅大成永远生活在“别处”,他的追求、困惑乃至躁动、折腾和缺憾,都不是单纯个体性、偶然性的,是面对新生活、新机遇的必然要求。从这个意义上,傅大成其实是一个具有哲学意味的审美符码。

  王蒙这部长篇小说还堪称一次百科全书式的写作。英国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曾把“广博的知识”作为小说家的必备素质。读王蒙的小说,时时被各种新奇的知识、见闻、说法、议论所吸引。在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中,知识被视为小说艺术的构成要素之一。在小说的知识取向越来越淡薄的今天,王蒙的小说返归“广见闻”“资考证”的知识性传统。可以说,知识构成王蒙小说的一个独立性审美维度。从飞机起落架到英国“三枪”牌自行车,从美食到荷兰“飞利浦”电视机,从“病”到女人的“乖谬”,还有古今中外诗词歌赋、名言典籍、掌故段子等知识性叙述和联想、辞典式旁征博引,构成这部小说独特的知识谱系。事实上,所有这些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无论是电影《小街》主题曲还是李谷一的《乡恋》,无论是《哈萨克圆舞曲》还是舒曼的《梦幻曲》,不但丰富小说的审美体验,而且强化了小说的生活感、时代感。同时,知识性在小说艺术世界的构建和艺术品位的营造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关于舒曼、勃拉姆斯、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知识,在小说审美功能上起到了添情趣、调节奏、扩空间的作用,提升了小说的审美品格。更重要的是,这类开放式小说写法,在小说艺术越来越狭仄化、枯索化的今天,赓续了伟大的《红楼梦》传统,重塑小说文体的丰富性、开放性。这既是小说艺术的“返本”,也是创新,拓展了小说的艺术观念,也是对当代小说文体的解放。

  《笑的风》自始至终都闪耀着一种单纯、清明和诗意的光辉。《笑的风》不乏毛茸茸的生活质感,即细密扎实的生活摹写,更有看似不那么“接地气”的一面,例如“笑的风”是实有,更是青春和爱情的象征。“笑”是生活,是历史,是时代的脉搏,更是生命的激情和梦想。作品具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力量,是心灵呓语、意念闪电,更是天启般的哲思妙悟,既置身其中,又超然物外,二者之间往往形成奇特的审美张力。这赋予小说更纯粹、更持久的艺术魅力,本质上并非单纯源自作者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而是86年人生阅历所沉淀的超越、自信和必有的从容。

  王蒙说:“只有在写小说的时候,我的每一粒细胞,都在跳跃,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笑的风》让我们感受到王蒙沉醉于创造的快感,沉醉于小说艺术的快感。在小说中,王蒙重获大自在。

(责编: 李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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