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5日，我收到西藏民族大学老教授胡秉之先生发来的一条微信：“今天是11月15日，是你们亲爱的爸爸、我的同事和朋友夏祖明同志遇难44周年纪念日。你爸爸是我敬重的兄长。1960年我到民院时，你爸爸已经是陕西省、全国文教事业先进工作者，参加了全国群英会。1972年10月3日，我们乘同架飞机到西藏搞教育革命，11月8日他还专门到堆龙德庆县（现堆龙德庆区）来看我，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别。现在，若他在天堂看到你妈妈身体很好，看到你和弟弟事业有成，看到孙子、外孙女都那么优秀，一定非常高兴。再次祝福你们全家平安、健康、快乐、幸福！”

次年11月15日，父亲生前的同事薛林堂教授给我母亲发了一条微信：“联芬，今天是老夏离开人世的日子，怀念他高尚的人品、为人友善的作风、优秀的书法、勤恳的工作精神。老天不公，他走的太早了。当时太需要他这样的优秀人才了，真的非常怀念老夏同志。”

两位老先生朴实真诚的话，让我们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作为儿女，我们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平凡伟大的父亲而骄傲。我们深深怀念父亲，以及像父亲那样的第一代民大人。

听父辈们讲，父亲是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1950年随十八军53师文工团进军西藏，1951年参加修建甘孜机场。1955年，在阿里地区工委组织部的带领下，父亲一行人从拉萨出发赴阿里，步行了一千多公里，用了几个月时间才到达阿里地区工委所在地嘎伦昆莎（现狮泉河）。在那个海拔高、条件极其艰苦的地方一干就是两年。

1957年，中央书记处贯彻落实毛主席提出“慎重稳进”“六年不改”的西藏工作方针和“西藏也要设立大学”的重要指示精神，决定在内地为西藏设立学校，培养民族干部。西藏工委遵照中央书记处指示精神，正式在陕西宝鸡虢镇建立了西藏团校。父亲接到通知后，带领阿里地区的几十名学生来到陕西宝鸡虢镇西藏团校报到，从一个文艺战士转换身份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一名民族教育工作者，尽管有许多困难，但他从头学起，向身边的教师学，向教育对象学。他搬进了学生宿舍，和学生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针对当时的学生中80%出身翻身农奴家庭，绝大多数是藏、汉语双文盲的实际情况，父亲和同事们创造了“教学形象化、辅导多样化和生活汉语化”的速成教学方法。在给学生上算数课时，他每次课前都认真备课，准备好教具，讲加减法时，还比较顺利，但是讲到乘除法时，需要背诵乘法口诀表，这就成了学习的一个难点。当时的西藏，在教学生背诵乘法口诀表时，一般采用有声有调的高声唱读，父亲在西藏7年，亲身经历了这种教学方法，也有学生提出要用这种传统的唱读法背诵乘法口诀表。可是这种方法的不足，正如俗话说的“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只是直着嗓子喊，没法用心记忆，完全学会弄懂需要较长的时间。为了节省时间，提高学习效果，他改变了藏族学生传统的学习方法，教他们先理解，再记忆，在记忆的基础上，多实践，多做练习题，他带着学生反复做练习题，反复记忆，效果明显就出来了，不但节省了时间，而且让学生记得更加牢固。

用心教好每一节课，不让一个藏族学生掉队，是父亲和同事们最大的愿望。当时从高原来的藏族学生，年龄都比较小，来校前有很多是农奴，有的给三大领主放牧，漫山遍野地跑惯了，还不会约束自己，刚进校走进课堂很不习惯，根本无法安静地坐下来静心学习。几个月过去了，个别学生还没有养成学习的习惯，还有的学生早上起不来床，夜里睡觉尿床。为了让这些学生能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父亲搬进了学生宿舍，白天和同学们一起上课，课后和同学们一起吃饭、一起参加课外活动，晚上和同学们一起住宿舍，学生入睡后又一个宿舍一个宿舍的去查夜，为他们盖好踢开的被子。清晨叫学生们起床，时常还为那些年龄小、夜里尿床的学生洗晒被褥。他像父母一样，关心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的学习，使这些高原来的藏族孩子，感受到了家的温暖。父亲根据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帮助他们制订个人学习计划，给予学生们不同的辅导，用自己的爱去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温暖他们。学生们理解了老师的用心，更加刻苦努力，不少同学在校期间加入了共青团，成为日后平叛斗争和西藏民主改革的骨干力量。

小时候常听父亲讲，团校学生都是十七岁以下的孩子，他们刚从西藏来内地时，年龄小，水土不服，经常生病，老师们不仅要关心他们的学习，更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当时患两种病的学生比较多：一种是肺结核。学校为此专门在西安小雁塔设立了一个疗养院，把得肺结核的学生送到疗养院，一边治疗休养，一边学习；另一种就是绦虫病，由于当时西藏的生活条件和医疗卫生条件都很差，许多孩子吃了生牛羊肉，肚子里都长了绦虫。为了让学生健康成长，学校安排在寒暑假、周日，分批分期给学生打虫，安排老师值班照顾学生。一般吃药后几个小时，绦虫才会打下来，学生看见长长的白绦虫特别害怕，有的吓得直哭；还有的学生在打虫时，绦虫半截留在屁股里，半截露在外面，父亲就用手轻轻地把剩下的半截拉出来，安慰他们不要害怕。感受着父母亲一样的关爱，学生们感动万分，说这样的老师比自己的父母还要亲啊！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父亲在会计科担任政工干事，兼任企业三班班主任。为了搞好班级工作，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五好”计划，并把这个计划给班里的每个同学看。他在致班委的信中写道：“这是我的个人‘五好’计划，为了便于大家督促我不断地改造思想，改进工作，这份计划大家看后可以给我提出意见。特别是在平时，更希望大家监督我、帮助我，使我能够在革命化的大道上大踏步地迈进，为革命而争当‘五好’。”班里学生在看了这份“五好”计划后，纷纷签字留言。有一个名叫李宝莲的学生写道：“夏老师，您的‘五好’计划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在各方面争取向您学习。结合咱们班的工作来说，您是否可以把工作方面的第五条再落实一下。不但您自己要为革命争当‘五好’，而且要经常教导和启发学生为革命而争当‘五好’学生、‘四好’支部和‘五好’班集体。”

“文革”期间，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彻底被打乱。1966年5月到1967年12月，学校被迫停课。1970年，西藏民族学院解散。1971年5月，西藏决定恢复西藏民族学院，同时决定迁入西藏办学，并下发了《关于恢复西藏民族学院若干问题的纪要》。随后，学校恢复并开始招生，排除干扰继续办好专业教育，同时又派教师走出校门，深入西藏为有关部门举办农、牧、会计、医务等短训班，服务西藏发展。1972年，父亲与会计科的部分教师一起赴藏参加开门办学，在从拉萨去日喀则途中，不幸以身殉职，因公牺牲时刚满40周岁，当时，我12岁，弟弟夏阳只有7岁。

父亲殉职后，西藏自治区教育厅给他做了一口厚厚的棺木，在拉萨的老领导、老同事和他曾经教过的学生们一起把他安葬在了拉萨烈士陵园，把他永远留在了他热爱的、为之奋斗的、奉献了青春和生命的雪域高原……40多年来，每逢清明节，父亲生前在西藏的好友、同事，特别是他教过的那些藏族学生都会自发去烈士陵园为他扫墓，给他送去鲜花和哈达，缅怀他、纪念他。

今年是学校60华诞，暑假期间，我们姐弟俩去西藏出差，与自治区教工委、教育厅领导一起去烈士陵园看望了父亲，站在父亲的墓碑前，回忆与他相处的美好短暂的日子，诉说我们心中的思念，告慰他，我们今天的成长和进步。

几十年来，我和弟弟作为十八军后代、第二代民大人，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学习生活工作在这里，我们参与了民大的建设，见证了民大的发展，我们同民大一起成长，我们时刻也不敢忘记父辈们担当奉献的精神！我们要倍加珍惜现在美好的时光，为西藏民族大学更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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