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宫《喇嘛说》石碑。石建杭 摄

　　
雍和宫内景。石建杭 摄

　　 
雍和宫藏金奔巴瓶。北京雍和宫管理处供图

　　位于北京紫禁城东北方的雍和宫，以其多民族建筑风格融合的皇家宫院气派、佛寺丛林的庄严肃穆和精美神秘的藏传佛教艺术珍品，吸引着五洲四海的香客宾朋。雍和宫曾为雍正皇帝的行宫，将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是乾隆皇帝继位后的一大举措。其背后是清代“大一统”的抱负，蕴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故事。

　　众志成城：内外绥怀一体中

　　据《清宗人府事例》记载：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十二月，皇帝谕宗人府给诸位太子册封分府，当时皇四子允祯（胤禛）按照贝勒身份，分得一处明代内宫监房作为“祯贝勒府”。15年后，允祯晋升为“和硕雍亲王”，贝勒府随之升格为“雍亲王府”。又过了13年，皇四子继承皇位，是为雍正皇帝，他原来的亲王府改为行宫，赐名“雍和宫”。而乾隆皇帝即位后，将雍和宫由行宫改为了寺庙。

　　乾隆为什么要将先帝的行宫、自己出生的地方改为寺庙？这还得从康熙说起。

　　康熙皇帝8岁即位，在位达61年，前所未有。其间三征噶尔丹，牢牢守住新疆；进兵西藏，打败准噶尔部，维护西南边疆统一；进剿台湾、激战澎湖，完成统一台湾大业；收复东北雅克萨，巩固东北边疆。“大一统”是中华文明延续千年的天命，实现“大一统”是中国历代政治家的至高追求。对于怎样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康熙自有独到见解。

　　康熙三十年（1691年），古北口总兵蔡元提出维修长城，但康熙认为：“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彻底否定蔡元的提议，并将这个道理“谕九卿知之”：长城延袤万里，养多少兵、花多少钱方能守住？“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服，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放弃兴工劳役修筑长城，以长城内外为一家，以人心为屏障，构筑巩固的疆域。同样，在西南边疆加速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形成“大一统”的“因俗而治”、治国与治边一体的方略。

　　上奉天道、下顺民心，无隔夷夏、柔服四裔，是历史上成功治理的经验。承德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建立，雍和宫由行宫改建为皇家寺院，都是康熙“不修长城修关系”理念的体现。正如康熙皇帝的诗句所写：“天下一家无内外”“内外绥怀一体中”。

　　十地圆通：中央政府联结蒙藏地区的枢纽

　　乾隆皇帝继位的第九年（1744年），雍和宫正式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清廷拨国库巨资，由雍正皇帝谕封的国师三世章嘉活佛主持宫改庙的建设。乾隆在《雍和宫碑文》中写道：雍和宫是先帝登极前居住的福地，也是自己降生、进用、继承帝业的地方，按祖制，帝王成大业后的行宫多应尊奉为佛地。

　　清廷用几年时间完成雍和宫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的基本建制。中路六进大殿，殿门楣之上的匾额均由乾隆亲笔所书。宫改庙后的大门不叫山门，而称“昭泰门”；天王殿不称天王殿，而称“雍和门”；大雄宝殿也不依佛寺称号，仍称为雍和宫；三座牌楼上也有乾隆御笔牌匾，上书“寰海尊亲”“十地圆通”等。

　　雍和宫行政管理规格很高，直属理藩院，官员称“领雍和宫事务大臣”，清政府在雍和宫设有文案房、经坛房和造办房3个机构，城内八旗军则承担雍和宫的保卫工作。可见宫改庙不只是为崇奉先父，而是更大的手笔，承载着治国安疆的政治抱负。

　　乾隆继帝位时，虽然大规模军事斗争已结束，但清王朝仍面临巩固边疆、维持政权统一的严峻考验。当时西藏政局仍时有不安，地区治理中许多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对此，乾隆给予极大的关注，耐心地处置有关西藏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一是始终强调“卫藏久隶版图”，西藏是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二是“卫藏为黄教兴隆之地，内外诸蒙古，无不以是为宗，所关事体大。”所以，“兴黄教以安众蒙古”成为当时清中央政府对广大边疆民族地区“因俗而治”的重要方略。

　　施策需要人才，满汉官员远远不够，需要一批在京听命于朝廷、赴蒙藏地区能为朝廷办事的高层僧人，他们“尊国政、谙例律、知举止”，又能在民族地区影响广大信众。所以，雍和宫第一任住持是国师章嘉活佛，僧人导师则从拉萨三大寺选18位高僧担任，僧人从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及汉藏地区挑选。

　　雍和宫改建藏传佛教寺庙后，即在西藏引起强烈反响。七世达赖喇嘛不惜重金从尼泊尔购得整根白檀木运往北京，由皇宫造办处雕制成总高26米（地上18米，地下8米）的站立式弥勒大佛，现存于万福阁大殿，是游览雍和宫必看的“三绝”之一。六世班禅上书乾隆皇帝，感谢建立雍和宫寺庙，并在扎什伦布寺举行盛大法会，诵经祈祷。乾隆为雍和宫赐藏语名称：“甘丹金恰林”，意为壮丽辉煌之兜率宫，人间之天上宫殿。

　　雍和宫地位显赫，在蒙藏地区有着很高声望，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和管理京师、承德、五台山政教事务的中心，也成为朝廷培养民族宗教人才的基地。如公元1777年，八世达赖喇嘛年幼，摄政第穆活佛圆寂，乾隆即钦派当时的雍和宫堪布策默林回西藏接任摄政之职，历时9年。所谓“十地圆通”既有佛教的寓意，也是雍和宫联通清中央政府与蒙藏地区、交互四面八方的写照。

　　金石补史：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

　　雍和宫大殿前有一碑亭，亭内立一高6.2米、每面宽1.45米、至今保存完好的方形石碑，四面分刻满、汉、蒙古、藏4种文字的碑文《喇嘛说》，碑文汉文正文加上夹注双行小字共2400多字。《喇嘛说》碑立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碑刻汉字是乾隆本人的工笔楷书。乾隆撰立此碑时，已年过八旬，“近归政之年”，刻碑立宫是为了警示后人后世：“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

　　乾隆即位不久就决心：“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乾隆十五年（1750年），西藏生乱，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被害，乾隆派兵入藏，他抓住这个“处置转关一大机会”，废除藏王制设，立四噶伦（三僧一俗）分理政务，加强驻藏大臣权力。乾隆五十三年到五十六年（1788-1791年），廓尔喀两度入侵西藏，乾隆再度派兵进藏，击退侵略者，并对里应外合的僧人首恶，对众“剥黄正法”，其余押解京师治罪，显示“依法治教”。同时，抓住这个契机，大力整顿藏政，使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制度更加完备。

　　《喇嘛说》即完成于这一背景下，成为之后制定颁布治藏章程的依据。特别是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设计，碑文作了论述：“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若没有转世，广大信众无所归依，所以“不得不如此耳”。这就是将百姓的信仰、宗教的传承与社会的稳定综合在一起考虑，在“大一统”下实行“因俗而治”。一方面对“惑众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与内地齐民无异”；另一方面，“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宏宣德化以尽怀柔之道”。

　　《喇嘛说》还进一步分析：活佛转世制本是宗教制度，但蒙藏地区许多宗教领袖又管理世俗事务，背后还有政治势力的活动，在派系众多等复杂情况下产生严重弊端，政教势力操纵，出现“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的作弊私授现象。对此，碑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

　　乾隆皇帝还想了一个办法：由朝廷特制两个掣签金瓶，一个送拉萨，置放在大昭寺，用于西藏的活佛转世；一个放在北京雍和宫，专为蒙古及青海、甘肃等地活佛转世之用。碑文还具体写明：西藏活佛圆寂要选转世灵童，仍按宗教仪轨进行，但要将各方面寻访到的候选儿童的名字，用藏、满、汉文写在签上，每童一签，贮于金瓶内，由在世大活佛会同驻藏大臣，在僧众面前举行掣签仪式，选出一名作为转世灵童。雍和宫的金瓶掣签，由理藩院官员会同雍和宫扎萨克喇嘛共同举行。最终选出的转世灵童，要报请中央政府批准。

　　《喇嘛说》撰文立碑后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廷制定出全面管理西藏的章程和实施细则，即《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第一条就是确立金瓶掣签制度。

　　时间已经过去200多年，金瓶掣签确定转世活佛已成“历史定制”。历尽岁月沧桑，雍和宫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历史见证。今天的雍和宫作为北京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和旅游景区，继续在增进民族团结、宗教和谐上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