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迈克尔·佩提斯近日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中提到，过去几十年，中国能够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成功融入全球化，很重要的一点是依靠成本优势。当前中国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个重要方面是扩大内需消费。问题是，扩大内需在GDP中所占比重，相应要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从而导致人力成本上升，内循环与外循环之间就形成了矛盾。怎么解决这对矛盾，需要依靠创新发展新的经济动能，产生新的经济亮点。

　　佩提斯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要依靠创新构建“双循环”，首先要把握好创新的方向，在创新治理方面下功夫，解决因为创新带来的问题。

　　第一，要把握好创新的方向。现在我们普遍把创新看作增强经济竞争力，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提高中国在国际上话语权的手段，这个方向没有错。同时创新不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也还要为社会发展服务，增加人民群众的福祉。

　　第二，如何做好创新。当下各地科技相关会议都在讨论如何发挥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尽快解决“卡脖子”问题。同时，我们有必要思考的是，政府在创新中该怎样发挥作用，是不是像过去那样以统一指挥、军事化作战的方式来搞创新？

　　在创新活动中，政府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促进创新，增加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是做好创新治理，防止由创新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以及其对“双循环”建设所构成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在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广泛应用后会更加明显，比如疫情中凸显的“数字鸿沟”问题。

　　科技创新治理存在“科林格里奇困境”，意思是一项技术的社会后果在技术出现的早期，往往很难被预料到，不能及时给出治理方案。当负面后果被发现时，技术却往往已经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再对它进行控制已十分困难。

　　针对科技创新治理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今年发表的《科技和创新的数字化》报告中提出了预期治理理念，通过建立三种能力：预见或远见、跨领域的集成和公众参与，来提供尽可能有效和务实的技术创新治理。其核心解决四个“W”的问题：什么时间进行治理，谁来参与治理，怎样治理以及为什么治理。

　　与传统的管理（治理）相比，预期治理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区别。一是技术创新治理不仅仅是立法机构、政府和监管机构等出台政策法规和实施就够了，它还要让普通公民参与到对他们有影响的技术创新治理中去。这样可以增加老人、弱势群体等在面对诸如“健康码”之类的“数字鸿沟”时的话语权，帮助他们缩小鸿沟。二是预期治理要对未来的可能性提出问题，以便在当下采取行动来帮助实现我们决定想要的未来。

　　预期治理不仅是一个理念，OECD也总结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采取的100多项政策措施，比如应对新科技的国家战略和议程、新兴技术的规制，相关政策的评估以及技术创新治理的利益相关方参与等，并对这些政策措施的重要性进行排序，予以推荐。由于大量跨国应用的存在，技术治理需要国际间合作才能完成，数字化技术也容易突破地域限制，充分与科技领先国家交流合作就非常有必要。比如，比尔·盖茨提出收“机器人税”，有国外专家提出“全民基本收入”，建议颁布避免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成果扩大收入差距的政策法规等，我们都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予以研究谋划。

　　开展科技创新治理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问题，中国需尽快采取行动，不但在技术上走在世界前列，在技术创新的治理上也成为世界领先。一些防止技术创新扩大社会收入差距的政策、法律法规需提早谋划，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由此，我们能够更好地刺激创新研究，促进内循环，进而带动外循环。（作者是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