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朝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确立政治隶属关系以后，对于西藏僧俗上层首领而言，向中央政府祈请印信，便成为他们在西藏事务中获取政教权力的最直接途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三位藏族知名人士有关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封印之态度的论述看得清楚。

　　第一位是第巴桑杰嘉措，他在《金塔：世界一庄严之目录》一书中说过，“该九州之地（西藏）自古以来就有精心争取内地皇帝的特殊封诰，对使之进入大喇嘛和达官显贵之列的红色官印极为重视之传统”。第二位是郡王颇罗鼐，他在转呈给清朝雍正皇帝的一份奏书中称：“奴才（颇罗鼐）仰承皇恩至深至重，不敢有奢望，唯我土伯特（西藏）大小人等往来文书均需钤印，奴才荷蒙天恩荣膺多罗贝勒，并办理前后藏噶伦事物，大箭炉、里塘、巴塘等营官均有印信，现既赏奴才贝勒封爵，办理地方及军机事务，咨文布鲁克巴、喀齐、巴勒布等时，若用印信，彼等信服且加恭敬，不肇事端，有利于事，奴才亦将奋勉。” 从颇罗鼐的这份奏折可以看出，他在向朝廷请印时强调“土伯特大小人等往来文书均需钤印”，表明印章对于西藏地方普遍具有的重要政治意义，而且在办理地方事务过程中，“若用印信，彼等信服且加恭敬，不肇事端，有利于事”。第三位是当代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他在《西藏通史》一书中说，“从西藏归入祖国版图之时起，对于地方上的大小掌权者来说，有没有皇帝封任的诏书和赐给的印章成为其权力地位是否合法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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