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就与西藏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汉藏两种文化交流的历史越了解、研究越深入，我就越发感受到汉藏两种文化传统的互相渗透是如何的深刻和不可分离。遗憾的是，这却不为世人所了解和认同。后现代的西方人将西藏理想化为一个精神的乌托邦，或者说香格里拉，而同时将China（在他们看来是一个纯粹汉人的国家）编排成了一个与西藏完全对立的“异托邦”（Heterotopias）。乌托邦是一个莫须有的地方，就像香格里拉在英文词典中的定义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一样，是与现实社会完全相反的、理想化了的一种完美形式。而与它相对的他者空间，则是一个与乌托邦完全对立，甚至倒置的地方。它与乌托邦中的一切完美形成强烈的对比，故称“异托邦”。

西藏就是当今西方人心中的乌托邦，代表了人们所能想见的一切美好，而China则正是与它形成强烈对照的“异托邦”，代表了一切与美好相反的东西。在西方人眼中，我等汉人只能是西藏文化的杀手，汉、藏文化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与西藏远隔千山万水的西方世界，从此成了西藏的精神近邻，曾经是殖民侵略者的西方人，则成了西藏文化的大救星。当今经济的全球化，各民族的民族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存亡危机。界定和构建我们的民族和文化认同自然成为人们思考和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毋庸置疑，一切建构自己的民族认同、鼓励民族和文化自觉的努力，都对保存和光大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于一个弱小民族而言，构建它的民族和文化认同甚至与它作为一个民族，或者说族群的生死存亡都有直接的关联。可是，这样的努力如果引导不当，往往也会走向它的反面，引出一系列负面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过分渲染、对民族认同、文化自觉的过分执著，很容易转化成激进、狭隘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而带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构建出来的民族和文化认同多半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那些被用来和他民族做区分的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也多半是人为的创造物。为了构建自己民族的认同，人们对不同文化传统中那些相通、相同的部分视而不见，却十分执著地专注于发掘两种文化中的相异和不同之处，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倾向。如果民族和文化认同的维持是建立在求异，而不是求同的基础之上，那么它必将成为社会中的一股分裂势力（a divisive force）。有鉴于此，我们在积极构建汉、藏两个民族各自的民族和文化认同、传承和弘扬汉、藏两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同时，理应对这两种传统文化中那些互相交融、和谐共通的部分予以更多的关注。求同存异，方为正道！

汉、藏文化从来就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两个民族走的常常是同一条路。今天或许有人会对“汉藏同宗同源”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但美国最有成就的汉藏语言学家Christopher Beckwith先生近年曾发表鸿文指出，古汉语文献中“吐蕃”两个字原本的音读就是“发羌”，可见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将他研究羌族历史源流的名著题名为《羌在汉藏之间》 确实是很有见地的，或许更确切的表达还应该是“羌在汉藏中间”。至少在今天的汉族和藏族人身上都还流着古代羌人的血液。

汉藏是否同宗同源暂且不论，汉藏文化交融源远流长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尽管汉族和藏族都有酷爱写史的传统，但至今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后世藏文史书中说，早在吐蕃第一位国王松赞干布之父囊日松赞在世时，许多汉地的历算、占卜和医学著作就已经被翻译、流传到了吐蕃，可按照传统的说法，藏文书面语是松赞干布时期才创立的。但藏族史家的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因为藏族传统使用的占卜方式确实与汉地的九宫、八卦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汉地的“河图”、“洛书”以及阴阳五行之说，很早就已经渗入西藏文化之中。文成公主入藏缔结的不只是一段政治婚姻，它完成的更是一次文化之旅。随文成公主入藏的释迦牟尼像至今依然是西藏最神圣的佛像，随公主入藏的和尚们不只是把汉地饮茶的习俗传到了吐蕃，更将汉地的佛法带到了雪域。汉传佛教不但是藏传佛教的两大来源之一，而且汉传的禅宗教法一度曾经是吐蕃最受欢迎的佛法，从敦煌发现的古藏文文献中我们可以见到所有早期重要禅宗文献的藏文翻译。

当今受西方人欢迎的两种藏传密法，即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和噶举派的“大手印法”，按照萨迦派和格鲁派上师们的说法，它们就不是从印度传来的正法，而是汉地和尚摩诃衍所传的“万应妙法”。中外学者至今还在争论那位被陈寅恪先生称为“吐蕃之奖公”的大译师法成到底应该是汉人吴和尚，还是藏人管·法成，他翻译的汉文和藏文佛经是那么的完美无瑕，很难想象它们出自一位外族译师之手。应该说，法成就是吐蕃时代汉藏文化交融的产物和象征，对他来说，汉、藏一家。

当然从汉地传到吐蕃的远不只是佛法，从松赞干布时代开始，吐蕃就常“遣诸豪子弟入国学，习《诗》 、《书》 ，又请儒者典书疏”。大量汉文经典在这个时候被翻译成藏文，开始在吐蕃广为流传。在敦煌古藏文 文献中我们发现了《尚书》、《战国策》、《史记》等汉文经典的藏译残本，还有像《孔子项托相问书》、《蚁穿九曲明珠》这样属小说家言的汉地故事居然也为吐蕃藏人所熟知，后者还被十分巧妙地搬到了吐蕃请婚大使禄东赞的头上，要不是禄东赞善用汉人之道还治汉人之身，他能否不辱使命，为赞普请得大唐公主还很难说。吐蕃藏人吸收汉文化之早、其汉文化修养之高，我们还可从以下一个例子中见其一斑。在迄今所见成书最早的古藏文文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出于《史记·平原君列传》中“毛遂自荐”的故事，即平原君和毛遂有关“锥处囊中，脱颖而出”的对话，竟然被天衣无缝地嫁接到了松赞干布之父囊日松赞和其大臣参哥米钦的头上。像“毛遂自荐”这样的典故，差不多可以列为汉族的“文化密码”了，可它竟然被藏族作家信手拈来、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对此我们唯有叹为观止，古代汉藏文明交融程度之深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吐蕃从七世纪中才创立文字，其后不足两百年间发展出了一个十分成熟的文字文化传统，留下了数量巨大的不同类型的古藏文文献。毫无疑问，对汉文化的学习和吸收曾经是藏族文字文化飞速发展的一大推动力。

汉藏交融自然不可能是一条狭窄的单行道，而是一条双行，甚至多向的通街大道。大家或许难以相信，直到十二世纪初，在今天属于新疆的和阗（于阗）地区当地人使用的官方语言是藏语，大概到十四世纪中期维吾尔族的先人回鹘人信仰的是藏传佛教。大致从八世纪中到九世纪中期，吐蕃曾在以今天中国的西北和新疆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吐蕃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在这一地区产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影响。在东西文明交汇点、有丝路明珠之称的敦煌，藏传佛教就曾相当兴盛，而且还是它向东西方传播的一个集散地。

即使藏传佛教于九世纪初在其本土遭受法难，一蹶不振，它在敦煌地区依旧蓬勃发展，藏传佛教于后弘期的复兴也得力于此。而从十一世纪开始，藏传佛教便向藏外流传，从西向东不断深入。在中国的西北和新疆地区，伊斯兰教今天占绝对的优势，可在十一至十四世纪，藏传佛教曾经是这一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形式。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大量藏传佛教文献表明回鹘人不但自己曾经信仰藏传佛教，而且还在藏传佛教于西夏和蒙古人中间传播的过程中起了桥梁的作用。从黑水城文献中见到的大量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中可以看出，以密教为主的藏传佛教在西夏、蒙元时代已经在西夏、蒙古和汉族等不同民族中间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传播。

到了元朝，番僧竟然坐上了帝师的交椅，大黑天神更成了国家的护法，面目狰狞的愤怒本尊像耸立在风光旖旎的江南水乡胜境之中。蒙古人做了近百年的元朝皇帝，并没有被满朝饱学的儒士改造成为满口之乎者也的孔孟之徒，却被几位番僧“调唆”成了相信神通、魔术的藏传佛教徒，乃至藏传佛教后来成了蒙古民族的全民信仰。元朝末年，曾有汉族士人十分夸张地称蒙古入主中原使“中国一变为夷狄”，而番僧用妖术调唆蒙古皇帝，又使“夷狄一变为禽兽”，将导致元朝速亡这一盆脏水全都泼在了几个番僧的头上，这显然有失公允。有意思的是，明朝的汉人皇帝对藏传佛教的信仰与被他们赶跑的蒙古皇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难以计数的喇嘛被大明朝廷封“法王”、“教王”、“国师”、“西天佛子”等尊号，北京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内有时竟容纳了上千名喇嘛。雄才大略如永乐皇帝也曾邀请五世噶玛巴活佛大宝法王在南京灵谷寺举办了被后人称为“南京奇迹”的藏传大法会，还亲任大施主，在南京刻印了西藏历史上第一部《藏文大藏经》。明代不仅宫内常常举办跳布咤舞等藏传佛事，而且民间大户人家婚丧喜事延请喇嘛诵经念咒也已成为惯例，藏传密教的欢喜佛像在江南古董、文物市场上也炙手可热。

而满洲人在入关以前就已经开始接触藏传佛教，信仰大黑天神。当了大清皇帝之后，他们同样优礼番僧，拜喇嘛为国师，热情支持藏传佛教于内地的传播，还积极推动汉、藏、满、蒙佛经的翻译和刻印工程。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更以文殊菩萨自居，为其能读藏经、念梵咒而洋洋自得，他不但在热河（承德）和北京香山分别建造了以班禅祖庙扎什伦布寺为模样的须弥福寿庙和宗境大昭庙，还在宫中修梵华楼等多处私庙，作为自己修持藏传密教的场所。清代民间修持藏传密法者也大有人在，从元朝宫廷流出的藏传密法法本不但在清宫内继续流传，而且也开始在民间流通。大名鼎鼎的大明遗老、大学士钱谦益先生家中就曾秘藏多种藏传密法的法本，清朝一代汉族大儒的私家闺房之中藏传密法业已落户。

以上这段回眸式的叙述或失之简单，但已足以说明汉藏两种文化传统在过去近一千四百年的交往过程中，互相吸收、互相渗透，达到了难分彼此的程度。汉藏交融，名至实归。

不仅如此，回鹘、西夏、蒙古和满洲等其他许多民族也都曾经在汉藏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扮演了各自不同的重要角色。如果我们要分别界定汉族、藏族，以及其他各民族各自的民族和文化认同，我们绝不能无视这些文化之间互相关联、互相渗透的部分。任何有悠久传统的文化都不可能是一种性质单一的文化，而必然具有“跨文化性”（Interculturality）。承认和积极地利用这种“跨文化性”将有益于增加民族文化的丰富性，提升民族文化的创造力，反之，只会导向狭隘的民族主义、盲目仇外和激进的原教旨主义等邪道，将民族文化引进死胡同。

作者简介：

沈卫荣，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发表了大量日文、英文、德文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汉文论文近四十篇。

（原文题为《汉藏交融和民族认同》，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