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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村史诗》六部曲为50年藏族乡村变迁作传

施晨露 发布时间:2018-03-28 13:59:00来源: 上观新闻

“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渲染这片高原如何神秘,渲染这个高原上的民族生活得如何超然世外,而是为了祛除魅惑,告诉这个世界,这个族群的人们也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最最需要的,就是作为人,而不是神的臣仆去生活。”凭借《机村史诗》(六部曲)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时,作家阿来这样说。

这几天,阿来带着《机村史诗》在各地与读者见面,在上海思南读书会的一场对谈上,他再次用“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归纳自己的文学观。他说:“我偏执地认为,小说的深度不是思想,而是情感的深度,体验的深度。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第二要素还是语言,排到第一百零一,还是语言。”

1959年生的阿来2000年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他的简历上通常这样写道:藏族。出生地:四川省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阿来称自己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有时谈到族别,他会幽默地说:我是一个远缘杂交品种。

“我是上小学才开始学习汉语的,因为语言不通,小学第一年不能上课,得从简单的绘画开始学。后来,我慢慢发现,汉语、特别是用汉语写成的文学作品里,大量经验是藉由语言提供的,和我生存的世界没有关系。而我却要用这种新掌握的语言来讲述我的生活,它可能会成为什么样?”阿来回忆,“当时我没想过成为作家,甚至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职业叫作家,但这个问题始终在心头——当我们使用一种语言,但这个语言中并没有包含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也不知道这种生活经验在新的语言中应该如何表达时,怎么办?最后是翻译文学间接地解答了我的疑惑。福克纳写的美国乡村,当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时该如何呈现?比如福克纳有一个小说叫《熊》,写的是狩猎文化。狩猎在我自己的经验中当然很丰富,但在汉语中几乎没有这样的经验,没有作家把它正面当做一种文学对象书写过。我觉得福克纳的小说很有亲切感,至少比读《红楼梦》更亲切,反而感觉外国小说离我更近。翻译能把一种经验成功地从一种语言转移到另一个语言中,而且还保存得很鲜活。语言问题是我在写作过程中最重视的,可能正是因为我的母语不是汉语。我观察到的汉语演变,从先秦到白话文,它的丰富其实就是不断把异质文化纳入自身语言系统中的过程。我甚至觉得,我的写作也是在从事某种程度上的翻译,希望能有新的表达,对这个伟大的语言作出一点新的贡献。”

多年来,阿来一直想为一个古老的藏族村庄写一部走向新生的历史,这就有了这部旧制度被推翻后,一个藏族村落的当代史。如果说《尘埃落定》好比一条飘逸灵动、创生传奇的河流,那么《机村史诗》就是六座朴实沉稳、重现历史的山峦——它们相邻着散布在大地上,看起来相互独立,内部却根脉相衔,合而呈现了一幅群山并立式的当代藏族乡村全景。正如六部曲之名所示,阿来说,这是他继《尘埃落定》之后,又一次“下定决心写一点所谓史诗性的东西”。

《机村史诗》由六部曲组成,每部又分别由一部小长篇、一篇事物笔记和一篇人物笔记共同组成。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形式,阿来说,是因为故事的需要、现实的折射,而非刻意追求结构的突破。“现在,我们经常用‘破碎’形容乡村,其实破碎的过程很早就开始了。《尘埃落定》里,一个家族贯穿始终,始终在舞台中央。如今,乡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中心,在中心位置的人随时变化。为什么是‘六部曲’?每过10来年,乡村就变一次,谁在中心,谁最能代表时代的特征,我就写谁。可能一个人物在第一部就有登场,第二部走到了舞台中心,第三部里还是有他,但到了边缘。只有这样的结构才能对应乡村的现实。”

阿来说,也许再过20年,他还会再写乡村,再以十年为一个单位,写一写新世纪的农村新的变化。但题材,并不是讨论文学的标准,现实主义也并非对现实的照相式的记录。作家对自己所呈现的对象还是要有一点超越性,这种超越可能是从文化层面的观察,或是人性、人道思想的笼罩,但最重要的还是通过语言建构自然而然产生的诗意。“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诗意一露头时紧紧抓住它,但在很多小说中,我们看到,这种诗意可能闪烁一下便消失了,再度堕入琐碎、庸俗的世俗中,这样的文学就失去了意义。”阿来说。

(责编: 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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