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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名人的“春运”之路

沈参 发布时间:2018-12-24 15:51:00来源: 潇湘晨报

  1930年,湖南遭遇了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1月30日,大年初一,湖南《大公报》照常出报,看不到一点春节的痕迹。只有第6版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写着当天各机关照常上班。春节不放假,元旦放7天,这让上班族头痛的假期,也造成了民国时候元旦才是“春运”的真实图景。

  但由于民国不发达的交通网络,回家成为一桩十分困难的事,让人不禁有天天春运之感。

  1934年1月初,离春节还有十多天,担任报刊副刊编辑的沈从文因为母亲的病,选择回家。那是他到北京之后第一次回湘西,一路上,他从北京出发,坐火车、汽车、乘轮船、坐轿子,把近代古代的交通工具都用了个遍,花了近半个月才到家。与现在让人“神伤”的春运相比,民国时期的春运则更加惊心动魄。那时候的故乡,在人们眼中,不仅仅是魂牵梦系的归宿,更是人在囧途。

  春节不放假

  元旦放假,不少人赶回家过“元旦”

  公元1930年1月30日,农历1930年正月初一,湖南省政府机关公务员收到一项命令:各机关本日照常办公。

  过年还在办公,并非因为事儿多,是“为提倡国历起见”,而且其他地方的机关,也没有决定放假。(湖南《大公报》1930年1月30日)

  这则命令将春节称为“废历元旦”,“废历”就是阴历、农历,“国历”就是阳历、公历。后者在民国建立之初就获政府承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9年1月1日又再次下令:全国使用公历,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旧历年国民政府各机关禁止放假过年,年假只在元旦时放,意图辞“旧”迎“新”。

  所以国民政府公务员春节不放假。学生也是如此,1931年,国民政府《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规定,各级学校寒假固定为1月18日到1月31日,这一时间段很难保证春节期间放寒假。公务员与学生如要回家过“团圆年”,大多选择在元旦。

  1929年12月14日,教师冰心决定回家“过年”,看望患病的母亲,此时是农历十一月十四,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但离元旦只有半个多月,由于农历大年初一要上班,赶在元旦节前回家,顺便度假就成为首选。相比之下,一心趋新的鲁迅更早地养成了过公历年的习惯,他在1934年农历正月初二时,写了一篇《过年》,其中提到自己不过旧历年已有二十三年了。

  有意思的是,整个民国时期,新历元旦始终尚未深入普罗民众的人心。1947年《世纪评论》对此形容道:“大都市的民众在‘国历’一月一日虽然要虚应故事,在大门外挂起青天白日的国旗,在大门上贴一副春联,而大门以内却若无其事,照常生活。一到‘农历’的腊月,小康之家从二十三日送灶起便忙碌起来,一直到正月十五夜元宵以后……两两相形,冷暖顿见。”民俗最终打败了政令。

  买票也很难

  要“拼上性命”才能买到车票

  在民国,要回家的人们,如果在长沙火车站坐火车,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一排售票窗口前,有几个窗口人流稀少,另外几个窗口,一等售票窗口打开,大伙便一拥而上,你推我挤,乱作一团。

  相较于现在的“春运”,那时的客流量是小巫见大巫,但买张票难度不亚于现在,可说是天天“春运”,梁实秋曾经形容,“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有性命之虞。”这跟铁路售票制度有关,1936年,国民政府铁道部颁布《中华民国铁路客车运输通则》,把旅客客车车厢分为头等、二等、三等。各等级火车票颜色分别以红色、白色、蓝色印制,不同等级的车厢,舒适度、待遇、价格,均有差别。

  差别由来已久,早在1912年,湖南粤汉铁路公司制定了长株铁路客票票价表,就把票分做三六九等:头等为二等的二倍,二等为三等的二倍,头等与三等之间差距甚大。1935年,衡山人刘揆一坐火车回家,他看到,在武汉到长沙路段的头等车厢空无一人,“就是二等车厢,我也是独霸一整个房间。”(《湖南大公报⋅回湘纪程》1935)大多数人坐的仍是三等车厢。

  能抢到三等票就意味着能够坐上火车,当时铁路没有预售制度,规定大站在开车前2小时、小站开车前l小时售票,开车前5分钟停止发售。买票都得排队,回家的人们要想抢一张便宜的“三等票”,时间、耐力和拼搏精神缺一不可。郁达夫就曾经吃了个大亏,1923年,他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找到了一个人很少的窗口买了张票,“我还是上那靠近大门的窗口去买罢!这里买票的人正少得很!”正自鸣得意,结果发现居然是一张二等座,把接下来的膳宿费都一次性报销了。(1923年《还乡记》)

  1937年抗战爆发,坐上火车回家,更是成为了一件“低概率”事件,胡风曾经讲述,“现在上海是水陆交通完全断绝,除了军事运输以外,昨天沪杭车还通,不过挤得要命,又在车站上等几天都挤不上车子的。”除了陆路,水路也买票不易,长江轮船在1937年船价涨了两三倍,“而且还买不到手,非提前一星期预定不可。”(《胡风家书》)  

(责编: 李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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