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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对荣格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

原军超 发布时间:2018-01-03 20:12:00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 引 言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1.Gustavo Jung1875-1961)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心理学家之一,心理分析的创始人,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心理学界,他通过心理分析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了整个人文学界,他是最早认真思索古代中国传统意义的心理学家之一。荣格发现人类拥有共同的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这既是对弗洛伊德个体潜意识(personal unconscious)的发展,也是他个人的一种创造。荣格用它来表示人类心灵中所包含的共同的精神遗传。荣格认为个体潜意识主要由各种情结所构成,而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则是原型(Archetype),而这些原型则通过原型意象(Archetypal Images)把自身呈现给意识,其中重要的原型意象,比如有阿尼玛、阿尼姆斯、阴影、人格面具、内在儿童、智慧老人等等。在不同的人格类型的基础下,每个人都会有独特的自性化过程(individuation),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最终成为他自己,这个过程是一种整合性的而又与他人不同的过程。他从东方哲学与宗教中获得启发,认为这个过程可以在曼荼罗(Mandala)中得到完美呈现。对于荣格来说,曼荼罗就是自性的显现,曼荼罗也包含着自性化的发展。荣格曾不讳言的说,他的心理学理论,除了一部分来自临床与个人体验之外,另一部分则是来自外部的途径,它包括了东方哲学与宗教在内的所有学问。

荣格曾经是精神分析的创立者弗洛伊德的忠实追随者,尤其是深受其在1900年出版的划时代著作《梦的解析》的影响。在1907年,荣格从苏黎世去维也纳拜访弗洛伊德,第一次见面,两人畅谈了13个小时,但是第一次会面的时候两人已经有了分歧,主要表现在对“灵性”和“性欲”的问题上,当时只要谈到艺术中的“灵性”,弗洛伊德都会加以怀疑并最终归结到那是受压抑的性欲的表现,荣格在自传中写道:“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觉得性欲对于他来说已变成了一种神秘之物。”[1]也是因为这理论的分歧导致了后来两人的分道扬镳。正如他曾经为弗洛伊德辩护所用的话一样,他说:“要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是真理,我就会站到他的一边。要是学术必须基于限制探索及取消真理这个前提,对于这种学术,我将弃如敝履。”[2]这时这话又成了二人最终分裂的最好注脚。1912年荣格《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3]一书的出版宣告了两人关系的结束。

与弗洛伊德关系分裂后,荣格开始了一段被其称为“面对无意识”的时光,他的生活陷入痛苦与黑暗之中。也正是这痛苦与黑暗,为荣格之后在东方寻找其思想的支撑,在藏传佛教中获得共鸣埋下了心灵的伏笔,而这寻找必然是以其个人的心灵体验为基础的。

二、原型与曼荼罗的相遇

从1913年到1918年是荣格直接“面对无意识”的时期,这个时期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有失去方向、无所适从的感觉。但是后来他在梦中获得了智慧老人“斐乐蒙”的指引,有了“斐乐蒙”这个象征着黑暗中的明灯,它指引着荣格逐渐看清了无意识世界的内容。荣格说,这时标志着他逐渐走出黑暗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他对于曼荼罗的绘制与领悟。[4]

荣格是在1918年到1919年前后开始绘制曼荼罗的,起先是些圆形的图案,后来变成了无意识通过荣格的身体开始表达的重要途径,其所画的曼荼罗日记后以《红皮书》(The Red Book)[5]为名出版发行。芭芭拉·汉娜在荣格传记中[6]写道:“这些曼荼罗代表一切象征的王冠。在全世界,在一切时代,当人们试图为人的整体性找出一种象征的时候,他们用圆形或方形作为他们为远远超出他们自己理解力的一个整体所能找到的最为满意的变现形式。这样的形式在印度达到了最高的成熟程度。在那里,用梵语说,这些象征称为曼荼罗(Mandala),荣格则借用了这个词。他像早期的人一样——比如玛雅文化时期的人——本能地使用了这个形式,并没有考虑它意味着什么。他也常常把它用在自己的图画里,而没有去考虑它可能具有什么意义……他说:‘我只是渐渐地发现了曼荼罗真正是什么:形成、转化、永恒思想的永恒创造。而那就是自性(Self),人格的整体’。”

(责编: 李元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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