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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化宗教消极影响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索林 发布时间:2019-01-06 11:37:00来源: 西藏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宗教问题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要求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西藏已站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西藏的历史新起点上。着眼新时代的历史任务,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做好党的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自治区党委多次强调要淡化宗教消极影响、引导信教群众过好今生幸福生活。这是关系西藏工作大局、关系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关系人的全面发展的一项战略性要求,我们要站在推动历史发展进步的高度,深刻认识淡化宗教消极影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大意义。

  一、淡化宗教消极影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一种虚幻的、颠倒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在阶级社会,宗教一直是剥削阶级从精神上奴役人民的工具。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剥削阶级利用宗教麻醉、毒害人民,消磨他们的反抗意志,使他们安于现实的苦难。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宗教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已失去其作用。西藏历经民主改革和自治区成立,各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的彻底废除,使藏传佛教失去了其存在的阶级基础和作为剥削阶级统治工具的功能。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藏传佛教存在的自然、社会、心理和认识根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应的藏传佛教本身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但是,由于人们意识的发展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有神论的信仰文化,对于社会经济基础而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这就要求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藏传佛教作为宗教世界观毕竟不能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现实社会生活,仍然具有束缚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消极作用,引导信教群众把自身托付给“佛”,把希望寄托到所谓“来世”寻找幸福,制约着信教群众追求文明和进步,在现实生产生活中常常表现为落后与进步、保守与开放、守旧与创新的思想斗争。加之,西藏各族人民同以十四世达赖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特殊矛盾所决定,有效的管理和引导宗教,淡化宗教消极影响,也就成为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内在要求。在淡化宗教消极影响上,我们决不能崇拜物质、经济的自发力量,不能指望物质文明的发展自然而然使其失去消极影响。必须清醒地看到,宗教作为一种群众性的信仰,对信教群众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其消极作用阻碍并制约着西藏社会发展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清醒地看到,宗教作为一种唯心主义世界观,承认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最大限度地把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而不是无视宗教消极影响对信教群众的束缚,使信教群众长期沉浸在宗教制造的迷信和愚昧中而不能摆脱。相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淡化宗教消极影响,破除封建迷信愚昧,是共产党人推动历史发展进步的责任担当,也是在“导”上下功夫的现实要求。民主改革以来,西藏持续不断地开展马克思主义“五观”“两论”和“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等教育,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特别是近年来持续不断地推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引导信教群众树立和弘扬科学文明精神,逐步摆脱宗教消极影响。宗教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将长期存在并产生作用的客观现实下,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宗教的社会作用,以淡化宗教消极影响为现实任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担当、政治担当、责任担当,体现了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态度。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方向,教育引导各族人民理性对待宗教、淡化宗教消极影响,从过好今生幸福生活做起,崇尚科学文明,自觉追求现代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

  二、淡化宗教消极影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西藏的迫切需要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西藏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到2020年西藏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西藏新征程。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需要采取更多的扶志扶智来增强内生动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二字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西藏,不仅是物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是人的全面发展。人民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当然也是西藏社会发展进步历史进程的主体,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承担者和实现者,而宗教消极影响恰恰束缚的是历史主体,干扰和制约的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比如:一些信教群众注重宗教、注重来世,把辛辛苦苦积攒的钱物甚至政府为脱贫给予的各种补贴及低保等都送进寺庙或用于其他布施,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祸福,看成是前世因的结果,人只能顺从,不能有为,相反要去受苦,赎前生罪、种来世善因的轻现实人生的价值观念,使一些人缺乏自立和自主意识,表现为安于现状和“等靠要”的依赖性。又如,有些人受宗教思想影响,把自己托付给“佛”,遇到职称考试、升学、就业、生病、结婚等人生问题时求神拜佛、打卦算命,桑吉(佛)说了算的听命意识使其丧失主体意识,不能主宰自己的活动,也就谈不上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再如,一些宗教禁忌影响和制约生产经营活动,一些宗教活动过于频繁且规模大、参与人数多,占用了信教群众较多的生产生活时间,耗费了信教群众的钱财和精力,无节制的煨桑和大量悬挂经幡等一些宗教习俗也影响着生态环境。还有,歧视某些职业和从事这一职业的人(铁匠、渔民等)以及被歧视者也对自身所谓卑贱地位认肯等的宗教封建等级价值观念。如此等等,都是宗教消极影响妨碍和束缚人的主体性的发挥,从而直接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只有真正成为自身的主人,充分意识到自己具有主体性时,才能真正发挥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作用。所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西藏新征程,淡化宗教消极影响愈益显得重大而紧迫。西藏有中央特殊关怀,全国无私支援,作为具有后发优势地区,可以向内地学习、借鉴和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以及其他现代文明成果,以此推动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进程。这一切要靠历史主体提供“内生力量”去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淡化宗教消极影响,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不断提升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三、淡化宗教消极影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紧跟时代潮流、顺应世界大势的高度历史自觉

  宗教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整个欧洲中世纪时期,基督教曾以“政教合一”形式统治欧洲上千年,神权高于世俗政权,但以公元14世纪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为肇始,欧洲开始对神性与理性进行反思,理性主义最终战胜信仰主义,欧洲摆脱了基督教神权统治,逐步形成了民主与科学这两大新的文化传统,并引领近现代文明几百年。正是以基督教神权在欧洲的衰落为标志,从世界宗教史来看,宗教开始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佛教传入西藏后,经过不断演化,同西藏苯教和民族文化融合发展,于11世纪后逐渐形成了藏传佛教,并经历了一个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应该说在历史上,藏传佛教给西藏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印象,对西藏文化和艺术等的发展作出过一定的贡献。欧洲在中世纪后实现了“浴火重生”,步入了现代文明,而藏传佛教则扮演着在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下三大领主的统治工具,成为西藏发展进步的严重桎梏,其反历史潮流、反历史规律的特性愈益凸显。旧西藏严重扼杀科学技术,使西藏社会在民主改革前仍然沿用吐蕃时期的手工工具从事生产劳动,处于生产效率低下的停滞状态;严重扼杀理性精神,使西藏社会在民主改革前盛行愚昧与迷信;严重扼杀文化的生命力,使文化事业陷入萎靡、凋零的境地,如此等等都是明证。当今世界,以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现代文明发展浩浩荡荡、日新月异,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扑面而来,我国发展也从追赶时代步伐到引领时代发展。但在西藏直到今天,宗教消极影响依然禁锢着不少人的头脑,这有违世界文明发展潮流,如果宗教氛围浓厚和宗教消极影响长期存在,势必使人的素质越来越落伍于时代,势必使民族整体素质越来越落伍于时代。我们要紧跟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潮流,积极淡化宗教消极影响,不断提升人民思想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素养,不断改变西藏社会的精神面貌,谱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西藏篇章。

  四、淡化宗教消极影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赢得“后达赖”向“达赖后”转变斗争主动的战略之举

  西藏历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发展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建立起全新的社会制度,而且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边稳藏重要论述的指引下,西藏开创了科学发展、和谐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民生改善、生态良好、党建加强、边疆巩固的良好局面,迎来了历史上发展稳定最为辉煌的时期。然而,十四世达赖不愿看到这些,千方百计制造事端,企图阻碍西藏的繁荣进步,不断变换策略和手法,企图搞乱人们的思想,破坏西藏的和谐稳定。十四世达赖利用藏传佛教来破坏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负面影响的长期存在,是宗教消极作用的最大恶果。十四世达赖充当国际敌对势力的忠实工具,极力迎合国际敌对势力的政治需要,把藏传佛教作为分裂祖国的工具,大肆煽动“西藏独立”的分裂活动,制造民族矛盾、民族隔阂,破坏民族团结,甚至煽动民族仇视、挑起极端事件,妄图开历史的倒车。他逆佛理而行,把时轮灌顶大法会搞成鼓吹“西藏独立”思想、散布各种分裂言论的政治集会。他违背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在境外随意认定境内寺庙的“活佛”,扬言“认定一个活佛,等于控制一座寺庙,就等于控制了共产党的一个地区”。尤其干扰破坏十世班禅转世灵通的寻访认定工作。他指使“西藏流亡政府”,对“俱力护法神”进行诽谤和诋毁,野蛮粗鲁地禁止信众供奉“俱力护法神”,挑拨广大僧尼、信教群众之间的矛盾,破坏正常的宗教秩序。他利用网络新媒体等各种手段进行宗教渗透,以讲经的名义宣扬所谓的“中间道路”“高度自治”和“大藏区”,企图混淆视听,掩盖其分裂祖国的本质。实践证明,十四世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是披着宗教外衣祸藏乱教的反动政客。现在,我们正处在“后达赖”向“达赖后”转变的关键时期,与达赖集团的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牢牢把握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这个着眼点和着力点,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积极淡化宗教消极影响,把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深入开展“四讲四爱”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和“遵行四条标准、争做先进僧尼”教育实践活动,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把宗教界和信教群众教育好,把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在关键时刻能够自觉地听党话、跟党走,推动社会治理由“要我稳定”向“我要稳定”转变,确保西藏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

  综上所述,淡化宗教消极影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意义重大、任务紧迫,必须高度重视、积极而为,使宗教行为更加理性、宗教活动更加有序、宗教法规更加完善、宗教管理更加规范,推动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者为西藏社科院院长)

(责编: 胡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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