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感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变化最大的是道路交通。因为这对于从青少年就出门奔波的我来说体会是最深刻的了。

　　我第一次知道行路难是在1969年，那一年我才16岁，就以“知识青年”的名义下放到农村。我下放的地方是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北闸区，离我的家武汉仅250公里。

　　可能那时还不通公共汽车吧，送我们下乡的老师是带我们乘船去的。我们从早上就出发，轮船在长江上整整开了两天一夜，在第二天傍晚时分才到达了沙市。我们下船后，因为天黑了，只有找旅馆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自己肩扛着行李来到了沙市的一个渡口，从这里乘小木船过了江，到达了公安县的埠河镇。可这里离我们下放的生产队还有20余里，没有公路相通，只有靠步行才能到达，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青少年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又都是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一路上，只有走走歇歇，等走到我们插队的村庄时，又是傍晚时分了。算下来这250公里的行程，我们居然用了整整三天时间。

　　到农村不久，生产队就接到所有男劳动力都到南闸去修水利的通知。本来生产队为了照顾我，不让我去的，但我强烈要求去，队长只有答应了。我们要去的水利工地距我们生产队有70里路，因为还要带上行李、工具、粮草，队长计划两天走到。第一天，我鼓起精神走了40里路，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双腿酸疼，脚板上也打了两个泡，但为了不掉队，我只有硬拖着沉重的步履艰难跋涉了。离目的地还有10来里路的时候，我的腿沉重得简直难以挪步，每走几步，就要歇上一阵。队长只有安排一个人陪着我在后面慢慢挪动，他自己带领大队人马先行而去。

　　那一次艰难的步行给我的人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70年，我被招工到湖北光化县的一家水泥厂。光化县在什么地方，那时我并不清楚，但招工的干部告诉我们，从武汉乘火车去，也就400公里。我心想：比起下农村来，这下可方便多了，乘火车又舒服又好玩，大半天就可以到达。

　　可事实并非如此，我那时是太幼稚了。我们到光化去时是晚上8点从武昌火车站发的车，虽然是慢车，又都是硬坐，但我们还是很兴奋，心想，玩一阵，再打个盹不就到了。

　　谁知，好容易熬到天都亮了，连襄樊都还没到。怎么还没有到啊！光化好远啊！和我同行的伙伴们都不由得感叹。太阳都升起到老高了，我们都被列车摇晃得神色疲倦，有些烦燥了，但光化还在前头。一直到上午10点时，我们才总算熬到了头。算下来，400公里的路程，火车居然走了14个小时，连古代的骑马都不如。

　　在水泥厂工作期间，交通仍是不便，水泥厂到光化县城有18里路，虽有公路，却每天仅有两班车到达。记得打倒“四人帮”后不久的一天，听说县城电影院开始放老片子，我们这群热血青年一激动，居然步行了18里路，赶去看了一场“洪湖赤卫队”。

　　进入八十年代，我虽然成了家，但我的父母都在武汉，我每年都还是要赶回去和父母团聚几天。然此时的交通较10年前并未改变多少，从光化到武汉的列车依然要开13个小时。

　　1982年夏天的一天，我和妻子带着不满一岁的儿子回武汉，火车从早上7点出发，一路上摇摇晃晃，走走停停，到武汉附近的新沟时，天已经黑下来了，由于一路上列车停时闷热，开时就从窗子里灌进来热风，儿子经不住折腾，一下发起烧来。我心如火燎，恨不得推着火车快跑，可火车仍然慢悠悠地走个10来分钟就停一站。到新墩时，眼看再开一站就到达武汉的汉西车站，可偏偏火车在这里居然停了半个小时，我急得直跳脚。好容易熬到了汉西火车站，一下车，我抱起儿子就朝解放大道跑起来，那时还没有出租车，汉西车站又不通公共汽车，我抱着儿子跑了好几里路，才总算找到公共汽车站，等赶到一家医院，给儿子看了急诊，打了退烧针，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这一幕至今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最难忘的是1985年的春节过后回家，我带着妻儿从武汉返回老河口（此时光化县已升格为老河口市），火车从武汉发车是上午9点，但由于半路上下起了大雪，火车跑得更慢了，到老河口站时，已是第二天凌晨2点钟了。下了火车后，黑乎乎、白茫茫一片，虽是城市，却鲜有灯火，更无车辆行驶，我们只有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步行回家，因为要手提身背行李，3岁多的儿子只有跟着我们慢慢踉跄着挪动步子，一路上，他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

　　那时的老河口和武汉虽然也有207国道相通，但到武汉的客车每天仅有一班，因道路狭窄弯曲，且不时有路段在维修，所以到武汉的客车也像老牛一样要晃荡一天才能到达。

　　有一次，我到武汉开会，为了赶时间，我只有坐清晨就出发的班车去，车行到半路上时，由于司机太疲劳，居然迷迷糊糊打起了盹，汽车向公路边斜插而去，幸亏公路两边是粗大的白杨树，汽车擦过一棵大树后，一头撞在了另一棵大树上，把车撞熄了火，我们才有惊无险地躲过一劫。但由于车撞断了前梁弹簧钢板，再无法动弹，司机只有跑到前面一个集镇上打电话回去，叫送来一幅弹簧钢板。等钢板送来，车修好，天已经黑尽了，司机在这样的路况下是不敢开夜车的，我们只有在附近的小旅馆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班车继续出发，可惜到武汉已是下午，错过了我开会的时间。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虽然火车已经开始提速，但武汉到丹江的火车却停开了，我们要想乘火车回武汉，必须先乘汽车到襄樊，再转乘火车。老河口到襄樊虽然只有70公里，但汽车往往需要折腾2个小时才能到达，再乘6个小时的火车到武汉，往往还是要折腾一天。

　　交通状况不好，也大大影响了我们这个县级市的经济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我这个参加工作近30年的文化干部每月仅拿到三四百元工资，而我妻子所在的厂垮了后，居然连一分钱的生活费都发不出。为了生活，1999年，年已47岁的我只有携妻儿远走它乡，去广州打工。在广州打工的第二年，我从媒体上了解到：全国各地正在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从武汉到十堰的高速公路也开始修建，这条高速公路将经过我生活了几十年的第二故乡--老河口。得到这个消息我异常兴奋，当儿子提出利用双休日去学驾驶时，我欣然同意了。

　　到2003年，我们一家在广州打拼了3年，已经拥有了一笔积蓄，我们没有首先考虑买房，而是去买了一辆小轿车。此时的广东三角洲地区，交通已十分发达，每逢休假，儿子就驾车带着我们全家，到深圳、中山、珠海、肇庆、海口、三亚等地旅游，我们在饱览了沿途风光的同时，也第一次感受到了交通的便利。

　　2005年的9月底，当我们从报纸上看到武汉到十堰的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我们一家欢欣鼓舞，决定全家驾车回老河口探望一下久别的亲友。

　　金秋十月的一天，我们全家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上路了，从广州所住的小区开出不久，我们就踏上了“京珠高速公路”，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奔，我们随着车内跳荡的音乐，欣赏着路边的风景，那份惬意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从广州到武汉有1100公里，听说在上世纪80年代时，乘火车都需要3、40个小时，可是我们家的小车这天开到武汉时，天还没有黑尽，算起来一共才用了13个小时。

　　在武汉玩了几天后，我们开始向鄂西北的老河市口进发，出了武汉，上了“汉十高速公路”后，我大为惊叹：汉十高速公路修得真是又美观又舒坦，每隔几十里就闪过的顶上天桥，各具特色，让人不由得欣赏叫好。一路上的风光我还没过足瘾，小车就已经下了高速公路，开始进入老河口市，看看时针，从武汉到老河口居然只用了3个半小时。小车缓缓驰过老河口那熟悉的街道，往事历历顿时浮想在心头，我不由得百感交集，心中涌出声声感慨：八千里路云和月啊……（中国西藏网 文/汤礼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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