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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经济政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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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韩庆军发布时间: 2011-05-23 09:43:00

  原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西藏经济政策的发展和演变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2004年3月5日下午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同时要高度重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重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重视城乡之问、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西藏将在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指导下,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由于西藏问题对我们国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西藏的稳定和发展。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西藏的工作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中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西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的经济迅速发展。预计到2005年,大多数西藏人民的生活将达到小康水平。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西藏经济政策的发展和演变,对做好新形势下的西藏工作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完成拨乱反正任务,加强改革,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建国以来,中央既考虑了全国政策的统一性,又考虑了西藏情况的特殊性,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西藏特点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西藏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同样秉承这一规律,来制定与西藏有关的政策。一般来说,中央就全国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在前,召开西藏工作会议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部署西藏的具体工作在后。

  (一)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开展拨乱反正工作,确立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对于党的民族政策、经济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干部政策等方面的严重破坏,西藏人民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深受其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拨乱反正工作。1980年4月,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全会以邓小平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贯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确立了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以藏族于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西藏实际出发,千方百计地医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1](会上还纠正了“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左倾错误观念,指出“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2] (在总结过去经验的荃础上提出对藏工作的八项方针,其主要内容有:中央各有关部门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制定、执行与西藏有关的方针、任务和政策,积极支援西藏发展;全国各有关地方和单位都要根据上级的指示,认真做好援藏工作;重新审订全区经济建设规划,纠正经济政策方面一系列“左”的偏向,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座谈会召开推动了西藏的拨乱反正,使西藏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同年5月22日,胡耀邦等同志率中央工作组到西藏考察工作,宣布给予西藏一系列优惠政策,主要有:全部免去自治区群众的农牧业税;不准随便向群众无偿征用劳动力;在所有的经济活动领域,都要放宽政策,不乱加限制;自留地和自留畜,群众自己能搞多少就让他们搞多少,房前屋后爱种什么就种什么,群众手里的东西要允许自由交换,生产可以联系生产力计算报酬;包产到组、到户、到人。

  (二)第二次藏工作会议召开:进一步解放思想,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

  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胜利召开,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后,西藏的农牧业生产徘徊不前,经济文化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改善不快。为解决这些问题,1984年2、3月间,中央一专门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认为主要原因是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对西藏的特殊性认识不足,思想不够解放,搞活经济的措施不够切实有力,在执行党的政策的过程中存在左倾思想。针对这些情况,会议决定对西藏的特殊性进行再认识,进一步解放思想,把西藏的各项工作推向一前进,“中心是把经济搞上去,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3]。会议要求西藏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要把主要精力转移和集中到三个方面,其中首要任务就是“一定要按照西藏的特殊条件,千方百计地把经济搞上去”[4]。经过第三次西藏会议,西藏彻底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把工作的重点完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会议还就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决定,即:A、大力开发能源,发展交通运输事业;B、进一步放宽政策,促进农牧林和民族手工业的迅速发展;C、努力办好教育事业,发展和繁荣文化艺术;D、对外实行开放,对内加强交流等。为了落实会议精神,同年8月,中央工作组再次进藏实地调研,在分析问题,统一认识以及继续坚持两个“长期不变”(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和“两个为主”(按照西藏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意愿在坚持土地、森林、草场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以家庭经营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方针)在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地推动下,农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西藏社会经济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由供给型向经营型转变。

  在中央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为了改变西藏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同时也是为自治区成立20周年献礼,中央决定,由京、津、沪、苏、浙、闽、鲁、川、粤等省市,按照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帮助西藏建设43项工程,同时决定在内地各省市开办西藏中学。内地援建的43项工程,涉及电力能源、文化旅游等数十个基础行业,总建筑面积23.6万平方米,总投资4.8亿元。为了完成中央的嘱托,上述9省市先后动员了1.9万多名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参加这43项一工程的建设,体现了汉藏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情意。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深切关怀下,在各援建省市的高度重视和具体努力下,截止1985年,43项工程全部竣工并投入使用,为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

  (三)恢复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出检验中国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的标准

  “文化大革命”时期,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受到极左思潮的破坏和践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把巩固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1980年,邓小平针对过去在实施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指出“要使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区域自制”。1982年颁布的新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些原则,而且还增加了一些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内容。1984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标志着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建设开始步入法制化的轨道。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适合中国的情况”“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5]。实践证明,该制度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实际的。它在西藏实行有利于西藏人民根据本地方的条件,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本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的谈话提出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的标准:“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6]这为检验西藏工作好与坏、优与劣提供了一把标尺、一个准绳。促进西藏的发展,造福西藏人民是我们对藏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责编:顾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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