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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平解放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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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1-05-31 08:48:00

  一、制定解放西藏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在对待西藏问题上高瞻远瞩,大义凛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就开始着手考虑解放西藏。早在1949年2月,在西柏坡同苏联特使米高扬的谈话中,毛泽东主席就谈到了西藏问题。他说:西藏问题比较麻烦,但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卤莽,因为一是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是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需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  

  1949年下半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向西北、西南的大幅推进和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解决西藏问题成了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8月6日,毛泽东主席就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致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电中特别指出:“班禅现到兰州(应在青海——编者),你们攻兰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肃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9月2日,针对西藏地方当局策划的“七·八”驱汉事件,中共中央授权新华社发表了《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的社论,表达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允许任何外国分割西藏的坚定方针。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社论,再一次揭露了帝国主义的阴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坚强决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把解放西藏问题正式提上了具体的议事日程。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具体提出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任务由进军西南的第二野战军及一野十八兵团担负。11月23日,根据西北地区解放战争比西南地区结束得早和班禅集团留居青海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又改变部署,安排西北局承担进军西藏的主要任务,要求在1950年秋季或冬季完成进军西藏,并就进军西藏做好干部准备和其他应当注意事项做出计划。西北局立即展开工作,制定选择方案,作评估分析。 12月30日,彭德怀报告中央,从西北进藏困难甚大,完成进藏准备需要两年时间,而从西南进藏较易,建议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  

  就在这时,西藏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分裂西藏的活动更加猖獗。在英美帝国主义唆使下,噶厦派出四个“亲善使团”的同时,另派一个“使团”企图向中央人民政府解释并表明西藏“独立”。年月日毛泽东主席在出访苏联途中指示中央: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非常有利,为不失时机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12月31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人民书》,把解放西藏列为1950年的一项重要任务。  

  1950年1月2日 ,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收到西北局的报告后,果断调整部署,把进军西藏的任务确定给了西南局,指示派出一个军或四个师共约4万人的兵力进军西藏,并争取于5月中旬开始进军,10月以前完成。1月8日,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复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进军西藏的计划,同意于9月占领西藏,由二野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10日毛泽东主席复电中共中央并西南局、西北局,同意西南局提出的计划,指出要抓住现在英、印、巴基斯坦均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利条件,迅速定出进军西藏的实行计划,第一步务必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并指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  

  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云南、青海、新疆各出一支部队“多路向心进兵”,批准成立了由张国华(十八军军长,任书记)、谭冠三(十八军政委,任副书记)、王其梅(十八军副政委)、昌炳贵(十八军副军长)、陈明义(十八军参谋长)、刘振国(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天宝(全国政协委员、藏族干部)组成的西藏工委(5月又增加了平措旺杰),拉开了解放西藏的序幕。  

  针对西藏的特殊性,考虑到西藏地区特殊的民族和宗教问题,为了既有利于解放军进军西藏,又符合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加强民族团结,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在决定进军西藏的同时,就明确提出了争取和平进军,力争通过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思想。  

  1950年1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藏族各界人士座谈会,朱德副主席重申了解放西藏的决心,并指出解放西藏最好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不得已时才用兵,要向西藏上层说明政策。  

  20日,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地方当局组织所谓“亲善使团”问题发表谈话时指出:“西藏人民的要求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是在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适当的区域自治,而这在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上是已经规定了的。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将受到接待。” 公开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方针。  

  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给西南局的电报中指出:“我军进军西藏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但可以采取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 并指出,如果西藏地方政府不来谈判,甚至派兵阻拦人民解放军入藏,那么,也要做好被迫打仗的准备。进一步指明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也表明了不放弃武力解放西藏的决心。  

  5月17日,中央给西南局、西北局的电报中深刻分析西藏社会的特点和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性,重申要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利用一切可能加强政治争取工作。进一步指出,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基本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要有利于进军西藏这个基本条件。并要求西南局和西北局草拟和谈条件。  

  5月27日,西南局向中央报送了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十项条件即《解放西藏公约十章》,内容包括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其现行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和达赖的政治地位、职权都不予变更等,毛泽东主席亲自作了审阅修改。之后,《解放西藏公约十章》即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二、争取和平解放的努力和昌都战役  

  根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中共中央和西南局、西北局采取藏语广播、通信、分批派人入藏劝说,以及通过驻印使馆和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接触的方式,大力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号召西藏地方政府尽早来到谈判桌前。  

  十条政策传到藏区后,在上层人士中引起了强烈反映,得到了西康、云南和甘青地区藏族上层人士的普遍赞同和拥护,个别藏族人士还认为政策太宽了。  

  1950年2月,西部有关部门派藏族干部张竟成等四人携带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廖汉生致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达扎的信及喜绕嘉措大师(青海藏传佛教知名人士、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口信到西藏,被噶厦遣送出西藏。  

  西北局于5月初在青海组成包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长兄当采活佛(塔尔寺)、夏日仓活佛(黄南加荣寺)等宗教上层人士在内的代表团,于7月初从西宁出发赴藏劝和。当采活佛一到拉萨即投入分裂势力怀抱,其他人员均被软禁。  

  十八军先遣部队进驻甘孜后,早在红军长征时期就支持帮助过中国共产党的白利寺格达活佛(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动要求作为和平使者前往西藏劝和,并于 7月10日 启程赴藏。十八军还通过其他渠道开展对昌都总管拉鲁以及藏军第九代本官兵的政治争取工作。  

  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央有关部门也为争取西藏和平解放做了大量工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宣传中央的态度和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邀请有影响的喜绕嘉措发表广播谈话,并向十四世达赖喇嘛写信做工作。中国驻印使馆也对滞留印度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官员夏格巴等人多次做工作。  

  但是,在英美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以大扎为首的亲帝分离势力执迷不悟,无视中央的和平呼声,企图做最后的挣扎,抗拒解放西藏。针对中央的广播宣传,噶厦也通过他们的电台进行反宣传。他们辩解道:西藏不存在帝国主义势力,也没有必要解放西藏;汉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供施关系,而不是西藏隶属于中国的关系。噶厦还听信英国驻印高级官员不要与中国谈判的“劝告”,不仅不派遣谈判代表,还扩充兵力,购买先进武器和电台,向昌都地区和金沙江一线增兵,决心武力对抗。他们还在英国特务福特、福克斯等人唆使下,在昌都软软禁要求到拉萨拜会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格达活佛,并于8月22日用卑劣手段将格达活佛谋害致死,关闭了和平谈判西藏一方的大门。  

  8月23日,毛泽东主席致电西南局、西北局:“如我军能于10月份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 9月23日,我驻印大使袁仲贤再次通报夏格巴,进藏部队将按计划行动,西藏当局要对一再拖延谈判的后果负责。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会上公开指出:“人民解放军也决心去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防。对于这个为祖国安全所必须的步骤,我们愿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求得实现。西藏的爱国人士对此已经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西藏当局不再迟疑,好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但是,噶厦依然置若罔闻,拒不安排滞留印度的西藏代表团赴京谈判。同时,英国、印度当局也一再制造借口,阻止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谈判。  

  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平解放西藏,解放军被迫发动了昌都战役。10月6日,人民解放军分四路进攻昌都,15日解放昌都,24日即结束战役。人民解放军仅以伤亡114人的代价,歼灭藏军及民兵5738人,还争取了驻守芒康的藏军第九代本起义,藏军主力基本覆灭,进军西藏的大门被一举打开。  

  昌都战役的胜利也在西方世界和印度引起了震动,他们在绝望中仍然进行最后的干涉。10月31日,英国一家报纸公然说:“中国拥有西藏主权,这在历史上毫无根据可寻,”美联社也急忙叫喊:“要调查中国派兵侵占西藏是否合法”等等。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记者招待会上污蔑中国“侵略”了西藏。印度政府为了继承和保持英国在西藏的特权,不时对我做出不友好举动,甚至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先后三次提出了关于西藏问题的照会,“表示深切的遗憾”。美、英还唆使萨尔瓦多向联合国提案。毛泽东主席在给外交部的指示中义正言辞地指出:“西藏为中国的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根据这一指示,外交部对这些干涉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和斗争,使之很快消沉。  

  三、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和西藏和平解放  

  根据昌都战役以后国际国内的反应,在公开表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严正立场的同时,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从和平解放西藏的大局出发,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命令解放军暂缓向前推进,就地展开上层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劝告西藏地方政府前来和谈,坚定地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正如毛泽东主席所预见的,昌都战役的一举胜利在西藏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彻底扭转了西藏的形势。西藏爱国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特别是被释放、遣散的藏军俘虏,他们把所见所闻和党的政策、解放军的纪律和作风传到了西藏各地,揭穿了许多谣言,很大程度地减轻了亲帝分裂分子反宣传造成的群众恐慌心理,相当一部分群众和上层人士盼望解放军的到来。上层统治集团更是一片混乱,大扎在多方面的谴责声中狼狈下台,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950年11月17日提前亲政,并任命洛桑扎西和鲁康娃为司曹(代理摄政),组成拉萨噶厦留守拉萨。十四世达赖喇嘛和一部分主要官员逃亡边境城市亚东,组成亚东噶厦,以便见机行事,不利时逃亡国外。昌都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沉重打击了亲帝分离势力,统治集团内部比较内向的主和派势力上升,阿沛·阿旺晋美(时任噶伦兼昌都总管)和许多军政官员上书噶厦要求和谈。  

  中央人民政府继续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谈判。但噶厦仍持观望态度,派到昌都的代表还在提出无理要求。直到他们感到解放军军事力量强大,中央政策宽大,寻求外援毫无结果,“独立”暂时无望时,才于1951年1月27日向中央报告了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的情况,并于2月27日决定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五人代表团赴京谈判。  

  4月29日至5月23日,在毛泽东主席、党中央的亲情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导下,经过艰苦细致的谈判,中央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道路上的又一大创举,是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伟大实践的又一次胜利,彻底宣告了帝国主义分裂中国阴谋的破产,彻底解决了中国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实行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所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藏汉民族隔阂,也解决了班禅回藏问题,使西藏和广大藏族人民完全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灵活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充分照顾西藏社会发展以及民族、宗教方面的特殊性,采取了慎重、稳定、自愿的方针,规定保留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对达赖、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西藏的各项改革采取自愿等。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 5月25日,根据协议的规定,毛泽东主席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解放军发布进军西藏训令,十八军及十八军独立支队、新疆、云南等几路部队开始向西藏各国防战略部位进军。  

  十八军先头部队于9月9日进驻拉萨,随后,大部队分别进驻拉萨、大昭、江孜、日喀则、亚东,把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云南进藏部队10月1日进驻察隅。独立支队从青海香日德(都兰)出发,也于12月1日进驻拉萨。新疆独立骑兵师派出的部队,先后进驻阿里首府噶大克和日土后,改为阿里骑兵支队,开辟阿里地区工作。

 

(责编:顾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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