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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福田司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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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祥伟发布时间: 2011-06-13 09:52:00

  在吐蕃归义军时期,由于吐蕃王朝和归义军政权对佛教的大力庇护支持,敦煌地区的佛教非常兴盛,而佛教僧侣亦通过践行各种福田活动为敦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稳定和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福田是佛教中对从事慈善活动的一种泛称,福田思想在西晋沙门法立、法矩所译《佛说诸德福田经》中就有所说明。该经云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给众大比丘、菩萨、大众等说法时,天帝释问佛:“夫人种德,欲求影福,岂有良田果报无限,种丝发之德本,获无量之福乎!”佛祖答曰:“有五净德”,即“一者发心离俗,怀佩道故。二者毁其形好,应法服故。三者永割亲爱,无适莫敌。四者委弃驱命,尊重善故。五者志求大乘,欲度人故。”“复有广施七法”,此七法为“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者作牢坚船济度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渡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1]这种福田思想倡导佛徒、大众多做善事,施民于方便,这样既能帮助众生,又能为自己播种功德。当然,佛教提倡的福田事业并不限于该经所说诸福田内容,凡是以慈悲为怀,以助众生解脱生死轮回之苦的行事均可称之为“福田”事业。同时,世俗大众所做的此等事情亦为福田。吐蕃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佛教界即受此精神的感召,广播福田,救济众生,具体表现在开窟造寺、礼佛造像、祈佛写经、出家风行及其它一系列佛事活动等方面。无论这种行为在主观上是为自己播种福田,还是救度众生,但在客观上均起到了“自利利他”、“自觉觉人”的积极作用。

  从敦煌文书的记载来看,吐蕃归义军时期的敦煌佛教界不但在从事诸多福田活动,而且还设有与之相关的专门机构来专司其事。当时敦煌佛教僧团设有诸多司级机构,在这些机构中最高机构是管理敦煌地区佛教事务的都司,都司下又设有如道场司、儭司、行像司、灯司、福田司等负责具体佛教事宜的机构,其中福田司为当时敦煌地区负责佛教僧团福田活动的机构。本文即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及敦煌石窟题记对敦煌福田司的相关情况进行讨论说明。

  一、福田司的僧官设置

  敦煌文书及敦煌石窟题记中记载的福田司僧官主要有福田都判官(又称都福田判官)、福田判官、福田法律等,而负责敦煌地区佛教事务的都司的最高僧官为都僧统,法律、判官为都僧统下属僧官,向都僧统负责,故福田司系敦煌都司下设的一个机构。敦煌文书中所见任职福田都判官者主要有张灵俊和惠云二人,现将二人的相关情况进行考证说明。敦煌文书中关于张灵俊的明确记载主要如下:

  P.3718《马灵佺和尚邈真赞并序》题:“门人灵俊上”。尾题:“天成三年(928)丁亥岁十月廿五日题记。”

  P.3718《刘庆力和尚生前邈真赞并序》题:“释门法律知福田都判官临坛供奉大德兼三教法师沙门灵俊撰。”尾题:“于时天成三年(928)戊子岁三月八日题记。”

  P.3718《张良真生前写真赞并序》题:“释门法律知福田司都判官灵俊撰。”尾题:于时天成肆年(929年)岁当赤奋若律中夹钟蓂生壹叶题。

  P.3718《阎子悦生前写真赞并序》题:“释门法律知福田都判官[灵俊]撰。”尾题:“于时天成四年(929)岁次己丑大族(簇)之月蓂生十二叶题记。”

  P.3720《河西都僧统阴海晏墓志铭并序》题:“释门僧政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灵俊撰”尾题:“于时清泰元年(934)敦牂律当应钟蓂凋十五叶书记。”

  P.3718《梁幸德邈真赞并序》题:“释门僧政兼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灵俊撰”。尾题:“于时清泰二年(935)乙未岁四月九日题记。”

  从以上记载来看,张灵俊颇具文才,故为多人撰写邈真赞和墓志铭。从以上关于张灵俊的题衔及尾题时间中,虽然我们不清楚张灵俊任职福田都判官和僧政之职的具体时间,但其在828-929年任释门法律知福田都判官之职,而在934-935年升任释门僧政之职。P.2991《张灵俊和尚写真赞并序》载:“先王观师奇杰,偏奖都法律之荣,久载统利福田,水则不决漏刻,众谈仁师殊美。谯公念惜良贤,就加紫绶之荣,重赐都僧政之号。一从任位,不乖顿教之仪。逐腊辞班,涉首座之侧。时乃年逾耳顺,萦疾仍加。四大不顺于躬怀,枕疾俄從(促)于岁月。”文中“先王”指张承奉,“偏奖都法律之荣”说明张灵俊始任福田判官是在张承奉执政时期(894-910)。“谯公”指曹议金,“就加紫绶之荣,重赐都僧政之号”说明其任僧政之职始于曹议金执政时期(910-944)。郑炳林先生认为清泰二年(935)以后不见张灵俊的记载,从而推测其卒于清泰三年(936)左右[2]。从P.2991 中“时乃年逾耳顺,萦疾仍加。四大不顺于躬怀,枕疾俄從(促)于岁月。”来看,张灵俊去世时约为六十余岁,估计其出生时间约在公元870-880年之间。

  张灵俊之外,敦煌文书中记载的曾任“法律知福田都判官”的有惠云,如S.2575(4V)《普光寺道场司僧政惠云法律乐寂等为下品尼流去住上都僧统状稿》后有法律知福田都判官惠云和法律乐寂等人的签名。惠云、乐寂之名又均见于P.T.1261V《僧人分配斋儭历》中,惠云还见于P.5000中,在这两件文书中没有说明惠云所任职务,可能还是普通僧人。这两件文书均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其中后者竺沙雅章定为是813年所写[3],而S.2575(4V)应属于归义军时期,故惠云应为吐蕃时期和归义军早期时人,其担任法律知福田都判官应是在进入到归义军时期以后。需要说明的是,P.T.1261V中还几次出现灵俊之名,但是从时间来看,此灵俊与前述任法律知福田都判官的张灵俊应非一人。

  除了福田都判官之外,福田司还设有福田判官之职,福田判官职阶低于福田都判官。福田判官的记载有P.4660《辞弁邈生赞》“沙州释门勾当福田判官辞弁邈生赞”[4]和莫高窟五代时期第98窟供养人题记 “释门法律知福田判官临坛大德沙门惠净供养”[5],其中福田判官惠净又见于莫高窟五代时期第346窟南壁供养人像列西向第三身题名,其云:“……□(知)福田□(司)□(判)□(官)阐扬三□……临坛大德沙门慧净一心供养。”[6]《陇右金石录补》卷一《天禧叁年(1019)□月二十七日社邑造塔记》记载由敦煌永安寺、龙兴寺、金光明寺、报恩寺等寺院法律、判官二十六释子组成的社邑造塔之事,其中就有三界寺法律知福田判官善惠和灵图寺法律知都司判官弘辩[7]。从敦煌文书的记载来看,福田司的职务相当重要,并且是一种荣耀,而能够担任福田司僧官者,均是高僧大德,或是做出突出贡献的僧人。如P.4660《辞弁邈生赞》载:“先尊镌窟,奇功有残。子能继绍,修饰俱全。功成九仞,庆设皆圆。助修大像,勾当厨筵……释门佥举,补暑(署)判官。职当要务,检校福田。”这是说辞弁就是以“助修大像,勾当厨筵”等功绩而被任命为福田判官的。“助修大像”是指归义军第二任节度使张淮深修莫高窟第96窟北大像[8],贺世哲先生认为张淮深重修北大像是在乾符三年(876)之前[9],说明辞弁任福田判官的时间就在876年附近。由于辞弁在该项工程建造过程中成绩突出,深得张淮深赏识,故被任命为福田判官。

  同时,福田司还设有福田法律一职。法律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立的一种僧官,其职位在判官之上,起初为都司僧官,为都僧统属下,而随着敦煌地区僧官制度的发展,法律一职逐渐渗透到寺院纲管之列[10],唐耕耦先生就指出敦煌文书中的法律有都僧统下属法律、州郡法律和寺院中的法律[11]。又P.2054V《疏请都僧统和尚等稿》所列僧官中既有都司法律,又有福田法律[12],二者并列出现,说明福田法律应为福田司僧官。这样,福田司僧官主要有福田法律、福田都判官和福田判官。而从前述情况来看,福田都判官和福田判官如张灵俊、惠净等均是以法律身份兼任的。福田司的判官除了专任者之外,能够以法律身份兼任福田判官者一般应为都司下法律,而非为寺级法律。

  那么,福田司僧官的任命情况如何呢?谢重光先生认为归义军早期的敦煌最高僧官都僧统虽然名义上由唐朝廷敕授,实则由节度使内定,张承奉的金山国时期(约910-914年)便由敦煌统治者直接任命了[13]。郑炳林先生认为敦煌僧官为都僧录、都僧政、都僧统等的高级僧官,都必须经过敦煌地方政权奏报唐朝中央政府任命。从张承奉开始敦煌僧官升迁任命不再经过中央同意,僧官任命大权掌握在归义军节度使手中[14]。郝春文先生认为归义军政权对僧官的控制只到僧政、法律一级,寺院三纲与执事僧的任免均由教团自己处理[15]。敦煌福田司僧官的任命情况亦大致如此,其中福田司僧官中福田法律和以法律身份兼任福田判官者一般由节度使任命。如P.2991《张灵俊和尚写真赞并序》云:“先王观师奇杰,偏奖都法律之荣,久载统利福田。”又云:“前王叹异,委都福田。谯公化世,奖擢亲宣。念师奇杰,宠紫同筵。” P.3718《范海印和尚写真赞并序》云:“前王观师别俊,偏奖福田之荣。务掌缁流,实匪创于广部。众谈师之奇美,谯公听纳之心。就加紫绶之班,赉赐僧政之列。”“先王”即张承奉,张灵俊和范海印均是由张承奉任命为福田司法律或法律知福田判官的。而专任福田判官者先是在僧界的荐举之下再由节度使任免的,如前引P.4660《辞弁邈生赞》载:“释门佥举,补暑(署)判官。职当要务,检校福田。”这里辞弁就是由“释门佥举”而被节度使任命为福田判官的。

  二、福田司的职能

  顾名思义,福田司的职能当与福田活动有关,但在敦煌文书中没有明确说明福田司的职能。不过敦煌文书中对福田判官、福田法律等福田司僧官的职责有所记载,而这些福田司僧官的职责即体现了福田司的职能,故我们可以通过福田司僧官的职责来了解福田司的具体职能。

  敦煌文书中所反映的福田司僧官的主要福田活动是“转经福田”,而明确直接的记载是组织负责水则道场转经。P.3894V《光化四年(901)三月都僧录帖》记载:

  (前缺)每日人各转诵《大般若经》两卷,不得怠慢。每番令遣四判官检幸若也。当番僧不在,各罚布半疋,的无容恕。恐众不知,将帖晓示。光化四年三月 都僧录

  郝春文先生已指出本件应系都僧录为水则道场所下之帖,[16]在本次水则道场转诵的是《大般若经》,在转诵过程中每一番要由四判官巡视监督,这里的四判官应即福田判官。同样的记载又见于P.2058《水则道场帖》,录文如下:

  水则道场,次至三界寺。所有敷设,香花桉机,准旧庄严,不得怠慢违阙。逐晨分为两番,日中交替为上下。右件长行道场,元是积古旧规,一则资君定国,二乃获福禳灾。始得时康,年加倍秀。奉为龙天八部,卫护敦煌,梵释四王,保安社稷;东征府主定骨都,布一家;随佐 鸿兵输忠贞,无二意;总来节下,咸纳规投;赤心廷辅于龙沙,竭力保持于莲界。亦愿稼穑丰熟,疫毒无侵。凭佛教行,切宜转念。仍仰都福田判官等亲自寻检。如不赴道场僧,录名各罚布半疋,的无容免者。九月廿日[17]

  上引文书告诉我们,水则道场的转经活动主要由都福田判官和福田判官负责管理,而管理效果又是决定其升迁与否的关键。如P.2991记载:“先王观师奇杰,偏奖都法律之荣,久载统利福田。水则不决漏刻,众谈仁师之美。谯公念惜良贤,就加紫绶之荣,重赐都僧政之号”。[18]这里张灵俊就是由于管理水则道场的突出业绩而从法律被提迁为僧政的。若有僧尼不认真从事转经福田,或者缺席转经福田时,还要受到相应的处分,如上引文书中所云“如不赴道场僧,录名各罚布半疋,的无容免者。”甚至有时可能还要受到节度使的裁处,如P.4767载:

  福田判官愿济

  伏以净土寺今月上旬维那 后往往之恃,更兼顷断听如此乖违,何以齐 仁旨,严赐判裁,免后 五月 [18]

  本件文书所述之事当与转经活动有关,因为组织寺院徒众的转经活动往往亦是维那之职,如湛如法师将唐宋时期敦煌佛寺中维那的职责归纳为纲维寺纪、主持法会佛事、布萨等三个方面[19],而在此三项活动中往往与转经有关。并且从“仁旨”一词来判断,应是福田判官愿济向归义军节度使上报要求裁处违反转经规定者,这亦说明福田判官可以直接向节度使负责。

  转经活动是当时敦煌佛教界替敦煌民众祈福禳灾的主要福田活动,除了水则道场的转经福田,福田司和福田判官所进行的其它福田活动于敦煌文书中尚未见明确记载。但在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宗教活动中,无论是僧尼的修习活动如夏安居、讲经等,还是春秋官斋、十二月转经、水则道场与佛教节日,一般均由官府或都司统一组织,而其主要内容是转经[20]。这些由都司或官府统一组织的大型转经活动,其目的除了为节度使、都僧统这些上层人物祈福外,还要为辖区所有百姓祈求平安,风调雨顺,所谓“资君定国”、“获福禳灾”,并且在转经过程中一般亦要由福田判官巡视监督。如S.1604《天复二年(902)四月廿八日沙州节度使帖都僧统等》:

  使帖都僧统等。右奉处分,盖缘城煌(隍)或有数(?)疾,不□五根。所以时起祸患,皆是僧徒不持定心,不虔经力,不爱贰门。若不兴佛教,何亏乎哉。从今已往,每月朔日前夜,十五日夜,大僧寺及尼僧寺燃一盏灯,当寺僧众不得欠少一人,仍须念一卷佛名经,与灭狡猾,嘉延人轮,岂不于是然乎。仍其僧统一一钤鎋,他皆放此者。四月廿八日帖。使。

  文中的节度使是指张承奉,其谴责僧徒不虔诚转经践行福田而导致祸患频发,并要求都僧统在固定节日组织僧徒燃灯、转经。紧接着,都僧统又将此事通知给所有僧徒,S.1604《天复二年(902)四月廿八日都僧统贤照帖诸僧尼寺纲管徒众等》载:

  都僧统帖诸僧尼寺纲管徒众等。奉尚书处分,令诸寺礼忏不绝,每夜礼大佛名经壹卷,僧尼夏中则令勤加事业。懈怠慢烂,故令使主嗔责,僧徒尽皆受耻。大家总有心识,从今已后,不得取次。若有故违,先罚所由纲管,后科本身。一一点检,每夜燃灯壹盏,准式,僧尼每夜不得欠少一人。仰判官等每夜巡检,判官若有怠慢公事,亦招科罚。其帖,仰诸寺昼时分付,不得违时者。天复二年四月廿八日帖。都僧统贤照。

  这里的尚书、使主同样为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而且文书内容告诉我们由节度使下达而由都僧统组织的敦煌地区统一的燃灯、转经活动仰判官每夜巡检,这里的判官是指福田判官。可见,福田司的职能主要是与祈福禳灾的转经活动密切相关,不仅是在水则道场,在其它的大型转经活动中福田司亦要参与。

  福田司负责组织转经活动,而在转经活动中节度使等施主是要布施给转经僧尼物品作为福田收入的,而布施物品先由儭司负责受理,尔后再由儭司按照一定的分配原则在转经僧尼间进行分配,详细情况可以参考郝春文先生的相关论述[21]。若对转经活动进行破坏或者不认真进行转经者,根据情况要进行处分或者扣除应得的福田收入。如P.3101《大中五年(851)尼智灯苑状并离烦判辞》载:

  (前缺)尼智灯苑状上。右前件尼,虽沾僧士,体合增福于光,一则盈益军国,二乃自己福田,转诵之间,亦合无诉。今缘鸣尼病疾,恐减应管福田,寺□减通名数,格令罚啧严难,恐司所由亏□ 尚慈光普照,接病患之徒,特乞笔毫恩垂矜恤,请乞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大中五年十月一日患尼智灯苑谨牒。

  该件文书后有僧官离烦的判词云:“身在床枕,制不由人,转经福田,盖是王课,今若患疾,理合优矜,付寺法律,疴缠不虚,勿得抅检,仍任公凭。一日,离烦。”从“转经福田,盖是王课”来看,转经活动是由官府统一组织的,并且是一种课役。若没有参与转经者则无法得到福田收入,不过象本件中智灯苑因病不能参加者可以得到特殊照顾。

  除了负责由官府和都司统一组织的大型转经活动之外,福田司是否还有其它职能呢?对此,敦煌文书中没有相关的记载,不过若从“福田”的内容来考虑,福田司的活动应不仅仅局限于负责转经。P.4660《辞弁邈生赞》说福田判官辞弁“积谷防饥,储贮数囤。务寄息利,不恳(垦)农田。”这说明福田判官辞弁还负责管理仓库,而这里的仓库很可能就是福田司下设仓库,因为当时都司下的很多机构如行像司、灯司等均有自己储存斛斗、什物的仓库。如罗振玉旧藏《辛巳年(921)六月十六日社人拾人于灯司仓贷粟历》记载了某社拾人于“灯司仓”贷粟之事[22]。S.474V《戊寅年(918)三月十三日行像司算会凭》记载了都僧统法严与法律绍建、洪忍等算会都司下行像司斛斗收支的情况[23]。既然福田司有自己存储斛斗的仓库,那么我们亦不能排除福田司从事济贫赈灾活动的可能。但是从敦煌文书来看,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福田司的主要职能是负责组织转经活动,这可能亦与当时敦煌地区特殊的政治背景有关。

  三、余 论

  前面我们对福田司的僧官设置及其职能进行了讨论,从而对福田司的相关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但囿于资料之故,我们暂时无从得知敦煌福田司设立的具体时间。虽然目前所见有关福田司的明确记载均是在归义军时期(848-11世纪初),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在吐蕃时期(约786-848年)设立的可能。因为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教团最高僧务管理机构——“都司”下的许多附属机构如儭司等在吐蕃时已经设立。同时,前文所述,福田司的主要职能是负责统一的转经活动,而由官府组织的统一转经活动如十二月结坛转经等在吐蕃时期业已如是,特别是前述水则道场在吐蕃时期的敦煌亦常被举行,如P.2727《酉年二月十三日水则道场转经付经点检历》载:“酉年二月十三日缘国家建福,水则道场转经,次至永康。昨对阴法律阇梨及诸寺上座尼法律等对面于普光寺打揲算会先年官《大般若》一部,诸帙内欠数及无头尾者一一抄录名目,遂便分付永康、龙兴、报恩所由及维那一一合印为凭……”该件酉年方广锠先生考定在829年[24]。故尽管敦煌文书没有明确记载吐蕃时期敦煌设有福田司及福田判官的情况,但是我们不能排除福田司设立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可能。

  参考文献

  [1] 《大正藏》卷十六,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777页。

  [2]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页。

  [3] 竺沙雅章:《敦煌吐蕃期の僧官制度》,《东アジアの法と社会》,汲古书院1990年版,第315页。

  [4]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

  [5]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

  [6]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40页。

  [7] 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63页。

  [8]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9] 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载《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

  [10] 王祥伟:《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纲管新论》,《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185-189页。

  [11]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8页。

  [12]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186页。

  [13] 谢重光:《吐蕃占领期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僧官制度》,《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第58页。

  [14]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政权与佛教教团关系》,《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1期,第1-15页。

  [15] 郝春文:《归义军政权与佛教之关系新探》,载《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67页。

  [16] 郝春文:《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226页。

  [17] 转引自郝春文:《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

  [18] 《法藏西域敦煌文献》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19] 湛如:《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9-50页。

  [20] 郝春文:《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239页。

  [21] 郝春文:《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331页。

  [22]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206页。

  [23]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344页。

  [24] 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09页。

 

(责编:顾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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