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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主改革50年:变革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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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孙志香发布时间: 2011-06-30 09:29:00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50年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变化。为展现这一变化,2009年3月2日国务院专门发布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对这场彻底改变西藏人民历史命运的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及民主改革5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做出系统介绍。本文将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进行解读,运用制度分析法对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必然性,西藏民主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及由此产生的制度绩效做出简要分析。

  一、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的诞生。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国成功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从此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起来。

  和平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废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在西藏地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实现了和平解放。但是西藏人民仍处于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压迫之下。“1959年民主改革实行前,西藏仍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由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组成的农奴主阶级对广大农奴和奴隶进行极其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西藏人民灾难深重、生存维艰,西藏社会陷入极度贫穷落后和封闭萎缩的状态”[1]。

  西藏的社会状况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是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中国不仅是一个摆脱了帝国主义控制和奴役的独立自主的社会,而且也是一个致力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国家繁荣富强的社会。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推行社会主义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1、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民主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它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享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权利的社会。西藏民主改革前政教合一的农奴制与人民当家作主是根本相悖的。

  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是中世纪式社会,宗教上层和寺庙势力庞大,既是西藏的主要政治统治者,也是最大的农奴主之一,拥有众多的政治、经济特权,支配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三大领主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旧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都由约占人口5%的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同时,三大领主还占有农奴的人身,农奴世世代代依附领主,被束缚在庄园的土地上。在这种农奴制下,森严的等级制度,残酷的政治压迫和刑罚,沉重的赋税和乌拉剥削,惊人的高利贷盘剥,导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停滞不前、濒临崩溃。

  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决定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必然性。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广大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西藏和平解放时签署的《十七条协议》已经为西藏民主改革作出了铺垫,改革西藏社会制度是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的应有之义。如《十七条协议》第十一条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1]。

  2、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民主改革的必然性

  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时我国基本上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大力发展生产力成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而西藏地区落后的社会生产的根源在于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封建农奴制不仅不能实现西藏地区的生产发展,相反却成为生产发展的严重桎酷。因此,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废除农奴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为西藏地区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选择。

  因此,尽管中央政府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对改革做出了最大让步,但是无论反动势力如何负隅顽抗,民主改革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当西藏上层阶级极力阻挠改革并引发1959年叛乱后,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领导西藏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百万农奴和奴隶梦寐以求的当家作主的权利。

  二、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

  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看,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实现了西藏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制度结构的革命性变迁。

  第一,政治结构上,实现了从具有政治压迫与剥削性质的封建农奴制向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转变。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制的压迫和剥削,废除了农奴、奴隶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使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从此获得翻身解放,成为能够掌控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的生命安全和人身自由从此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不再遭受农奴主的政治压迫、强迫劳动和非人待遇,不再遭受沉重的差税和高利贷剥削”[1]。

  第二,经济结构上,实现了从具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土地所有制的转变。土地改革的推行,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使农奴和奴隶成为土地的主人。“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第一次成为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主人,焕发出了空前的生产和生活热情,迅速改变了西藏的社会面貌和生活条件”[1]。

  第三,社会结构上,实现了从具有精神禁锢性质的政教合一社会向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社会的转变。在民主改革中,“实行‘政治统一,信教自由,政教分离’的方针,废除寺庙在经济、政治上的一切封建特权,废除寺庙的封建占有、封建剥削、人身奴役以及寺庙内部的封建管理和等级制度,保障各教派在政治上一律平等。”[1]“民主改革去掉了宗教被封建农奴制玷污了的东西,恢复了宗教的本来面目,有效保障了西藏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也为西藏实行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1]。

  总之,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民主改革措施使得使西藏社会的制度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彻底摆脱了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的压迫。

  旧制度的废除所造成的制度真空需要新制度来填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填补这一空缺的制度选择。早在民主改革之前,中央人民政府就开始酝酿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4年11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着手筹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民主改革的过程中,在废除旧政权的同时,西藏各地建立起了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人民民主政权。“到1960年底,西藏成立了1009个乡级政权、283个区级政权,78个县(包括县级区)和8个专区(市)建立了人民政权。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达到1万多人,其中乡级干部全是藏族,区级干部90%以上是藏族,300多名藏族干部担任了县以上领导职务。4400多名翻身农奴和奴隶成长为基层干部。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普选。昔日的农奴和奴隶破天荒第一次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利。”[1]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成功召开,西藏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这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正式建立起来。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全面确立,是西藏民主改革中最重大的制度结构的变迁,它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向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跨越,标志着西藏彻底摆脱了封建农奴制时代,西藏人民从此享有了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与全国人民一道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三、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制度绩效

  基于制度分析建构的“制度范式”的逻辑,“制度结构决定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决定制度绩效”[2],制度绩效是衡量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效能的根本途径。简单说,制度绩效包括政治绩效与经济绩效,其核心是民主和民生问题。民主就是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的政治权利,民生是指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它包括人们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在任何意义上,民主和民生的基本满足或曰基本正义的实现,是衡量制度结构效能的最为根本的途径。

  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以来,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援助下,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为我们全面展现了民主改革50年来西藏民主和民生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1、民主建设:以自治权为核心的人民当家作主程度的不断提高

  西藏民主改革50年以来,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使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实现程度不断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自治权不仅体现在政治权利上,而且还体现在发展经济的自治权利上。

  在政治上的自治权方面,西藏人民依法享有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同时享有自主管理本地区和本民族事务的自治权利。西藏地方自治机关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治权。根据宪法规定,西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依法行使省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西藏自治区实际情况的,“自治区可以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3]。“1965年以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共制定了220件地方性法规和单行条例,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其中包括《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管理条例》、《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西藏自治区对外国人来藏登山管理条例》、《西藏自治区信访条例》、《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决定》、《关于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分裂活动的决议》、《关于严厉打击“赔命金”违法犯罪行为的决定》等。”[4]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西藏自治区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根据本地情况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有权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本地方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自主安排和管理地方的经济社会建设事业;有权管理、保护和优先利用本地的自然资源;有权管理地方财政,自主安排使用本地的财政收入;有权自主发展民族教育和文化事业,自主管理本地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权在财政、金融、税收上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3]

  2、民生建设:以人民生活水平为核心的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

  民主改革以来,西藏自治区的经济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生存和发展状况得到极大改善。这主要表现在人均收入大幅提高,居住条件得到巨大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现代医疗卫生机构业已建立,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人均预期寿命明显提高等等。“据统计,1959年至2008年,西藏生产总值由1.74亿元增长到395.9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65倍,年均增长8.9%。1994年以来,西藏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12.8%,高于全国同期年均增长水平。1959年至2008年,西藏人均生产总值由142元提高到13861元,增加13719元。”[1]“2008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176元,1978年以来年均增长10.1%,2003年以来年均增长达到13.1%。2008年,西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482元,比1978年的565元增长21倍。”[1]

  此外,民主改革以来,中央政府充分尊重西藏自治区的传统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传承和发展,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充分尊重;重视发展西藏的现代教育和新闻事业,使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为人民群众了解新闻、获取信息和休闲娱乐创造了条件,丰富了西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等等。

  总之,民主改革以来,西藏自治区民生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等获得全面发展,与旧的政教合一式的封建农奴制下极端贫穷落后的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充分显示了在西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四、西藏民主改革50年的几点反思

  1、民主改革是西藏实现社会进步的根本出路

  西藏民主改革从根本上说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的人类历史的进步过程。民主改革前,在旧式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奴役下,西藏社会停滞不前,人民倍受压迫与剥削,人权遭到践踏,民不聊生。人们要求民主改革的呼声四处沸腾。

  民主改革后的西藏用社会主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代替了旧式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建立了人民能够行使自治权的自治区政府,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使西藏人们掌握了独立自主管理本地区政治事务的权利,独立自主发展本地区社会经济的权利。“没有民主改革,就没有占西藏人口95%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就没有西藏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就没有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就没有西藏各族人民今天的美好生活”[1]。因此,可以说民主改革是西藏实现社会进步的根本出路。

  2、始终坚持把民主和民生建设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立足点

  民主改革的最大制度成果是在西藏成立了自治区政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无论从制度本身还是从具体实践来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始终以民主和民生为根本立足点。“民族区域自治是人民民主专政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体现和具体形式,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有机结合……它本身就直接体现了对民主和民生问题的深切关注” [5]。中央政府历来重视民族区域自治的法治化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198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其作出了修订,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等等,“民族区域自治的法规就是以法律和法规的形式将解决民族自治地区的民生和民主问题固定下来” [5];同时,从《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所展现的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成就也可以看出,民主和民生始终是贯穿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立足点。

  因此,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对西藏人民民主权利的提高和民生的满足起到了巨大作用,并进而对维护西藏地区的和平稳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始终把民主和民生建设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立足点,不断推进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新发展。

  3、始终坚持把民族区域自治与反对分裂国家统一起来

  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的发展史,既是一部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蓬勃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反对达赖集团倒行逆施、妄图分裂祖国的斗争史。达赖集团是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和极少数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剥削阶级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决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特权,也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历史雄辩地证明,废除农奴制、解放农奴和奴隶,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是维护人权和国家主权的进步与正义的事业” [1];“我们与达赖集团之间分歧和斗争的实质,根本不是自治与不自治的问题,而始终是进步与倒退、统一与分裂的斗争”[1],“所谓‘西藏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人权问题,而是西方反华势力企图遏制中国、分裂中国、妖魔化中国的问题”[1]。

  因此,在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之际,我们既要以50年来的成就为新的起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推进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新发展,继续推进西藏地区的民主和民生建设,不断满足西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时,我们要对达赖集团与西方勾结起来妄图分裂中国的卑劣行径保持高度警惕,既要实现西藏地区的繁荣发展,又要努力维护西藏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统一。

  参考文献

  [1] 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R],http://www.seac.gov.cn/gjmw/zt/2009-03-03/1235971424606122.htm.

  [2] 杨光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J].教学与研究,2005,(1).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 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R].http://www.seac.gov.cn/gjmw/zt/2009-02-24/1235415602487043.htm.

  [5] 孙志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化进程与发展趋势[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专刊).

 

(责编:顾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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