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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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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毕华 王小彬发布时间: 2011-08-08 09:16:00

  三、中央三代领导集体西藏工作的基本思想一脉相承

  党中央在西藏工作思想方面带有共性的内容大体上可归纳为以下18个方面的“必须”,即必须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必须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必须正确处理好统一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好奋发努力与慎重稳进的关系;必须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和全国支援相结合;必须坚持慎重稳进、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政策原则;必须正确处理好政策与策略的关系;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必须深入开展反对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斗争;必须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大力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建设,特别注重领导班子的思想统一和团结一致;必须大力培养、关心、爱护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干部;必须大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权建设。

  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认识、把握、处理西藏工作中的三对辩证关系,是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始终努力遵循的原则。

  首先是深刻认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党的西藏政策的目标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在这样一个民族“个性”较强的区域既实现以认同性建构为核心的国家一体化建设,又引领西藏同全国一道走向现代化;二是在民族个性得以保存和更新的前提下,如何实现藏族的繁荣与兴盛。就西藏而言,这两个目标在总体上相统一的情况下,现实中有时也存在着强化民族“个性”的倾向,这与国家的一体化建设、西藏的现代化发展相矛盾。西藏政策的复杂性、困难性,就体现在怎么正确认识局部与整体、共性与个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是深刻认识“稳定”与“发展”的辩证关系。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只有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影响稳定的深层次问题。这就要求党在制定西藏政策时,既要将西藏的现代化发展确立为长期的任务目标,同时又不能忽略稳定问题。“慎重稳进”要求任何工作都要首先考虑到民族、宗教两个因素。认为经济发展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过于简单化。经验说明,西藏工作只有“慢”中求稳、稳中有“进”,在确保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之下,循序渐进地推动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从邓小平“加快发展”,到江泽民“实现跨越式发展”,再到胡锦涛“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推进跨越式发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丰富和发展了关于西藏发展问题的重要思想。

  第三是深刻认识“落后”与“进步”的辩证关系。凡是阻碍、制约西藏现代化的东西,都是落后的;凡是能够带动、促进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都是进步的。这种以发展为取向的认识,对于西藏政策的制定、实施等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此认识基础上形成的西藏政策,在总体上看是正确的。但是,某些“落后”因素往往仍然包含着一些民族、宗教感情,而这些因素在被非本民族成员所指认的时候,往往会涉及到一个民族自尊心的问题。更深层次来看,涉及到价值观念的判定时,标准是非常难以确定的。物质与精神、世俗与宗教、此岸与彼岸的不同追求,就像“相邻两股道上彼此逆向行驶的两列火车,既没有相遇的可能,更没有同行的可能,故彼此间存在莫大的理解障碍”。西藏政策面临着“怎样才能让群众自觉接受”的困境。一方面,西藏政策必须体现进步性,逐步克服阻碍西藏现代化发展的种种落后因素;另一方面,政策本身必须考虑到群众的认可和接受程度,不能硬性地去将“进步”施加到藏族群众身上。这是西藏工作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长期存在的难点。

  在一些关键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的决策模式和特点,如关于中央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政策。近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朱晓明《从“赞成两条”到“三个坚持”: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的政策》以及王小彬《经略西藏——新中国西藏工作60年》中。所谓“两个赞成”,是指只要十四世达赖喇嘛赞成爱国和改革这两条,就可以回来。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后,毛泽东主席在同印度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如果达赖赞成我们的主张,我们希望达赖回来。只要他赞成两条,第一,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他就可以回来……如果达赖对以上两条不改变他现在的态度,我们就不欢迎他;如果他改变态度,我们就真正欢迎他。”所谓“三个坚持”原则是指2003年5月,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听取中央统战部关于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接触商谈问题的汇报时指出:“在西藏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关研究利用了中央档案馆馆藏的第一手原始档案,相当一部分资料是第一次使用。从“两个赞成”到“三个坚持”,反映了中央对十四世达赖喇嘛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也是认真总结了实践经验和历史教训后与时俱进的过程。关于中央对十四世达赖喇嘛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大致分为:争取合作、公开揭露、争取回归、针锋相对四个时期。关于中央处理达赖问题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围绕主要任务,服务中心工作;保持清醒头脑,做好两手准备;坚持原则,运用策略;抓住有利时机,做好外交斗争;中央高度重视,领导人亲自部署等五个方面。研究中对处理达赖工作中出现过的一些问题等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总结。研究对当前和今后处理与十四世达赖喇嘛相关的问题提出了认清问题本质,坚持斗争方针;坚持标本兼治,重在强基固本;保持大局稳定,构建和谐西藏等方面的对策建议。

  关于中央政府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接触商谈问题。该问题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自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外逃后20年,中央政府与他几乎没有联系。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达赖喇嘛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是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此后至今中央政府一直保持着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代表的接触商谈渠道。打破20年的坚冰,体现了高层决策的模式。西藏问题事关国家的核心利益,30多年来中央政府始终把与十四世达赖喇嘛接触商谈放在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下,审慎处理接谈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对内维护西藏和四省藏区的稳定,进而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对外则要尽量争取国际舆论的理解支持,创造对我发展有利的国际环境。

  关于藏传佛教工作。藏传佛教对西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影响巨大。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工作有一个逐步深化认识的过程。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1980年代的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和之后的历次“骚乱事件”,如何建立健全藏传佛教寺庙管理长效机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成为西藏政策中的重要方面。经过众多学者进行的大量调查和研究工作,2009年党中央以政策文件的形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体现了对宗教管理求新、求实、求稳的政策思路。其中新观点、新思想,归纳如下:

  第一、从宗教的“两重性”到管理的“两重性”。藏传佛教寺庙既是宗教活动场所,又是基层社会单位。僧尼既是宗教教职人员,也是国家的公民。这个定性客观准确,是管理的“逻辑起点”。由于宗教具有这样的“两重性”,因此,宗教事务管理也就具有宗教自身管理和社会管理的“两重性”;管理主体也就具有宗教自身的管理主体和社会的管理主体的“两重性”。第二、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包括“两个层面”、“四个环节”。长效机制应涵盖双重管理主体。第一个层面是党政工作层面;主要有两个环节,一是党政对宗教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二是相关部门落实领导决策部署的社会管理机制。第二个层面是宗教界自身;主要也有两个环节,一是寺庙内部的民主管理,二是佛教协会等宗教团体在寺庙民主管理、民主协商和自律方面的指导、协调和监督作用。第三、宗教是一种社会资源,应当纳入社会管理。对藏传佛教寺庙实行“社会管理”,是有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的。从理论依据上说,在加强寺庙管理中,如果直接从信仰问题入手,把信仰差异放在首要位置,容易引起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的抵触和对立;如果从宗教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入手,可以有效地抵御达赖集团的渗透破坏,又避免信仰层面的冲突。这是既讲政治、讲政策,又讲策略、讲实效的有效办法。从实践方面来看,一些地方已经提出和实行了对寺庙的社会管理。我们把目前西藏和四省藏区各地在寺庙管理实践中实行的办法归纳为社会管理、设局管理、干部参与管理、僧人自我管理等“四种模式”,并解剖了若干案例。第四、社会管理要与宗教自身管理相呼应,实现和谐稳定。当前在寺庙的双层管理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加强社会管理。但是,一方面要看到,管理如果不与寺庙自身的特点相结合,则难以取得实效;另一方面要看到,寺庙自身又难以自发产生民主管理的动力,必须通过政府引导推动激发寺庙民主管理的内在动力。要通过社会管理不断引导、推动寺庙建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民主管理制度,走向社会依法管理与寺庙民主管理双向互动的和谐稳定。

 

(责编:顾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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