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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西藏问题”的由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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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晔 王仲春发布时间: 2011-09-15 09:11:00

  美国人最早涉足中国西藏地区是在19世纪末叶。他们多是以“传教”、“探险”和“经商”等非官方身份踏上西藏。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但却对美国早期西藏政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威廉·伍德维尔·洛克希尔(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是第一个进藏的美国官方人士。此人曾于1884年被派往北京,任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秘。3年后,他辞去了外交官职务,化装成喇嘛,对西藏进行了4年的秘密“调查”。当时,由于地形的险恶和交通的不便,他无法进入拉萨,只能在西藏的东部和西南部地区收集一些有关西藏的政治、文化、宗教、历史、语言以及人物等方面的资料,所得十分有限,远未掌握有关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充足资料。然而,洛克希尔却仅就自己收集的有限资料写了很多游记和论文,如《达赖喇嘛与清帝的关系》、《达赖喇嘛之国》、《西藏》、《1891—1892年蒙藏旅行记》等。他在上述著作中,提出了“西藏是宗主国中国的属地”的说法。由于他是第一个写出有关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关系的美国人,加之他在1908年又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因此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早期的西藏政策,即在事实上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Suzerainty),排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美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第一次官方接触是在20世纪初期。当时的美国还是一个羽翼未丰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对远东和中国奉行的是门户开放政策,而对荒贫遥远交通极其不便的中国西藏地区兴趣并不浓厚。1942年,由于缅甸的失陷,中国的一条“给养线”滇缅公路被日寇切断,中国政府决定修筑一条从印度通过西藏到云南的公路,以便开辟一条新的补给线。这一计划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并指令战略情报局(OSS)负责考察地形。8月,OSS的两名军官伊利亚·托尔索伊(Ilia Tol-soy)上尉和布鲁克·杜兰(Brook Dolan)中尉带着罗斯福总统致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抵达拉萨。他们是美国首次遣使入藏的使者,既负责勘察公路地形任务,又从事了一次转达美国总统向达赖喇嘛致意、与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地方官员建立联系的秘密访问。当时,美国视中国为二战中并肩战斗的盟友,罗斯福总统主张战后“中国成为世界组织中的四大警察之一”,并期望“中国能协助美国在战后维护太平洋的和平”,“利用中国作为对苏联平衡的力量。”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美国自然把与中国盟友的关系看得高于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因此,罗斯福把达赖喇嘛视为中国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在信中称达赖喇嘛为“喇嘛教”的“最高教长”。两位美国人在拉萨受到良好的接待,他们答应帮助西藏人解决无线电设备,发表同情“西藏地位”的言论,建议让西藏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出席战后“和平会议”,以便借机让西藏正式宣布独立。在两位美国人离开拉萨时,达赖喇嘛托他们转交他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和礼物。那时达赖喇嘛年仅8岁,这封信是由噶厦非法的外交局代办的。信中提到“我高兴地知道,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国家表示极大兴趣。”“西藏珍视她自古以来就享受的自由和独立。”这是在明显地歪曲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两位美国军官回国后曾建议OSS向西藏提供三部全套轻便易运的无线电台,以便西藏建立连接昌都、甘托克、那曲、错那和日玛等沿边地区的通讯网。OSS局长多诺万(W. Donovan)赞成托尔索伊的建议,并向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献策:这将会成为美国的影响渗入西藏的一个开端。最终,美国政府对此项建议采取了双重政策:一方面,为了不由此“得罪中国人”,美国政府再次向中国政府保证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并重申“美国铭记不忘中国政府早就公言对西藏拥有宗主权,并早就声明中国宪法把西藏列为中华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对这两种声言美国政府从未提出过异议。”另一方面,在1943年下半年,美国OSS向噶厦赠送三部无线电台和五部无线电接收台,同年11月30日,一架运送援助物资的美国军用飞机在拉萨附近坠毁,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这些事件不仅促进了美国与西藏噶厦的友好关系,而且使西藏噶厦相信美国是在对西藏“独立事业”给予支持。美国政府西藏政策的两面表现,表明了美国制订和实施西藏政策的实用主义原则:主要服务于美国的亚洲总体战略利益和对华政策的需要,但是又考虑可能的局部利益需要。如果说这一政策与从前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明目张胆地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来对待,并直接与西藏噶厦建立了官方联系。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藏噶厦政府乘国民政府忙于内战之机,加紧了谋求“西藏独立”的活动。此间,奉行冷战政策的美国政府,一面需要中国成为亚洲冷战中的战略伙伴而支持中国政府控制西藏;另一方面,又在考虑西藏战略地位在未来冷战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国民党可能失去了中国”以后的可利用性,这使美国的西藏政策处于十分复杂的双向选择之中。

  1946年底,美国驻印使馆代办梅里尔(Merrell)提醒国务院“在目前印度、缅甸、印度支那和中国战局不稳定的情况下,”美国要“防止在这些国家的反美势力控制政权”,为此他建议“美国可以考虑在西藏建立空军基地和火炮发射基地”。他强调达赖喇嘛的佛教主义是一种在亚洲中部及南亚佛教国家影响较大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可以用它“作为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屏障”。当时,梅里尔的建议没有被国务院采纳,因为美国不愿意因西藏问题引起中国国民政府的不满,以至影响两国关系,更不愿由此而削弱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斗争。因此,代理国务卿艾奇逊(Acheson)电告梅里尔“目前不宜介入西藏地位的争论”。但是鉴于西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美国仍十分重视与西藏的关系”,只是这种关系的发展与巩固要“十分谨慎地通过非官方的渠道进行”。

  1948年初,西藏噶厦派遣西藏分裂势力代表、时任“财政部长”的孜本·夏格巴(Tsepon Shakapa)率领一支所谓的“商务代表团”访问美国。这实际是一次寻求美国支持“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尽管中国政府再三阻挠,西藏“商务代表团”还是得到了美国商人的引路,由美国驻香港办事处签发了赴美许可证,并于1948年7月7日飞抵美国。夏格巴等人此行美国目的有三:其一,以转交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为由,提出谒见杜鲁门总统的请求,试图与美国高层领导人建立直接联系,以求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实现“西藏独立”;其二,从美国获得金融通货,以支持西藏的货币,稳定西藏独立的货币制度和经济体系;其三,在美国秘密采购武器,以准备独立时使用。中国政府识破其阴谋后,立即于7月12日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书面声明和质询。在中国外交的压力下,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电告中国大使馆:“美国坚持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的一贯立场,美国政府无意变更其对西藏立场之意”。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沃尔顿·巴特沃斯(W. Wal-ton Butterworth)向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解释有关签发“商务代表团”赴美签证时说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并未在西藏旅行文件上签字,而只是发给了一张入境许可证,这种许可证通常发给未能提出有效护照或护照未经美国政府承认之国家的申请人,它并无特殊意义。”为了解除中国政府的疑虑,美国把西藏代表团作为美国商业部的“客人”来接待,而不是作为国务院的客人来接待。然而事实上,美国却安排西藏代表团先后与国务卿马歇尔(Mar-shall)、远东司司长进行秘密会见。当夏格巴向美国提出购金5万盎司时,马歇尔竟然不顾美国只向主权国家售金的规定,批准了此项交易。远东司官员本宁霍夫(Benninghoff)还建议西藏取消对外国人入藏的限制以便美国人进藏访问。1948年底,美国国务院派一位资深的外交家、老谋深算的苏联、东欧问题专家洛伊·亨德森(Loy Herderson)就任美国驻印度大使。并通过驻印使馆加强了同西藏噶厦的联系。这反映了在冷战形势下美国对南亚以及中国西藏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视。

  1949年1月5日,亨德森向噶厦转告美国的态度:“美国仍然重视与西藏的关系,因为美国至今的政策仍然是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因此目前西藏与美国的关系发展必须通过间接的手段。”与此同时,亨德森向国务院建议:鉴于国民党“有可能失去中国”,美国应该重新修订美国西藏政策,承认“西藏独立”。他的建议得到了美国驻华、驻苏使馆的呼应,并由此在国务院引起了对“西藏地位”(Status of Tibet)问题的大讨论。远东司官员路丝·培根(Ruth Bacan)的观点与亨德森等人有所不同。培根认为:其一,美国对西藏的政策不仅涉及美藏关系,而且还涉及美国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关系问题。过去美国奉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政策,并帮助中国在二战后成为一个大国,如果现在承认西藏独立,很可能破坏美国在中国的形象,进而影响美国今后利用中国东北和新疆问题鼓动中国反对苏联的斗争;其二,由于西藏地理位置偏僻,政府和社会极端落后,使西藏发挥作用十分困难;其三,只有在美国采取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情况下,西藏才能发挥作用,而美国采取这些援助只能取道西藏的邻国印度,如果印度不与美国合作,那么美国对西藏援助物资的运送和与西藏关系的发展会十分艰难。由此,她认为,美国对西藏政策的最佳选择是:1、目前美国仅可以把西藏作为朋友相待,发展与西藏友好关系的程度暂时定位为努力使西藏靠近西方;2、要避免卷入中国对西藏问题复杂的“宗主权”的争论之中,继续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同时等待中国形势的发展明了再作选择;3、一定要避免共产党接管西藏,为此美国要向西藏提供充分援助;4、要考虑西藏独立、从中国分离是否有一个可行的、合法的、永久的根据。国务院最终采纳了培根的建议。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院虽然未采纳亨德森的立即承认“西藏独立”的建议,但却接受了培根关于“避免共产党接管西藏”、“向西藏提供充分援助”,并开始考虑“西藏独立”的可行、合法、永久的根据。

 

(责编:顾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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