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登录下次自动登录
  忘记密码立即注册
用户名
邮箱
新密码
确认密码
提交

论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历史观(二)

T-
T+
评论 收藏打印
作者: 梁俊艳发布时间: 2011-10-21 10:21:00

  二、分裂西藏史观

  在《访谈录》一书中,十四世达赖喇嘛认为“西藏自古就是独立国家”的史观贯穿始终。他一直在为“西藏独立”寻找所谓历史依据。纵观全书,十四世达赖喇嘛主要的分裂史观主要有以下几点:

  l、“供施关系”说

  《访谈录》一书多次出现了“供施关系”一词,十四世达赖喇嘛试图用“供施关系”(patron-priest-relationship)一词来解释西藏同蒙古以及满族之间的关系,企图淡化元朝、清朝对西藏地方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从而达到其妄图将元朝、清朝时期的西藏从中国独立出去的野心。

  《访谈录》一书提到:十四世达赖喇嘛相信萨迩班智达和阔端建立的关系主要是宗教性的,尽管他明白这基于别的标准。此外,他认为对“我们”来说很难理解古代供施关系之间的纽带。他说:“现代国际法,或者西方对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的概念,也许无法解释蒙古人和西藏人之间的这种独特的关系。你知道,当今现代国际法完全是基于西方人的理念。我不认为这种存在于西藏人和蒙古皇帝之间的独特的精神和政治联系——我不认为西方的理念能够解释这种关系。今天的概念根本无法解释、定义,因为这些定义是来自西方的。”莱尔德附和着十四世达赖喇嘛,也认为:“八思巴的工作—无论他是否使用过神功还是其他工具——都是和精神相关的,而皇帝是要和物质世界打交道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欣然赞同,宣称:“这位宗教国王有他自己的领土,而宗教上师也有他自己的领域”。 

  关于清朝的历史,十四世达赖喇嘛认为:“为了保护达赖喇嘛制度,满洲甚至派出官员——安班(驻藏大臣——引者注),来保护达赖喇嘛。但是西藏的资料总是提到达赖喇嘛和满洲皇帝之间的关系是供施关系。当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的时候这种关系就开始了……后来(在接下来的150年间满洲的保护时期内),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变得更加政治化,更加权力导向化。因此就出现了问题”。关于七世达赖喇嘛到十二世达赖喇嘛时期“从官方意义上讲,西藏是满洲的附属国吗?”这样一个问题,十四世达赖喇嘛说:“我的观点是,那确实是一种独特的关系,我们西藏人把它称之为供施关系(Priest patron)。藏语中叫做却云(cho yon)”。“要用今天的词汇来给这种关系下一个定义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这些定义都是来自西方的。还有一些满洲影响或控制西藏事务的例子,但西藏人把这种举动看做是保护行为。……我们无法按照现代国际法来翻译它。现代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主要来自西方的概念。因此这种西藏喇嘛或首领与满洲皇帝之间独特的关系—我不知道我们能否把这个概念翻译成现代术语。’

  莱尔德把达赖喇嘛和满洲皇帝之间的关系同欧洲教皇和国王、皇帝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的做法,十四世达赖喇嘛很赞同,“我想我们可以把满洲皇帝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同欧洲帝国主义者和教皇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

  十四世达赖喇嘛完全无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反而将这种关系与欧洲教皇与国王、皇帝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是毫无根据的。欧洲教皇与国王之间的关系在不同阶段有所不同。在罗马帝国承认基督教为国教之后,罗马帝国就将基督教纳入到自己的保护之下。在这个阶段,历任的罗马帝国皇帝都自觉成为基督教的保护者,并深深介入到基督教教会的内部事务之中。基督教教会内部产生的矛盾要由罗马皇帝裁定是非,而教会的教皇则由罗马皇帝批准才可以就任。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欧洲出现封建制,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封建王国,这些国王的权力要经过教会教皇的承认才具有合法性。这时教皇就有了对国王即位的决定权。宗教改革以后,教皇失去了对国王的决定权。宗教改革打击了教皇对世俗社会的控制权力,欧洲社会政教分离,宗教改革以后国王和教皇平起平坐,互不相干。因此,莱尔德和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比较缺乏前提和目标。

  “供施关系”是佛教术语,即福田和施主,原本是寺院授徒功能的延伸,出家僧人招收俗家弟子,俗家弟子以土地、财产供养师父,从而结成“供施关系”。信佛的世俗财主向高僧施舍钱物,受施高僧则优先满足施主们的诵经、超度等佛事活动要求,由此形成彼此固定的植越关系。虽然西藏宗教领袖与元明清皇帝之间确实存在“供施关系”,然而更重要的是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设置军政机构,确立了中央政权对西藏的最高所有权和最高行政管辖权,确立了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政治上的隶属关系。由此可见,所谓的“供施关系”,只不过是表面的形式而已,是元以来西藏地方同中央政权隶属关系上的一层宗教面纱,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妄图利用“供施关系”来否认中央政府对西藏实施的有效行政管辖,从而达到将西藏分裂出祖国的居心昭然若揭。

  2、满蒙非中国说

  在《访谈录》一书中,大量充斥着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所谓“满洲、蒙古非中国说”的观点。

  莱尔德提到“中国政府的出版物坚持认为,正因为蒙古的入侵,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我读过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不同意那个观点”这一问题,十四世达赖喇嘛说:“实际上,我认为蒙古军队首先来到西藏并控制了西藏后才去了中国。我不能去判断,我不是历史学家。因此,从我的观点来看,我想清楚地指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应当留给历史学家和专家去做判断”。虽然口口声声说历史问题应当交给历史学家去做判断,他还是就此问题毫无遮掩地做出了自己的观点:“我可以当众毫不犹豫地宣称西藏同中国的历史关系绝不像中国政府说的那样。当我们看到蒙古在去中国之前就征服了西藏的时候,这一点显而易见”。十四世达赖喇嘛试图通过“蒙古在去中国之前就征服了西藏”这一点来说明蒙古、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的论证显得缺乏逻辑,理由也十分牵强。众所周知,蒙古族同满族一样,自古就是中国境内的兄弟民族之一,是我们祖国大家庭的一员,为中国的灿烂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曾在中国历史上建立过全国性的中央政权,而这段历史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阶段。十四世达赖喇嘛妄图割裂中国历史,否认蒙古和满洲是中国的民族,进而否认其建立的政权不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最终否认西藏在历史上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用心险恶,手段却并不高明。

  3、“大藏区”和“高度自治”

  在《访谈录》一书中,十四世达赖喇嘛多次抛售他的所谓“大藏区”和“高度自治”的观点。

  了解中国藏族历史的人都知道,元朝在藏族传统的卫藏阿里(今西藏自治区大部)、安多(大致包括今甘肃甘南、四川阿坝和青海的大部分藏族聚居区)、康(大致包括今青海玉树、四川甘孜、云南迪庆、西藏昌都等地区)三区,相应设立了3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分别进行治理,成为此后西藏和其他藏区行政区划的基础。明朝基本沿袭元制。清朝中央政府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宗教领袖七世达赖喇嘛,建立了西藏地方政权,在原有行政区划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划分了西藏与甘、青、川、滇等周边行政区域的界线。也就是说,西藏以外这些藏族聚居区从未归西藏地方政府管辖,所谓“大藏区”没有任何历史依据。

  然而,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集团却坚持要将所有藏族聚居区合并在一起,建立“大藏区”。近几年,他又提出“藏族人分散在不同的汉族省份中,难以保持藏族的民族特性与文化”,要“建立一个所有藏族人都生活在其中的藏族实体”。《访谈录》一书提到,“因此,当十四世达赖喇嘛谈到西藏的时候,他指的主要是历史上的西藏高原,以及今天主要居住着藏族人的地方。然而,对中国人而言,西藏只是西藏自治区。这些问题依然是主要争论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分布特点的。一个民族往往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域,而一个行政区域又往往聚居着不同民族,这种状况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也是中国民族关系的一大特点和优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域的藏族人民既保持着共同的民族特点,特别是在宗教、文化等方面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又在语言、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各有特色。与此同时,不同区域的藏族与当地其他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往非常频繁,特别是经济联系非常紧密。新中国成立后,除西藏自治区外,还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聚居区成立了8个藏族自治州、1个藏族羌族自治州、1个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和2个藏族自治县,在有的藏族自治州中还建立有其他民族的自治县。这种行政区划既充分照顾到民族分布的历史特点,又着眼于今后的发展,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结合,有利于各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因此,所谓“大藏区”的主张既没有历史和现实的依据,也完全违背我国民族发展的规律。其“大藏区”一说,分明是为将来“西藏独立”做铺垫。

  对于“高度自治”,十四世达赖喇嘛在《访谈录》一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让我清楚地说明一点:我不是在寻求独立。我是在寻求某种真正的自治。我为什么要为西藏提出这样特殊的独一无二的请求呢?那是因为我们问题的本质,那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和文化”。

  达赖喇嘛借口以保护藏族的历史文化为名提出所谓的“真正的自治”,以推翻西藏的现行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上述法律条文毫无疑问完全适用于西藏。十四世达赖喇嘛却反其道而行之,试图贴上所谓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标签,主张“西藏政府应设立于拉萨,应该有一个经民选的行政长官、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和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如此一来,中国宪法规定的、已经在西藏实行几十年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部都要推翻,按照“真正的自治”重新另搞一套。中央政府在2004年发表的《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就己明确指出,西藏与香港、澳门的情况完全不同,不存在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也不存在重搞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可能。任何破坏和改变西藏现行基本政治制度的行为都是同中国宪法和法律背道而驰。

 

(责编:顾钰)

(责编: )
用户名密码注册
发表评论
最新最热

相关阅读

     
  • 观察/
  • 文化/
  • 宗教 /
  • 旅游 /
  • 秘闻
  • 1
  • 4
  • 3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