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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犹太人的西藏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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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杜永彬发布时间: 2011-10-23 11:40:00

  2、美国犹太学者的西藏观

  美国的犹太裔学者尤其是藏学家的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参与”和“致用”风格,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西藏情结”,实际上成了美国西藏政策的智囊团和思想库,他们积极为“藏独”活动和美国的西藏政策提供智力协助,为流亡藏人和美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这些犹太裔藏学家的经历基本相同:几乎都曾依止流亡美国的藏族高僧学习藏文和藏传佛教;都曾进入西藏进行实地调查;都是以藏学为主要研究领域;几乎都关注当代西藏和“西藏问题”。

  第一、研究当代西藏的人权、宗教和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等,从事“政治藏学”,以学术研究参与“西藏问题”。如印第安纳大学中欧亚系主任、副教授史伯林(Elliot Sperling),跟随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大哥土登·晋美诺布学习藏文和藏传佛教,与布鲁明顿的“西藏文化中心”(Tibetan Cultural Center)有密切的关系。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罗伯特·巴勒特(Robert Barnett)是“西方的西藏信息源”—伦敦“西藏信息网”(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的创办人之一,并出版了《西藏政要名录》(Leaders in Tibet)。巴勒特离开英国后,应聘到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理解现代西藏”(Understanding Modern Tibet)课程,其研究领域是当代西藏和“西藏问题”。以《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和《现代藏英辞典》( Tibetan- 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而成名的著名藏学家戈尔斯坦(Melvyn C.Goldstein)曾出版有《西藏西部牧民》《当代西藏佛教—宗教的复兴与文化认同》《为现代西藏而斗争—扎西泽仁自传》《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平措汪阶的政治生涯与时代》《西藏现代史(1951-1959)》第一部分(《风暴前的宁静》1951-1955)《西藏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的“尼木事件”》等。并在其所在的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创办了“藏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戈尔斯坦的西藏研究注重“经世致用”和“参与研究”,他将西藏的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竭力为美国、中国和西藏流亡政府三方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戈尔斯坦的西藏观既不同于黎吉生、罗伯特·瑟曼等“藏独”藏学家,也不同于谭·戈伦夫等藏学家,在西方藏学界独树一帜。

  第二、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为“西藏问题”作证。犹太藏学家都十分关注“西藏问题”,其学术研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如戈尔斯坦、史伯林都曾到国会为“西藏问题”作证,以学者的身份充当“西藏问题”的“权威发言人”,为美国的西藏政策提供咨询。如史伯林于2002年6月10日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作证,阐述《对西藏问题的一些思考》(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Tibet Issue);戈尔斯坦2004年3月19日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圆桌会上作证,陈述《中国藏区的发展项目—阐明目标和获得可持续的结果》(Development  Projects in Tibetan Areas of China: Articulating Clear Goals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Results)。史伯林认为,美国的政界和学术界对中国的藏学研究成果了解不够甚至轻视,这是美国的西藏政策的一个局限。他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除了对人权问题进行更广泛的思考,还不断深化对西藏人权问题的怀疑和评论。”“应当通过研究汉文文献来看中国处理西藏人权的方式。”“理解中国人发表的观点的实质对于我们是十分有益的。因为中国人的观点并没有受到中国之外参与讨论这些观点的学者的重视。西藏流亡政府定期出版一些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所讨论的这类英文文献,但是并没有涉及汉文文献中关于西藏人权问题的观点。”“显然,对中国西藏政策的理解需要对包含在这些文献中的内容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只有参与西藏问题研究和辩论的人们对上述文献完全理解之后,对中国西藏政策的一些错误认识才会逐渐减少。”史伯林还是“声援西藏百人委员会”成员。

  第三、为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以研究近现代史的戈尔斯坦和研究古代史的史伯林最为典型。戈尔斯坦出版了《雪狮与龙—美国、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 The Snowing Lion and Dragon:China,Tibet and the Dalai Lama,1997)和《达赖喇嘛的困境》(The Dalai Lama's Di-lemma,1998)等“经世致用”的专著,可谓美国的“西藏通”。史伯林以《明初“分而治之”的治藏政策研究》(Early Ming Policy toward Tibet:An xamination of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Early Ming Emperors Adopted a "Divide and Rule" Policy toward Tibet)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明代西藏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现任印第安纳大学欧洲中亚系主任,活跃于国际藏学界。他们的藏学研究兼有“学术藏学”和“政治藏学”的风格,注重“经世致用”和“参与研究”,他们的治学宗旨之一是,以藏学研究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为达赖集团和美国当局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

  第四、对西藏研究的兴趣,从事“学术藏学”。如芝加哥大学教授卡普斯坦(Matthew Kapstein),2003年已应聘为巴黎第十大学教授,接替安娜·玛丽·布隆多[Anne-Marie Blondeun]教授的职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南希·列文妮(Nancy Levine )等。南希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藏区,多次到阿里、拉萨、果洛、色达等藏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

  美国的犹太藏学家具有一种特殊的“西藏情结”,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在美国藏学界,有一批犹太藏学家研究注重“经世致用”,是“政治藏学”的实践者。无论是研究西藏历史还是现实,犹太藏学家都十分关注西藏的现实或“西藏问题”,并精通藏语文。美国的一些犹太裔中国学家也对西藏感兴趣。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通”、曾任“东西方中心”主任的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曾参与“卡特中心”的西藏考察和研究项目,与戈尔斯坦等人一道到西藏进行实地考察,并撰写研究报告。

 

(责编:顾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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