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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视角中的西藏形象与话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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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康发布时间: 2011-11-14 11:18:00

二、西藏话语:误读和歧义

对于西藏,中国与西方的媒体处于“各说各话”的状态。中国学者、媒体人宋念申指出,“在报道最近的西藏骚乱事件中,西方媒体反复灌输,这是一场Tibetan(藏人)和Chinese(中国人)的冲突。有意无意之间,造成‘藏人’不是‘中国人’的效果”。②(注:宋念申:《Chinese:一个暧昧的否定》[N],《东方早报》2008年4月10日)对于西方传媒来讲,Chinese一词指的就是“汉族”。所以汉藏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就被置换成了中国与西藏的冲突。相对于当今流行的“非裔一美国人”(African-American)、“华裔—美国人”(Chinese-American)等所谓“并联式身份认同”(hyphenated identity,即族裔与国籍并联的身份),西方话语中并无“藏族—中国人”(Tibetan—chinese)、“维族—中国人”(Ughur-Chinese)等称呼。“中国”在西方话语中不是以一个现代法理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出现的,而是以一个“汉字和儒家文明”的形象出现的。这涉及到了西方对于中国作为多民族的现代国家的根本认识,其中的误读影响深远,体现了西方社会从哲学思辨上、法理上对中国的模糊认识和偏见,可追溯到为西方现代理性奠基的黑格尔和西方启蒙思想家。

话语和语言的表述问题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在西藏问题上,我们看到了话语的强大威力。西方媒体的“西藏话语”坚持把“中国”与“西藏”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和实体,通过话语的置换,把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现代民族一国家(nation-state)的内部问题植入“国家冲突”的框架(framing)。其历史渊源出于复杂的西方与中国的不同发展道路、不同文化背景,是一个非常需要探讨和向公众澄清的问题。但是大众传媒的常规是有意避免复杂深奥的历史、学术话题,尽量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为大众能接受和理解的语言。西方媒体西藏话语的误读对国际社会产生的误导是非常广泛和深入的。尽管2008年通过互联网和全球华人的抗议,中国民间对于西方传媒的西藏话语的抨击让世界瞩目,但要想在短期内动摇西方公众多年来形成的“西藏观”却很不现实。

处在风暴核心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是善用传播和话语手段来达到政治目标的政治传播高手、国际公关的“大师”。他在针对中国公众的中文网站上发表的言论,绝大部分都使用“汉藏民族”、“国际社会应该帮助汉藏民族建立互信与相互交流”。在汶川地震之后、北京奥运即将开幕之际,国际舆论开始对达赖喇嘛的言行有所保留。达赖喇嘛连忙发动公关攻势,在美国和欧洲各地四处游说。2008年7月16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加州公开演说时称,“现在就是汉藏两个民族必须要建立友谊的关键时刻,也就是汉藏两个民族居住的地方我们要去建立一个团体,相互交流,让互相真正的认知对方”①(注:《达赖喇嘛称国际社会应帮助藏汉民族》,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官方网站,2008年7月16日。(http://chinese.dalailama.com/news.140.htm))。但是在其英文网站上以及在西方其他语言的语境中,达赖喇嘛反复强调的是China和Tibet的对立,毫不含糊地在中国与西藏对立的框架中,使用西方的话语来表达他的观点。实际上,达赖喇嘛关于西藏的言论已经成为西方媒体的西藏话语的重要部分,他的观点基本上就是西方传媒的观点。达赖喇嘛在2008年4月6日的英文声明中提到,“每一个藏人都有权利为他们的自由与人权去斗争。但是如果我们在中国人民心中造成仇恨的话则无益和无助藏人的斗争”,“我们的斗争对象只是中国的少数领导人,而不是中国人民。因此我们千万不能造成中国人民的误解和伤害他们”。②(注:"Statement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to all Tibetans," The Website of The Office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pril 6, 2008. (http://www.dalailama.com/page.228.htm).)在声明中,达赖喇嘛反复使用Tibetans和Chinesepeople,向西方公众传递的明确无误的信息就是藏人与中国人的之间的问题,而不是藏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

在西藏问题上的英语表述和翻译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国际上目前就“西藏问题”的三种英文说法,即“Tibetan question”、“Tibetan problem”和“Tibetan issue”,在内涵上有着重要差别。国内论者认为,西方一些学者用Tibetan question来对西藏的争议作出阐释,而政界多用Tibetan issue,把西藏问题作为法律上和事实上存在着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从第三者角度出发来加以判断。而Tibetanproblem和Tibetan issue则被达赖喇嘛交替使用,在谈论西藏法律地位时用Tibetan issue,在讨论西藏的宗教、人权和文化时用的是Tibetan problem,突出西藏出现的问题。③(注:陈泉:《“西藏问题”的三种英译及其取舍》[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54页。)中国在用英文表达西藏问题的时候,究竟应该用哪种选择才能更准确地表达中国的立场?这是个相当困难的选择,因为在使用任何一个词汇的时候,都存在着西方语境、西方话语的主导问题。西方传媒和学界、政界可以在各自的语境中强调其词汇有利于己的内涵,而中国却不得不在西方语境、西方先入为主的西藏话语中,做出艰难抉择。

西方学术界的西藏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意识和问题意识,是冷战时期的遏制共产主义、遏制中国的大的知识体系、知识框架的重要部分。西藏研究在美国学术界从属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是冷战期间美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学科之中研究非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学术体制。①(注:对于美国区域研究的分析,参见Bruce Cumming,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1.29,1997.)美国的西藏研究集中在哈佛大学等著名高校,早期研究西藏的历史、人文与宗教等,从人类学、史学、宗教学、语言学、民族志等方法开展研究,但始终与政治和国际战略的关系密切。②(注:索珍:《美国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藏学研究人员现状及其分析》[J],《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第271—281页。)值得指出的是,西藏研究在美国亚洲研究这个区域研究的大学科中不是东亚研究(包括中国、日本、朝鲜等)的一部分,而是从属南亚研究,划归为印度等南亚次大陆领域。我们知道,地缘政治是冷战中国际战略的核心,在学术上面的地缘归属,也深刻地反映了美国对西藏的战略意图。美国学术界的西藏研究与政界和媒体的关系密切。美国国会、中央情报局等从民意、社会舆论、选举议程的公开场合到秘密场合训练大批西藏反华游击力量,都是人所皆知的事实。③(注:相关论文可参见Melvyn C.Goldstein,“The United States,Tibet,and the Cold War”,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01.8,No.3,Summer 2006,pp.145—164;王芳:《美国国会与西藏问题(1980—2003):一种历史的考察》[J],《国际观察》2004年第2期,第19—24页;李晔:《20世纪美国西藏政策述论》[J],《西藏研究》2003年2期,第1—17页。)

西方的西藏话语包括大众传媒和学术界、政界的话语,其中,学术话语虽然不常在大众传媒上亮相,但却具有导向作用。在历史叙事、概念定义、观点表达、遣词造句上,往往是西方学术界发牌,提供概念和议题,传媒则针对西藏的暴力事件(多半是有预谋的)进行炒作,国会则借题发挥,推波助澜,行政部门(国务院、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等)则通过行政手段来表明立场,形成了配合默契、行之有效的政治传播链。

 

(责编:顾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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