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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藏传佛教与宗王之关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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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尹雁发布时间: 2011-11-24 15:33:00


  元后期,噶玛噶举与妥欢帖木儿建立的供养关系影响着这时期藏传佛教的发展。妥欢帖木儿即元顺帝,他在位时,元帝国已经衰落。这一时期,由于内部的争斗,萨迦派的势力渐渐衰落,对吐蕃的控制渐不如前。与之相反,以若比多吉为首的噶玛噶举教派在吐蕃及其周边的影响日增,1260年,若比多吉来到大都,给顺帝受戒,传授妥欢帖木儿密宗修习之道。妥欢帖木儿赐给他“万户所需之圆形银印两枚,除开万户属民承担驿站塘讯的差徭之需外,一切差税减半”。从此,噶玛噶举在吐蕃的势力日盛。

  (二)

  综观藏传佛教各派与蒙古诸王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依附、渗透、建立供养关系的过程,反之,蒙古诸王对藏传佛教,先是主动利用,再到逐渐信仰,其间的历程,是藏传佛教对蒙古社会进行深刻影响的重要经验。之所以这样,主要由以下元素决定:

  其一,蒙古民族的早期信仰。蒙古民族信教的传统古已有之,史书记载,蒙古人早期信仰萨满教,信奉“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神,讲究修法、巫术仪式,尊重萨满巫师,即被称为“珊蛮”的人。珊蛮们身兼幻人,解梦人,卜人,星者,医生于一身,宣扬自己是从天上派到人间的神灵。他们的身份,类似于佛教中的僧侣。而且,藏传佛教吸收的苯教成分,与萨满教有许多类似之处,苯教中对山岳的崇拜、咒术的演习及众多的祭祀活动,让蒙古人感觉到了藏传佛教的亲切。同样的,对于蒙古人来说,佛教也并不陌生,蒙古人最早接触的佛教是回鹘佛教。统一蒙古的过程中,成吉思汗曾经从乃蛮部塔阳罕那里得到回鹘人塔塔统阿,塔塔统阿在回鹘文的基础上创立了蒙古文字,另外,他还负责用塔马合(即帝国印章)签署法令。既然回鹘人从传说时代就信仰佛教,在这里不能排除塔塔统阿也是一个佛教徒,蒙古人接触佛教也许就开始于此。前已述及,藏传佛教是由苯教和佛教综合而来,可知,这成为蒙古统治者比较容易接受藏传佛教的主要原因。

  其二,成吉思汗的大札撒规定的宗教政策。成吉思汗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在长期的征战中,他意识到了宗教的力量。西征花剌子模时,蒙古军行进到匝儿讷黑镇,镇民皆避入堡,受到堡中守卒的胁迫。成吉思汗派遣答失蛮(Danischmend)去劝说他们投降,“答失蛮呼曰:我木速蛮(musulman,木速蛮即为回教徒—冯承均语),亦木速蛮之子,奉成吉思汗命,来拯汝等于深渊中。汗率大军距此不远,汝等若稍抵抗,霎时堡垒屋舍将平,血淹田亩矣;降则身家得保”。居民感悟,遣代表奉馈礼赴汗营。此处的匝儿讷黑镇民皆信仰回教,当他们看到在蒙古军队里并不排斥回教徒,而且财产还可得以保全时,立即表示了归顺,让成吉思汗看到了宗教的力量。其实,在成吉思汗的军队中,不仅有回教徒,还有也里可温(基督徒)和被称为偶像教徒的佛教徒,成吉思汗尊敬各教派中有学识的人,给他们以很高的礼节,但他不崇奉这些教派的教义,成吉思汗利用他们的智慧、技术,攻城略地,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因此他在札撒中规定“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并宣布各宗派的教师、教士等,悉皆豁免赋役。他的后世诸王深记在心,并严格按照成吉思汗的训示行事。阔端、蒙哥、旭烈兀,和早期的忽必烈,他们对藏传佛教诸派的供奉曾有所变化,说明了这一点。《西藏王臣记》载:薛禅汗初崇蔡巴,后又改崇萨迦巴,旭烈兀初崇止贡,后改崇帕木竹巴。阿里不哥初崇达隆巴,后来又改崇噶举派中的迦玛巴。蒙古诸王划分众蕃为己领属,并以之奉献于受供尚师。面对复杂的高原地势,“因其俗而柔其人”通过对各派的供养来完成对吐蕃的征服,是蒙元帝国的主要策略。

  其三,藏传佛教自身的强大和所具有的深刻影响力。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已经绵延数百年,势力之强大,在吐蕃地区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统治体系其经典的教义和复杂的仪轨有着神秘的力量,深刻的影响着与之接触的信众。藏文史料记载:阔端曾患天龙病,多次向红阎摩敌母供奉水食子,没有见效,萨班知道后,为他做了狮子吼菩萨之仪轨,使阔端从病魔中解脱出来,自此后阔端善待佛教这也许是萨班第一次在阔端面前显示新宗教的仪式和难解的咒文,使得阔端从这些咒术里看到了他觉得可怕的神秘力量而对藏传佛教生发出来敬畏之心。从而开始敬奉藏传佛教。《蒙古政教史》载噶玛拔希和八思巴曾经在忽必烈面前斗法,噶玛拔希示现空中跏趺、穿山岩等神通。八思巴则自断身体四肢为五段,现五部佛形象,尔后,又复原为己身。这些神变虽是传说,但反映了藏传佛教的威力,对于迷信神秘力量的蒙古人来说,增加了对藏传佛教的畏惧,并因畏惧而逐步产生了信仰。

  其四,藏传佛教各派法主们的智慧。公元1239年,阔端曾派大将多达那波率领一支蒙古军入藏,多达那波后来向他禀告:“在此边徼藏地蕞林最多者,唯噶当派;通达情理者,唯达隆巴威望最高者,唯止贡京俄;明晓佛理者,唯萨迦班智达”。简要介绍了藏传佛教各派的情况,各派法主或善顾情面,或德高望重,或精于佛法,都是学问高深的智者。不仅如此,各派法主也是卓越的政治家,具有长远的政治眼光,面对声势显赫的蒙古军队,各派法主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措施。以萨班为例,他说过“只要是对人对己有益的事,无论你怎么去做都可以,善于采取巧妙的办法,绝不会有人说你狡猾……弱小者如把伟人依靠,乃是获得成功的诀窍……如果把伟大人物依附,低下的人也会变成大人物”。所以,当他接到阔端的邀请后,不顾年迈,立即启程,奔赴凉州,获得了与蒙古皇室建立供养关系的先机。总体来看,各派法主以积极的姿态,先后与蒙古统治集团建立了福田与施主的关系,随着蒙古诸王所处政治形势的变化所得到的结果各异,关系亲密的程度不同,待遇也有天壤之别,但各教派的态度是主动的,所采取的措施是灵活的,最终对蒙元帝国的宗教政策产生了影响。元朝时期,历代帝王尊崇佛教,尤其偏重“西僧”,与各派法主们所采取的积极态度有很大关系。

  其五,八思巴与忽必烈师徒关系的确立。忽必烈时代,蒙古民族的宗教信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六盘山会晤后,八思巴留驻忽必烈的身边。不久在八思巴的影响下,王妃察必接受了灌顶,她对忽必烈说“(灌顶)果然胜于其他教法,请王受之”,忽必烈遂请求之,于是,在八思巴接受比丘戒期间,“汗王在二十五名可授戒之翁则三次授戒之时,接受了萨迦派特有的喜金刚灌顶”,建立了施主与福田(受供者)的关系。1260年忽必烈即位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后,仿照西夏国体制,册封八思巴为帝师,听法和人少的时候,八思巴居上座;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忽必烈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
  绝不下诏”。吐蕃一切事宜,尽归八思巴掌握。

  不仅如此,忽必烈还下达了优礼僧人的诏书,“对依律而行的僧人,无论军官、军人、守城官、达鲁花赤、金字使者皆不准欺凌,不准摊派兵差、赋税和劳役,使彼等遵照释迦牟尼之教法,为朕告天祝祷。并已颁发圣旨使彼等收执。僧人佛殿及僧舍金字使者不可住宿,不可索取饮食及乌拉差役。寺庙所有之地、河流和水磨等,无论如何不可夺占、收取,不可强迫售卖。”这些说明,忽必烈已放弃了其祖父成吉思汗不得偏重任何宗教的训示,正式皈依佛教。对此,忽必烈个人认为,佛教既能够让他为所欲为,也让他心生敬畏,“坐于席前时置于中廷之盏满盛酒浆者,不经人手接触,可以自来就我饮。天时不正时,此辈可以使之正。所为灵异甚多……其偶像能言,预告彼等所询之事……此种偶像教徒既藉其咒语学识能为种种灵异,我若铸此大错,此辈不难将我处死。”这是在回答基督教徒的问询时,忽必烈对信仰藏传佛教作出的回答,受忽必烈思想的影响,元代诸帝皆奉西僧,信藏传佛教,蒙古民族的宗教信仰发生了质的变化。结语:综合藏传佛教各派与蒙古诸王的关系以萨迦和噶举两派的表现最为突出,蒙元时期,也以这两派的传播最广,势力最盛。究其原因,与两派法主的积极态度和睿智决策有关,前已述及,蒙哥汗时,噶玛拔希曾赴哈剌和林传教。忽必烈时为表达对八思巴的敬意,曾下令“在整个吐蕃地方只准修习萨迦派教法,不准修习其他教法”但八思巴认为,“无论如何也要让各派修习自己的教法”,这一善政不仅为吐蕃其他各派的发展争取了空间,也赢得了元朝皇室的尊重。是以,元朝末年,尽管噶举派得势,但元帝仍以萨迦高僧为帝师。恩格斯曾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蒙元时期,藏传佛教以其独有的特性和神秘力量,在各派法主睿智的传授下,进入蒙古皇室,并被接受、供养,使得蒙元帝国的宗教政策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即从“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到“尊西僧为帝师”。从此,藏传佛教流入中国汉地,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编:顾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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