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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对藏传佛教的禁绝和整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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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2-02-09 15:25:00

  三、严禁喇嘛游方他地或久居京师

  游方本是佛教所倡行的传统梵修方式之一,但唐宋以来,历朝政府多有禁止僧人游方的规定,析其原因,大多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如宋辽对峙时期,北宋政府曾严禁僧人云游到五台山;而宋金对峙期间,南宋政府又禁止僧人随意出入利州路和夔州路。显然这种规定是从军事上考虑的,即担心敌方奸细混迹云游僧中而进入重要军事设防区,刺探军情。出于同样的目的,清政府也多次禁止喇嘛游方。

  1、禁止喇嘛在蒙古各部门或蒙藏地区间游方

  清顺治、康熙时期,蒙古地区多事,故清政府重点禁止喇嘛在蒙古各部之间或者在蒙藏地区间游方,以期杜绝蒙古王公间或蒙藏上层分子间私相往来,暗通信息的可能。顺治四年(1647)谕令:“喇嘛不许私自游方,有游方者,著发回原藉”。[13]又订令:“游方之徒,不得擅留,违者治罪。”[14]顺治十七年(1660)题准:“归化城喇嘛有事往额鲁特、喀尔喀地方者,均令具题请往,都统不时稽查,毋许妄为。额鲁特、喀尔喀往来人、格隆班第等亦不许擅留,违者治罪。”[15]康熙前期,又多次发出禁令,规定“唐古特喇嘛徒众非奉旨不许私来”。“外番蒙古地方,除册籍有名之喇嘛外,其游牧之喇嘛班第,皆令驱逐,倘不行驱逐或隐匿容留及将各该属农奴私为班第者,事发,王、贝勒、贝子、公、札克台吉等各罚俸一年,无俸之台吉罚马五十匹入官,仍革职。”[16]

  如果说,上引皇帝的仅文中还有某些隐讳之语,没有将禁止游方的目的的说明白的话,那么康熙时曾官任将军的郎谈的话就直率坦诚了,他上折子说:“窃查边内非蒙古所居之处,寨口非剌麻任意来往之所……臣意欲严令诸隘口官吏,不得令敕麻任意出入,俾内地消息泄于边外蒙古。”

  清政府又以严厉的手段,打击那些犯禁进入蒙古地区的云游喇嘛。乾隆五十七年(1792),有噶勒丹锡哷呼图克图的弟子额尔德尼达赉等赴科布多各部落旗下化缘,被当地军政官员伍弥乌逊拘留,并将主要人犯解送北京,乾隆派王子等会同军机大臣审讯得知,此事竟系噶勒丹锡哷所使。乾隆帝为此发出禁令: “朕现在保护黄教,清理喇嘛一切弊端……,若不严行办理,断难整饬”,遂将噶勒丹锡哷所任札萨克达喇嘛一职革去,又以噶勒丹锡哷呼图克图“年少不谙事务” 为辞给予以开脱,将责任全推到商卓特巴札萨克罗卜藏丹身上,结果将罗卜藏丹剥黄发往江宁服苦役,其押在科布多的喇嘛全部解送刑部,给予严惩。乾隆还因此向蒙古藏的地方官方发出警告:“此案伍弥乌逊若苟且完事,不行具奏,朕必将伊一并治罪……”。[18]并要顺便寄知驻藏办事大臣福康安、和琳、传谕达赖喇嘛、济隆呼图克图,以示清廷振励佛教、整顿喇嘛流弊的决心。谁都明白,此案若仅是一桩化缘事,那绝不会惊动皇帝的大驾,动员那么多官员查处此事,显然这里面有更深刻的政治因素。

  乾雍时期,是青藏地区的多事之秋,清政府又重点禁止喇嘛在蒙藏地区间游方。对那些由北口蒙古各总部到西藏游方的喇嘛,制订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议准:“嗣后凡遇蒙古王公等延请喇嘛者,令西宁办事大臣行文赴藏,再由驻藏大臣给予执照,并咨明西宁办事大臣,庶彼此各有关会,来往时日,皆可按照而稽,永杜私相往来之弊。”[19]道光四年(1824)奏定:“青海地方凡是有北口各部落蒙喇嘛赴藏熬茶,十人以上仍留原处请票,十人以下无票出口者,由西宁何处营卡行走,即责令该营卡官弁,查验人畜包物数目,报明青海衙门,复给执照,将票缴销。回时由驻藏大臣发给路票,在青海衙门查销。”[20]又规定:凡五台山等地喇嘛前往普陀山进香者,由该地“督抚咨明理藩院,转咨兵部给发路引,仍令该管督抚咨浙江省,饬令守口员弁查难放行。回棹后,守口员弁验明人数放进,呈报浙江巡抚,于年终将出入人数造具清册,分送兵部并理藩院,以凭查复。如出口人数与部发路引不符,守口员弁照盘查不实例议处”。[21]

  2、禁止喇嘛随意来京或滞留不返

  时代后期,许多藏区的喇嘛出于凯觎朝贡所得赏赐的丰厚或京师的繁华,随意来京并长期滞留不返,他们勾结官府,串联阉宦,生出了许多弊端。针对明代的流弊,清政府对喇嘛来京事进行了整顿,规定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归化城、察哈尔、阿拉善及喀尔喀的达喇嘛,除哲布尊丹巴不列年班外,其余均分编为六班,依年轮流,每年一班,于十一月中旬来京朝贡,并于次年正月十五日宴毕后,由理藩院代奏,令其各归游牧处所,在京逗留时间不得超过60天。甘肃岷州等地喇嘛分编为四班入京;甘肃庄浪卫红山堡报恩寺喇嘛,可五年来京一次;西藏喇嘛非奉旨不许辄来,达赖、班禅可每年遣使一次;驻京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坐床后若需要来京者,得由理藩院代奏后方可成行。这一套规定,把喇嘛来京及居京的班次时日,条理得清清楚楚,避免了许多混乱。

  3、禁止喇嘛游乡串户或止宿民家

  清政府针对元明以来,个别喇嘛借端游乡串户、止宿民宅而引起的种种破戒违法事端,多次下令,整饬戒规,禁止喇嘛游乡串户、止宿民宅。早在天聪七年(1633)就定令:盛京居民“有请念梵经治病者,家主治罪”。[22]顺治十四年(1657)题准:“格隆、班第等如为人治病,必告知达喇嘛,限定日期,方许前往。若有私住违限,并擅宿人家、或借端留妇女于寺庙者,皆依律治罪”。可能因为喇嘛游乡串户,擅宿民家现象禁而未绝,雍正三年(1725)又再次谕令: “洮岷地方喇嘛以治病禳灾为名,诓骗蒙古,即令札萨克严禁,如果治病有益,分别保留,其余一概逐回原籍。嗣后有隐藏者,发觉,将札萨克等一并议处”。道光十九年(1840)又重申,内外蒙古各部所属喇嘛“如遇治病念经前往他处以及朝贡,除报明该管喇嘛外,并报明该管札萨克,方准行走。”[23]雍正、道光朝的令文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督责各蒙古旗札萨克,要其切实负责,加大处罚游乡串户喇嘛的力度,以期达到禁绝这种现象的目的。

  除以上规定外,清廷还有一些禁约条令,如规定喇嘛宿于无夫之妇人家,无论是否犯奸,均剥黄、鞭一百,勒令还俗。寺院房舍容留妇女行走者,大喇嘛要罚二九牲畜,德木齐罚一九牲畜。喇嘛容留犯罪盗贼者,与犯人一律科罪。驻京喇嘛奏使赴西藏,回京之日不得携带彼处喇嘛来京;处寺造升之大喇嘛,不许将徒众带赴新任,违者从重治罪。

 

(责编:顾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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